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论下的政治公共空间——去规范性的本体论视角王健法学院2010级文科强化班邵晶1011422005内容提要本文以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中的个体论为切入点，首先从概念上对与个体参政的相关概念进行阐释，以明确在论证网络环境下的公共空间时所需关注的要素；其次，通过现象类比的方式描述网络空间中的问政行为及其体现出的问题，同时论证问题存在的根源；最后，作者意欲在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中探寻基于网络平台而产生“第三领域”的可能，并对在第三领域中个体行为的模式进行预设关键词汉娜阿伦特本体论自由行动网络政治公共空间引言在罗尔斯、哈贝马斯等现代自由主义学者的著述中，政治及其公共性存于社会整体的制度构建以及系统的框架内涵中，但网络这个新兴大众传媒却在不断试图打破这种制度性的论述在网络中发生的民意骚乱、网络暴力是市民社会中的规则所无法彻底规制的，而国家的触手被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概念牢牢攫住，规则的力量在网络环境中被弱化，但网络这个平台本身对于公共政治的外延发展却有其重大的存在价值：网络超越空间与时间的性质使得马克思韦伯所指称的大众化的民主参与成为可能那么，问题就在于，在规则、系统失效或者将弱化的规范排除使用时，何以在网络中保全政治的公共性？本文通过对汉娜阿伦特本体论的解析，试图将与公共性有关的概念回归到人类个体本身进行解释，在这里，考虑到阿伦特对于雅典城邦的关注，在概念的释义过程中往往会不断地溯及城邦历史中有关的现象和解释。
接下来，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这个语词的合理外延中创设“政治公共空间”的概念，并从而构建一整套与人的自由与行动相关的政治哲学体系，最终在这个体系内实现政治的公共性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试图论证：在国家与社会二元结构之中存在一个“价值中立领域”，个体能够在其中实现创造性的政治行动而个体在此领域中行动与价值的明确，将为寻找群体价值约束、达成发展政治民族所需的最终共识提供借鉴意义在文章的最终，望能证呈，人民对于公共性的政治期待本就可以不仅仅是形式的、规则的公共秩序，更根本的是实质性价值的公共分享和责任分担一、政治公共空间的实践性概念（一）来自雅典城邦的政治公共空间1.关于溯及之意义如乔治萨拜因所说：“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回顾雅典黄金时代，或称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而正是这个黄金时代被人们正确地视为是欧洲文明——或者像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西方文明——的开端古希腊城邦是西方公共生活的典型代表，是一种极具政治意义的人类活动无数先哲在探讨古希腊城邦的历史现象及政治意义时皆有以上喟叹，但此处必须要论明的是，讨论现代性语境下的公共空间是否需要重提如此久远的标准？它有什么特别之处？不言自明的是，城邦及其产生条件在现代世界是不可复制的，城邦并不能够在经验上提供关于实际或可能的政治体制或有组织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假设，提出“城邦”的概念也并非是提供相似物而产生刺激想象的启发性手段。
回归城邦，一方面在于借助城邦的制度化存在，建立关于“公共领域”、“公共空间”、“自由”的概念，并以之为标准来理解现代性下的政治公共空间；另一方面则在于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在希腊人看来，人类这种政治动物的政治组织能力，要依靠、同时反过来又影响着实践与理论、行动与演说等独特的人类品质诚然，阐明回溯城邦的理由不仅在于保持写作的理性，亦在于使读者在阅读时存有体系性的理解2.关于城邦中的政治公共空间在阿伦特看来，政治公共空间是存在的戏剧的发生地点，它的舞台是“彼此的利益”，这是一个“现世的空间”，在分离个体的同时又将他们联合起来在希腊人看来，这是人类言论、行动的品质得到充分尊重的必要条件在希腊城邦中，政治的空间是独立一体的一方面，城邦空间不是在无限的物理世界中的一个片段，而是一个“界限”，通过这个“界限”，个人从他维持生计的劳动、家庭事务与日常生活中分离出来，进入一个共同生活的区间，而政治就是在“空间”中人的活动，在空间之外，无政治可言另一方面，城邦下的政治公共空间具有内化的规则在空间之中，权力分布均匀，因而利益的概念被稀释，韦伯提出的需求多元化所产生的社会离心力倾向毫不存在，国家亦无需干预建立中和的秩序；同时，空间中的主体以共同信仰构造精神层面的同一性、规则性和平等性，无形中引导他们理性、守则地表达对于公共事物的关心。
3.关于现代的政治公共空间在本体论的语境下，城邦体制中独立的政治空间对于探知人类价值是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的，但这种独立一体的存在又具有一定的时期性，它仅仅能够维持于经济发展相当缓慢、社会尚未分殊化的社会中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中，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需求和利益的多元化，无形中导致现代政治处于一种艰难的困境，即很难将多元分散的社会利益凝聚为民族整体的政治意志和政治向心力；权力在无限扩展的全球性空间里却被高度集中地控制，反过来又影响着市民对于政治的心理态度：要么成为权力者，要么唾弃权力者因而，独立政治公共空间存在的条件被永久性地损毁，但参政者仍然希望寻求一个表达的出口，因而政治公共空间只能在国家和社会的共同支撑下寻找一个中立性的地位，这种地位的核心即在于“价值中立”，关于这点这将在下文有详细的论述二）政治公共空间中的概念标准在重新思考政治本质时，阿伦特追溯到希腊人那里，对“自由”、“行动”和“公共领域”作了论述，她试图借助这些标准去理解现代时期真正政治的衰落问题，并说明建立在多样性基础上、人类彻底的亲密无间的政治联合形式会是什么而在定义政治公共空间时，笔者也认为，对这些概念的详细阐释只会让读者在接近本文后面所讨论的网络中的公共空间时，更易产生立体的想象。
1.自由（1）为什么要谈自由“政治存在的理由是自由，它的经验领域是行动……人是自由的——有别于他们对自由添附的拥有——只要他们适逢其时地行动因为自由就是行动这句话可以被总结为阿伦特全部政治理论的中心思想，她认为，自由最充分的表现是在行动之中，但要使行动成为可能，个体之间的关系必须是自由的关系显然，分道于功利主义之上的自由，在这里首先论呈的是政治现象中的自由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从城邦出发的“行动的”个体，在他们的行动中显示了他们的“本领”、他们的精湛技巧和“正确地”用言语与行动感动、说服周围人的能力——这种具有展示意味的行动不需要任何外在的价值评判，它独立自生地存在，而不需被证明是有用的功利自由主义所使用的标杆——法律与道德——为人抛弃个性、遵循平庸找到了心灵的上帝但这仅仅只是序曲，在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分工的论述中，虽然劳动的分工出现在现代劳动过程的发展中是具有相当的政治起源的，但在工业社会实际组织起来的劳动过程中，它的非政治性却相当严重：当两个人把他们的劳动力合在一起时，他们的特殊性和个体性消失了而仿佛一人简言之，劳动分工者表现得每个人都是相似的、相同的并且可以互相替代而政治能力与之的最大区别却在于两个人相互合作，在公共空间中的同类面前显示自己是“谁”的独特不可替，所以劳动分工与政治能力的形成具有先天的不可调和性。
因此，基于民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妥协性，考虑到人文精神可能的丧失，一而再地重复追逐统一的规则实际上无法带来人类的进步所以，自由的概念应该回到人类本体，回到人类进行政治活动所为的行动的价值先验2）自由与意志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自由被上升为哲学层面的问题，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古代世界及其政治形式的崩溃，基督教思想家们急需要将人类被奴役的政治现状和意识的自由剥离，这本身应当是历史的但不可阻挡的是这种全新解释而产生的一种观念，即自由存在于实现其目的的意志力之中，这在奥古斯丁之后的基督教神学家的著作出现的时候，意志已经被视为自我解放的一个机关，一种能保证虽受世界奴役却不失自由的手段但在阿伦特看来，既然意志力是一种控制能力，它就是一种力量，而不是自由力量是个体的一种处于沉默状态的自然而单一的特征，因此意志没有共性特征，最乐观地看，个体意志可以通过契约统一起来；最糟糕的是，它们永远四分五裂、争斗不休将自由存于这种不安定的意志力中，这对自由的阐述是反政治的、慌张的和不确定的从现代时期的哲学理论看，虽然将自由存于意志的做法的反政治后果在古代世界是非常清楚的，但直到现代时期，人们才感受到了意志的这种的不确定性对于政治的影响。
这种感受以及对这种感受做出的回应则正如我们熟知的，比如笛卡尔及康德均在哲学上强调了自由纯粹内在、精神的性质：我们确信我们自由的状态，但我们所确信的只是一种感觉在康德的著作中这被称为基本的道德冲动实际上，这样内在化的自由有它最积极的意义，比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表明，“垂帘并规定万事万物的上帝也垂察人们按自己的意志行事的自由……正如人们为了取得和平并由此而保全自己的生命，因而制造了一个人为的人”，在霍布斯的理解中，对和平的绝对需要显然即来自于人类内化自由的认识在本文中耗虚庞杂地讨论自由与意志的关系，目的在于希望能够通过强调意志的内在化对于自由的重大意义，引导社会建构论将对外在规则的重视转移一部分到本体内化的判断上，而非在实践中让制度的自由发挥对人的代理者的作用，这种代理已经显而易见地让人变成了手段或工具，变成了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中的一份子但显然，仅仅存在的内化的自由又是不够的如果说，在马其顿的腓力与亚历山大摧毁了城邦国家时，公共生活衰败而使得希腊人感觉到威胁和孤独，最终通过关注自己个人获得拯救那么，在公共空间亟待建立而希望通过对市民社会和国家的中和而重建政治的时刻，人们应该要带着意志的自由，开始行动。
2.行动（1）“本着”自我的行动与“为了”他人的行动在上文中所描述的，在城邦中，行动的个体显示的感动、说服周围人的能力，在城邦中独立存在，它自成理由，无需“外在的”目的去确证它的价值这样，从行为逻辑学的角度，人的行动展示就表明存在着“本着”和“为了”的区别本着另外某种东西做某事，就是使这件事与某种价值标准相关而获得意义，这种价值标准的确立是即独立于所做的事情又独立于其结果的本着”与“为了”的区别在政治空间中的意义在于，“本着”自我与他人行动的，是将自我的“谁”进行了展示，因此而产生的真实感取决于展示的过程中某种人性的在场，并由他人根据自己的评价标准来对这种真实进行判断和识别而“为了”则基本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最终产生的结果与行动只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它使个体与行动之间的关系是全然外在的、技术性的和非展示性的政治本身就是关于在公共空间中的同类面前现实的活动，因而在公共空间中，他既不是不可见的、也不是沉默的，这样的完整地显示了他们是谁的行动才能在人的世界中显示了他们因此在政治空间中，真正富有自由意味的行动是“本着”自我的展示2）标准的多样性与对行动的保护根据上文的论述，行动的展示性说明政治本身需要观众，那么无论是实践亦或是形而上在这里都无法避免一个危险，那就是，观众可能对展开的事物的真正含义“抱有敌意、拒斥或者漫不经心的态度”。
而这显然将在政治公共空间中埋下一个可怕的伏笔：任何的真正的政治行动都有可能在观众的恶劣态度中丧失其继续行动的积极性显然，阿伦特考虑到了这种情形，所以，她提出了一个自由的政治行为得以施行的道德环境：即首先需要承认他人是各不相同的，政治公共空间本身需要信奉多样性这种承认是对人理性地相互作为的限制这种多样性的表现在于，以宽容的态度去面对在个体面前发生的多种多样的展示，无论这种展示在这个观众自我道德或规则的世界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观众的存在是行动实现的一个要素，但行动的实现不仅仅依赖着观众的多样性承受行动要真正成为行动，首先，必须意味着精湛的技巧，在阿伦特的叙述中，这是一种卓越的表演，因而本身就具有价值，无需依赖于那些比行动更长久、看上去独立自存的产品若要举出一个具有历史代表性的这样行动，比如《荷马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