清朝的兴起与衰落16 世纪末的东北大地，女真部落的统一进程悄然加速彼时分散的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落集团间战乱频发，建州部落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先通过联姻联合邻近小部落，再以武力征服较强对手，逐步将分散势力聚合一套以军事组织为核心的制度随之创立，这便是后来支撑王朝扩张的八旗制度最初仅有黄、白、红、蓝四旗，旗色源自部落狩猎时的标识，1615 年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形成满洲八旗，旗内成员按血缘与战功划分等级，1635 年与 1642 年又陆续纳入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合为二十四旗体系，汉八旗多由归降的明军将士与辽东汉民组成，负责火器制造与城池守卫基层以 “牛录” 为单位，从最初十人设一牛录发展到三百人一牛录，每个牛录配备三十副铠甲、六十匹战马，兼具户口管理、军事编制与生产组织功能，春季耕种、秋季狩猎、战时出征，各级首领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军事统帅，通过围猎训练提升军队协同作战能力部落首领在整合内部力量过程中，曾遭遇部落长老的权力挑战，通过推行军功赏罚制度，将土地与奴隶赏赐给有功者，逐步确立权威，期间经历多次权力调整与矛盾化解，为政权建立扫清障碍萨尔浒之战中，采取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逐个击破明军四路大军，胜利改变了与中原王朝的力量对比，此后逐步占据辽东地区，开始对汉地的初步治理。
在辽东推行的计丁授田政策，将土地按丁分配给旗人与归附汉民，每丁分得六垧土地，其中五垧种粮、一垧种棉，试图调和民族矛盾与资源分配，但旗民可优先挑选肥沃土地，汉民多分得贫瘠地块，且需为旗人承担徭役，引发汉民不满，部分汉民逃亡至朝鲜或中原，土地兼并现象初现，有的旗人将领通过强占或低价收购扩大田产，这些早期治理实践为后续入主中原积累了经验疆域的持续拓展与治理的深化，推动王朝进入鼎盛阶段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统一蒙古、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区域，平定准噶尔叛乱时，采用分化瓦解与军事打击结合的策略，历经三代君主持续用兵，最终将新疆纳入版图；收复台湾后，设立府县管辖，派驻军队驻守，防止外敌入侵对边疆采取差异化治理策略，在西藏实行金瓶掣签制度规范宗教领袖传承，由中央官员监督抽签过程，确保转世灵童认定符合中央意图；在蒙古推行盟旗制度划分游牧区域，将蒙古各部划分为多个盟旗，限制各部跨区域迁徙，防止势力联合，皆强化了中央管控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设立专门机构处理军政要务，军机处的设立简化了决策流程，大臣直接秉承皇帝旨意草拟政令，避免了六部推诿，提升行政效率经济方面，垦荒政策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官府为垦荒农民提供种子与农具，免税三年，使耕地从六亿亩增至十亿余亩，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丘陵与山地多被开垦为农田；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在南北各地推广，西南山区因地形崎岖不适宜种植水稻，玉米凭借耐旱耐贫瘠的特性成为主要粮食作物，丘陵地带则大量种植甘薯，实现粮食增产。
配合摊丁入亩等赋税改革，取消按人头征税的制度，改为按土地亩数征税，减轻无地农民负担，人口从七千万增长至三亿手工业随之复苏，江宁、苏州等地丝织业规模扩大，织机可达三万余张，形成染色、织造、整理的完整分工，江宁织造局专门为皇室生产绸缎，所产云锦图案繁复、工艺精湛，苏州织户多生产民间所需的绫罗绸缎，通过运河销往各地，运河沿岸的扬州、济宁等城市成为丝绸中转枢纽商业市镇在南北兴起，江南的苏州、松江以丝绸贸易为主，镇上遍布绸缎庄与染坊，北方的天津、临清侧重粮棉转运，粮食从山东、河南运往北京，棉花从河北运往江南；白银流通量较明末增长数倍，除国内商业交易外，海外贸易带来的白银持续流入，广州作为主要通商口岸，每年有数十万两白银通过茶叶、瓷器出口进入国内国库存银常年保持六七千万两，最高达八千余万两，多次蠲免全国农业钱粮累计近三亿两白银，遇灾荒年份还会临时减免赋税但盛世下危机滋生，人口增速超过粮食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从康乾之际的近千斤回落至中期的六百斤左右，部分地区出现粮价上涨；官僚体系的惰性与腐败也在悄然蔓延，有的官员任职多年未提出任何新政建议，仅按旧例处理事务，地方官员与富商勾结谋取私利的现象逐渐增多吏治的败坏与行政效率的低下，成为王朝衰败的开端。
乾隆后期官场奢侈腐败之风已现，地方官员借朝贡之机向皇帝进献珍宝，为筹备贡品大肆搜刮百姓，南巡时沿途官员修建行宫、铺设御道，耗费大量民力财力，即便后续有整顿惩处，查处的贪官仅为少数，腐败根基仍未铲除官僚机构臃肿，京官中六部官员重叠，同一事务需多部门协同，常因权责不清推诿扯皮；地方官员苟且塞责，州县上报的赈灾文书需经府、省多层转递，常拖延数月才获批复，导致救灾延误地方督抚对政务废弛习以为常，部分官员上任后沉迷享乐，整日与文人饮酒赋诗，上任数年未踏遍辖区，对下辖州县的民生疾苦一无所知，治理能力持续下滑经济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江南地区官僚地主通过 “典卖”“投献” 等方式集中耕地，“典卖” 即农民因贫困将土地典当给地主，到期无力赎回便失去土地；“投献” 即农民将土地挂靠在官员名下，躲避赋税，实则土地所有权归官员所有，有的州县半数以上土地落入少数人手中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沦为流民，或涌入城市做佣工，在苏州、杭州等城市，大量流民从事搬运、纺织等临时工工作，收入微薄难以糊口；或逃往边疆开垦荒地，四川、陕西、甘肃的山区成为流民聚集地，人地矛盾愈发尖锐国家财政因官员贪污与土地兼并导致的税基缩减陷入匮乏，官员贪污方式多样，有的虚报军费冒领银两，有的克扣赈灾款中饱私囊；军费、河工等开支却不断增加，平定民间起义需耗费大量军费，黄河每年修防经费从百万两增至三百余万两，由于河道官员偷工减料，堤坝质量低劣，仍频繁决堤，每次决堤后又需追加经费修缮，国库储备逐渐空虚。
社会矛盾随之激化，民间起义接连爆发，起义军多由流民与破产农民组成，虽装备简陋但熟悉地形，即便被镇压也难以根除动荡根源，这些迹象都预示着王朝的下行轨迹军事力量的腐化与战斗力的丧失，暴露了统治的虚弱曾经所向披靡的八旗劲旅，在长期和平环境中军纪涣散，训练废弛，京营八旗士兵每月仅训练数次，训练时敷衍了事，甚至出现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窘境，有的士兵连弓都拉不开驻防八旗同样衰败，许多旗人沉迷戏曲、赌博，将朝廷发放的俸禄用于看戏、赌钱，将军械典当换钱，有的旗人甚至把盔甲卖给废品商贩，营房沦为杂院，士兵在营中搭建棚屋出租，收取租金补贴家用绿营兵数额虽达六十余万，却普遍存在吃空饷现象，有的营队实际人数仅为编制的七成，空额部分的俸禄被将领私吞，实际操练人数不足半数，装备仍以鸟枪、刀矛为主，鸟枪射程短、精度低，难以对抗西方列强的火器，难以承担防御职责军事体系的衰败不仅体现在训练与装备上，更在于军心士气的低落与指挥体系的低效，将领多出身勋贵，凭借家族背景获得职位，缺乏实战经验，作战时不懂战术指挥，仅靠士兵冲锋此时鸦片开始大量流入，十九世纪初每年进口量已超四千箱，鸦片从广州、厦门等通商口岸进入，再通过走私网络运往内地，不仅损害民众身心健康，长期吸食者身体消瘦、精神萎靡，丧失劳动能力，更导致白银持续外流，每年流失数百万两，银价不断上涨，原本一两白银可兑换一千文铜钱，逐渐涨至一千五六百文，农民缴纳赋税需将铜钱兑换成白银，负担加重，进一步加剧财政危机。
社会风气也随之败坏，沿海州县烟馆遍布，广州城内烟馆达数百家，甚至军队中士兵吸食鸦片成风，有的军营中半数士兵有吸食习惯，军事与社会层面的双重困境，让王朝在面对外部挑战时缺乏足够的抵御能力外部势力的入侵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撕开了封闭的国门西方列强在工业革命后实力大增，纺织机、蒸汽机的应用使其商品成本大幅降低，英国的纺织厂借助蒸汽机生产，效率较手工纺织提升数十倍，对东方市场的需求日益强烈，而王朝仍固守传统认知，认为自身物产丰富无需与外国贸易，将对外贸易限制在广州一口，由十三行垄断战争爆发后，清军在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水师战船多为木质结构，吨位小、航速慢，难以抵御英国军舰的炮弹轰击，虎门炮台虽配备大炮，但炮弹多为实心弹，威力有限，最终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该条约使得香港岛被割占，成为英国在远东的据点；关税主权受损，需按值百抽五的标准征收关税，无法自主调整税率保护本国产业；还需赔偿两千一百万银元，分四年付清此后列强接踵而至，通过多次战争迫使王朝签订更多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牛庄、汉口等十余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甲午战争后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赔偿两亿两白银；八国联军侵华后，赔偿四点五亿两白银，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
先后开放数十个通商口岸，允许列强在华设立租界、开采矿山、修筑铁路，租界内实行外国法律，成为 “国中之国”；列强通过修筑铁路控制沿线经济，开采矿山掠夺资源这些条款不仅践踏了王朝主权，更让西方商品大量涌入，仅洋布进口量就从十九世纪中期的每年数十万匹增至末期的数千万匹，洋布价格低廉、质地均匀，深受民众喜爱，挤占了土布市场，江南地区的土布织户纷纷破产，王朝统治面临更严峻的考验经济基础的动摇与民生的困顿，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传统自然经济在内外冲击下逐渐解体，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手工业因西方商品涌入遭受沉重打击，江宁、苏州的丝织业织机数量从三万余张缩减至不足万张，许多织户因无力竞争而破产，苏州曾经繁华的织机巷，半数以上织户关闭作坊，转而从事搬运、小贩等生计农业生产虽仍占主导，但耕地增长乏力，每年新增耕地不足百万亩，而人口持续增长，人均粮食产量不断下降，部分地区出现粮食短缺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粮价大幅攀升，1895 年的大米价格比 1875 年涨了 50%，江南地区大米每石从两千文涨至三千文，山区农家近半数粮食需从市场购买，有的家庭只能以杂粮、野菜充饥地方官员对民生问题漠视，救灾体系低效，黄河决堤或旱灾发生时，朝廷下拨的赈灾粮经地方官员、胥吏层层克扣后所剩无几，1877 年北方大旱，朝廷下拨的赈灾银被各级官员截留近半，灾区饿殍遍野，大量民众流离失所，流民从灾区向南方迁徙，沿途乞讨，有的因饥饿、疾病死亡。
民间工商业在多重压迫下艰难生存，厘金关卡遍布全国，从上海到武汉的长江沿岸，设有数十个厘金局，商人运输货物需缴纳多次税费，每过一个关卡缴纳一次，货物成本大幅增加，无法形成新的经济力量支撑社会转型经济的持续衰退让民众对统治的不满日益加深，民间秘密会社兴起，通过互助形式团结民众，社会秩序的稳定难以维系制度的僵化与改革的乏力，无法逆转衰败的趋势封建专制体系已运转数千年，此时弊端尽显，六部职能重叠，吏部管官员任免、兵部管军事，但官员军功评定需两部协同，常因标准不一产生矛盾；决策需经多层审批，从地方州县到中央皇帝，一份奏折需经过十余个部门流转，效率低下官僚体系的惰性与利益固化使得任何改革都举步维艰，后期推行的新政试图弥补制度缺陷，军事上编练新军采用西式训练，按照德国陆军编制，每镇一万二千余人，配备步枪、火炮等西式武器，在天津、武汉等地设立武备学堂培养军官；经济上奖励实业创办工厂，设立商部鼓励商人投资，颁布《公司律》保护企业权益；教育上废除科举设立学堂，分为小学堂、中学堂、大学堂，开设数学、物理、外语等课程，但改革措施多流于表面新军军费被地方督抚截留，有的督抚将新军军费用于修建衙门、购买奢侈品，导致新军装备不足；工厂因缺乏技术与资金难以运转，许多工厂依赖外国技术人员，核心设备需从国外进口，成本高昂；学堂数量虽增却师资匮乏，许多教师仅略懂新知识，教学质量低下。
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让改革成效大打折扣，守旧官员反对废除科举，认为科举是选拔人才的根本，废除会动摇礼教根基，有的官员上奏称 “科举废则士心散”；商人则因厘金未废不愿扩大生产，多次请求废除厘金未果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失衡加剧，地方督抚掌控军权与财权，各省新军由督抚管辖，财政收入多留作地方开支，对中央政令阳奉阴违，中央要求各省上缴财政盈余，督抚以 “地方需办新政” 为由拒绝，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持续减弱制度层面的积重难返，让王朝失去了自我革新的机会内忧外患的叠加与统治根基的瓦解，最终导致王朝终结内部起义浪潮此起彼伏，从西南山区到中原腹地，起义军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