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欧阳修散文语言风格的比较摘 要：范仲淹欧阳修身世遭遇相似，政治上文学上有着紧密的联系，范重道、欧重文，二人的个性气质影响着散文的创作风格，本文着力探求范欧为文的异同以及原因通过论说类文章来研究二人语言风格的“异”；通过赋文体裁来探求二人散文语言的“异中有同，同中存异”论说文以政论文为主，将范仲淹“长剑出鞘”的语风和欧阳修“暗波汹涌”的语风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论述论说文风格产生的原因分析赋文的语言艺术,阐释范欧古赋的异同之处范欧散文具有节奏感富有音乐美，以赋化记体散文《岳阳楼记》与《醉翁亭记》为例，探讨文章节奏音韵的特点最后，与欧文的美学特征“六一风神”比较，归纳出范仲淹散文的语言特色关键词 身世与个性气质；论说和赋记文；语言风格；音乐美一 引言范仲淹生于公元989年，卒于1052年，字希文，今江苏省苏州人襁褓中其父范墉不幸逝世，其母谢氏贫而无依，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朱户，范仲淹改姓名朱说，直到1017年，任集庆军节度推官，才恢复本名姓范仲淹少时学习十分刻苦，当官后以正直敢言而闻名天下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今山西人生于1007年，卒于1072年欧阳修可以说是自学成材的典范，他四岁丧父，在母亲的教诲下刻苦自学，又加天资聪颖，1028年作《上胥学士偃启》，以此为挚，赴汉阳拜谒知军、著名翰林学生胥偃，获得赏识，被留置门下。
次年，参加国子监考试，名获第一，从此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范欧的身世遭遇颇为相似，同样自幼丧父、寄人篱下，后勤奋好学、发奋图强，三十岁前登进士第，并同朝为官，师友相兼、志同道合，共同倡导并主持了北宋中叶的政治文学革新运动二 范仲淹与欧阳修的联系（一）战友、难友、文友的关系范仲淹比欧阳修大18岁，二人却是忘年之交，他们政见一致，在政治斗争中是同志，战友；在个人生活中，彼此欣赏，又是一对好朋友范仲淹政治生涯几经沉浮，受到排挤压迫陷害的时候，欧阳修数次为其仗义疏言，打抱不平1033年，范仲淹被贬睦州知州数年后，回朝廷任吏部员外郎此时执政的是吕夷简，此人为相多年，用人唯亲，吏制败坏正直敢言的范仲淹作了一张《百官图》图表呈奏仁宗，因而得罪了吕夷简后又因契丹威胁，宋廷讨论迁都之事意见不和，彻底得罪当朝宰相被攻击私结朋党，离间君臣，越职言事，贬为饶州知州事发后，身为左司谏的高若讷落井下石，加以诋毁欧阳修写下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怒斥其为“君子之贼”，讽刺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时年29岁的欧阳修因此被加上朋党的罪名，贬为峡州夷陵令1045年，范仲淹自请外任，被罢免相位，新法被废止这时，欧阳修慨言上书，为范仲淹、为新法讨说法，触怒了当局者，被借故下狱，接着贬为滁州知州。
次年，年仅40岁的欧阳修写下了天下闻名的《醉翁亭记》范仲淹与欧阳修的交情至厚，还体现在文章的心有灵犀上他们有共同的思想和经历，同年遭贬，远离京城，同一年分别写下了《岳阳楼记》和《醉翁亭记》两篇著名的散文两篇文章风格迥异，思想却不无相通之处欧阳修被贬后，心情不免郁闷，而在《醉翁亭记》中，却写得其乐融融，仿佛毫无痛苦，但它与《岳阳楼记》在精神深处有一致的地方，虽然《岳阳楼记》主要写忧，《醉翁亭记》通篇写乐，在这里却有一个相同的出发点——范仲淹为民而忧，欧阳修因民而乐范仲淹和欧阳修在为官从政的几十年的生涯中，既是同事又是战友，既是文友又是一对不折不扣的难友二）“为人”与“为文”的联系范仲淹与欧阳修同是兼有政治家和文学家的身份，其文学创作活动也与他们的政治活动紧密相连，即使一些颇具文学性的题材也隐隐贯穿着他们作为政治家的某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感情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中都体现着一种豪壮之气，展现出一种开阔的胸怀，创作的总体面貌是十分接近的范仲淹梗直忠正，政治方面的成就很高，而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更为丰富，成就更高，在政治家文学家的角色中，欧阳修更偏于后者范仲淹深受儒家传统的影响，“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 转引自苏虹.范仲淹与欧阳修的人格与个性的比较[J].百家争鸣.2005.1：112.，他的政治追求和人生价值取向明显地带有儒家思想的烙印，细品《岳阳楼记》，范仲淹在文中所表现出的并不仅仅是对滕子京的规劝，更多的是他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价值取向和政治抱负的剖白。
[1]相比之下，欧阳修虽也受到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但他的身上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文士之气他少有异才，才思敏捷，天赋异禀，既有李白的潇洒倜傥，又有王维的闲淡飘逸早年在洛阳出任西京留守推官时，他与梅尧臣、尹沫等人常在一起，还模仿白居易的“香山九老图”，彼此谑称“八老”，而自称“达老”， 转引自刘德清.欧阳修论稿[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70.显示出他疏旷倜傥、自由轻逸的文人个性[2]文艺心理学认为：任何一篇文艺作品总是在背后含蕴着创作者的个 性、经历、心态等等，亦即“文如其人”范仲淹与欧阳修在人格气质上不乏相同之处：身世遭遇相似，他们都拥有着勇敢坚毅、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正是经历过三餐不继、生若浮萍的岁月，所以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同情宽容博爱的高贵品质在政事上，欧阳修跟范仲淹一样，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精神，一生屡次遭贬，都未能改变他们勤政宽简爱民之心从百姓的利益着眼，为天下万民着想——这是也是他们性格中最重要的共同点——正气[3]范、欧二人虽然在政治追求和人格追求上具有相似性，但是二人的个性却更有显著的不同欧阳修自小受母亲影响甚大，他自幼丧父，从小由母亲抚养教导，使得欧阳修养成了宽容细致的个性。
现代发生学认为：人童年时期所受的影响，势必影响这个人一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欧阳修受其母亲的影响之大，使他的一生在很多方面都带有女性温柔、体贴、多情的性格特征这些主要因素养成了欧阳修个性中既有范伸淹个性中的阳刚之气，又有着范仲淹个性中所缺乏的女性阴柔，这在欧阳修的文学创作中有很明显的表现范伸淹虽然同样幼年失父，但母亲改嫁长山朱氏，对他打击很大，在懂事之后即“感泣而去”，故而受母亲影响较少；加上后来的军旅生涯，环境的影响也使得范仲淹个性中以阳刚的成分居多据《宋史范仲淹传》，范仲淹少有决断，肯于吃苦，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雷厉风行的作风这种个性按照个性心理学的解释属于开放型的个性，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心理学而言，他属于外向型以多血质为主的人，性格率直，情感强烈这种个性特点，在他的一些词作中有所表现，如《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境界壮阔、情感悲壮率真，又如《苏幕遮碧云天》一词，虽然风格带有婉约词的特点，但是词中的情感指向明确而又强烈，婉约的抒情方式掩抑不住其豪放劲健之风力这种文如其人的特点，在《岳阳楼记》中更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作者笔下的岳阳楼成为他理想、胸襟和情感的物质载体。
此外，作品境界的雄浑壮阔，抒情的明朗直率，语言的劲健简练，节奏的明快顺畅等，无一不洋溢着属于范仲淹的 “ 这一个”（语出黑格尔，意为“典型性”）的性格特征[4]（三）文体的亲疏虽然范仲淹和欧阳修创作的文体大体一致，但由于兴趣的原因，以及功能效用和实用价值的不同，不同文体在他们笔下也各有“亲疏”附表1.1：论说类记叙类书简类序跋类赠序类赋记类奏议诏册墓志铭欧阳修89396504701624800270范仲淹212914033273824050从附表1.1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范仲淹倾向于论说类，书简类和奏议诏册类实用性较强、在政治活动中常需要被用到的文体；而欧阳修作为朝臣，不可避免地创作了大量的奏议诏册类文章，但除此之外，他的作品总量多，序跋类、墓志铭类颇具文学性的文体也有大量创作，记叙类、赋记类虽数量不多，但是却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如《醉翁亭记》《秋声赋》等前文已经说过，范欧作品渗透着着他们作为政治家的某些思想观点和情绪感情，例如，赋记文虽颇具文学性，但作家在创作中却灌注了他们的许多政治思想和现实情感这在范仲淹的古赋和记体文中表现得都较为明显如《明堂赋》《秋香亭赋》《灵乌赋》等，有的借景物寄托自己的政治观点，也有的为动物作赋借以象征和讽喻，抒发自己的政治情感。
此外《岳阳搂记》《清白堂记》《眉寿堂记》等记体文无一例外地都有这种特点但是，欧阳修作品中这种痕迹就要浅得多了三 范欧语言风格特点的异同上文已经论述了作家的个性气质决定作家的创作以及作品风格，然而任何作品都应以文体和语言为基础，文章风格首先须建构在语言之上所以笔者对范仲淹和欧阳修文章风格异同的比较，最重要的是对范欧散文语言风格的探讨一）论说文体的语言风格范、欧二人身为朝堂重臣，所作最多的莫过于表章奏议这些带有议论性质的文章议”和“论”的特色也贯穿于他们的其他体裁的文章中，比如记叙类虽以记为名，但纯粹的记类文章也不多，以山水游记为例，山水的描写，并非重点，只是作为媒介物，由此生发议论，引出抒情，强烈表现作者的自我形象，具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这也说明，论说文是他们创作中极富特点的文类，论说文类大致包括：政论、史论、策论、哲论等等此外，一些序跋、赠序、书简，细加评析，也可以算是论说文类；奏议诏册可勉强归为论说文对于范欧而言最主要的是政论文[5]1、范仲淹“长剑出鞘”的论说语风明人马中锡认为范仲淹“雄词迈气”“不类南宋人文字”确实纵观范文，一股豪迈梗概之气充斥其中范仲淹文气之凌厉源于他长久以来的激愤之气，他的批驳毫不留情，他的劝谏情辞恳切、切中肯綮，他的论说有理有据、文思缜密。
⑴大胆倡言、批驳毫不留情范仲淹有正气，他明知“巧言者，无犯而易进；直言者，有犯而难立”，却仍然 “不择利害以为趋舍，不遵易进之途，而居难立之地，欲倾臣节以报国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节，感激而发，万死无恨”转引自苏廖国.论范仲淹论辩的锐气和艺术[J].苏州大学学报.1994.2：63. 宋仁宗初即位时年纪尚幼，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成年，她仍不还政于仁宗，范仲淹屡谏刘太后，要求还政，作有《乞太后还政疏》：“陛下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天圣七年（1029），刘太后要仁宗皇帝率百官向她祝寿，对此，一般臣僚摄于太后威势，敢怒而不敢论，而范仲淹上疏太后，犯言直谏，指出：“天资有事亲之通，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 [5]这两段文字犀利直白，毫无虚与委蛇之迹从“道”“礼”等传统方面陈述千百年来的皇家礼仪制度，力言此举“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且“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这番毫不留情又言之在理的劝谏震动朝野，也开罪了太后，虽因此获罪，但却因其大胆进谏的勇气，开创和引领了宋代大胆倡言的风气。
[6]徐琰在《文正范公祠记》中称范仲淹“谏则必黜，黜则必谏，陈善闭邪，宁以身蹈不测而不悔”转引自苏廖国.论范仲淹论辩的锐气和艺术[J].苏州大学学报.1994.2：64.，如此敢论敢辩，以论当剑，挥斩不公不平的勇气和胆量，古今又有几人能及？我们仿佛看到一位铁骨铮铮的大臣，站在朝堂上，慷慨陈辞，并不因为对方是当今太后而有半点退缩畏惧之心！⑵劝谏情辞恳切、切中肯綮明道二年（1033），时任右司谏的范仲淹听说仁宗欲废郭后，与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率台谏官员十余人上谏，认为皇后不可废，不仅从人性的角度指出，“不宜以过失轻废之”，还帮助皇帝设想最明智的处理办法是，“置之别馆，择嫔妃老者劝道之，俟其悔而复宫”，不难看出其情之诚、其言之切![5]天圣四年（1026），范仲淹观天下事，弊端丛生，忧心如焚服丧期间仍坚持上书，称：“盖闻患孝者，天下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