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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读“秦七黄九”一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指宋代教坊艺人雷中庆)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 “秦七黄九”的提出，在时间和意指等方面都有其具体的针对性。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卷九书旧词后云：晁无咎云：“眉山公之词盖不更此境也。”余谓不然，宋玉初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知也。余他文未能及人，独于词，自谓不减秦七黄九。而为乡掾三年，去而复还，又三年矣，乡妓无欲余之词者，独杜氏子勤恳不已，且云得诗词满箧，家多畜纸笔墨，有暇则学书。使不如言其志，亦可喜也，乃写以遗之。古语所谓“但解闭门留我处，主人莫问是谁家
2、”者也。元符三年十一月后山居士陈师道书。据任渊后山诗注附年谱载：陈师道哲宗元祐元年（1086）在京师，二年四月以苏轼等荐充徐州州学教授，五年移颍州教授，其冬赴官，绍圣元年（1094）春罢任，二年三月丁母忧，寓曹州。此文写于元符三年（1100），则所谓“秦七黄九”提出，至迟当在哲宗元祐年间，文中有“乡妓无欲余之词者”云云，可知其词的传播主体是歌妓伶工，也就是适应歌筵赠别之作，就陈师道现存的五十馀首词来看，也是以反映这方面的内容居多，且自称当时可与“秦七黄九”并比，则称秦、黄为词手，针对的应是专指二人所作供歌妓伶工演唱的词。即陈师道提出的这一看法在时间、内容、风格等方面都有明确的针对性，主要是指秦
3、、黄二人前期的词作，亦即煕宁、元丰期间的创作，并非指秦、黄的所有作品。后人就秦、黄二人的全部作品来评判，自然就有了优劣之分，而“秦七黄九”的提出本意并不存有这种轩轾，只是就二人作品的当时市井的欢迎程度而言，二人都是佼佼者。另一方面，“秦七黄九”的提出，未必就等于说是陈师道本人的观点，很可能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看法，前引文知这种提法或称陈师道云，或称晁补之云，从侧面也说明了这一点。又后山诗话有云：世语云：苏允明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所谓世语，即当时人们的一种普遍的看法，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卷六就说：“仆谓后山盖载当时之语，非自为之说也。”其
4、所称举的“秦七黄九”之说，也应作如是解，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陈师道自谓作词不减“秦七黄九”之弦外之音了。既然并称，肯定有其共通处，其共通处是什么？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云：秦观少游亦善为乐府，语工而入律，知乐者谓之作家歌，元丰间盛行于淮楚。笔者以为这个共性即作家歌，明臧晋叔元曲选引录元人燕南芝庵论曲云：凡歌之所忌：子弟不唱作家歌，浪子不唱及时曲。男不唱艳词，女不唱杂曲。南人不曲，北人不歌。“作家”二字，为禅家常用语，本指机用杰岀的行家高手，所谓机用，是指禅家以言语不及之机微证悟用心，施于学者。宋人世俗常用此词，如李廌师友谈记载：（东）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慎，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
5、却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虽毁佛骂祖，亦不害也。又王囗道山清话载：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庭坚一日过范景仁，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景仁言：“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则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只尺，皆不闻。”庭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公不悦。即有隔了一层之意，有不纯之意，不是出于自然，而是“作”出来给人看的。那么“作家歌”也应含有此意，一个“作”字就道出了其与自然天成仍有距离。词最初是合乐而歌的，源自民歌，这是其本来面目，至北宋中期，尤其苏轼及其门弟子在词坛活跃的时期，乐谱的失散，词调
6、原本的音乐性已日趋淡化，或者说走了样。与苏轼同时的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指出：今声词相从，唯里巷间歌谣及阳关、捣练之类稍类旧俗。然唐人填曲多咏其曲名，所以哀乐与声尚相谐会，今人则不复知有声矣。哀声而歌乐词，乐声而歌怨词，故语虽切而不能感动人情，由声与意不相谐故也。里巷歌谣保持着音乐与词意的协调，伶工歌妓之词应属于此类，而乐谱的失传与紊乱，词律的宽泛与随意，文人不精于音律，就有了或彼或此的不协调，因此说“作家词”既不是指里巷歌谣暨伶工歌妓之曲，更不是指文人之作，而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风格，是歌儿伶人之曲向文人词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但更偏重于前者，虽形似，却与神似尚有歉焉，文人词中学俚俗者均属此类。
7、二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秦、黄走的是柳永的路子。两人前期词风是有共同点的，其分道扬镳是在元祐间，也就是成为苏门弟子、同在京为官时。宋神宗元丰八年乙丑（1085）九月，苏轼以尚书礼部郎中被召，十一月至京，除起居舍人，历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哲宗元祐四年（1089）四月出知杭州。按元祐元年六月，诏黄庭坚与孔平仲、毕仲游、晁补之、张耒等参加学士院考试，以充馆阁，其主考官为苏轼。在馆时，黄、张、晁同游苏门；二年四月复制科，苏轼与鲜于子骏又以贤良方正荐秦观于朝，秦被召至京；陈师道于元祐元年至二年四月间在京城。即元祐间苏轼及其门人相处的时间仅有三年左右，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苏轼及其门弟子暨友朋的词之创
8、作的活跃期是始于神宗熙宁、元丰间，直至元祐中，在这一、二十年间，苏轼等人有意识地推尊词体，从理论上审视和关注词体的特征、功能，在创作方法上，摆脱词的传统束缚，开拓创作的新领域，与此同时，对词之传统的回护与突破，也就形成了胶着。苏轼等对俚俗之词的革新，是从否定柳永开始的。柳词的魅力，自北宋以来，是无人匹敌的。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仁宗颇好其词，毎对，必使侍从歌之再三。不仅陈师道一家如是言，宋人多有此类说法，诸如：柳永，字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明官云：“凡有
9、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柳永耆卿以歌词显名于仁宗朝，官为屯田员外郎，故世号柳屯田。其词虽极工致，然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后欧、苏诸公继岀，文格一变，至为歌词，体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复称于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媟之语。若以欧阳永叔、晏叔原、苏子瞻、黄鲁直、张子野、秦少游辈较之，万万相辽。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诸家所载尽管略有出入，但柳词受欢迎的成程度是不可否认的。张耒明道雜志有“韩少师持国每酒后好讴柳三变一曲”云云，其影响力至少是贯穿北宋的，从宫庭到市井，由中原至域外。而柳词的降温应与仁宗有关，
10、众所周知，源自献醉蓬莱“渐亭皋叶下”一词的动机与措词的欠妥，连带所謂的品行，而当初并非针对柳永的所有词作，后来却演变成偏重于对柳永品行的非议，这种观点左右着一些文人士大夫，至少所谓的市井俗人并不认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中引复斋漫录晁无咎评云：“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晁氏文作于哲宗元祐时，即至少在元祐时期，柳词的受欢迎程度仍是高于张先之词的，时世的看法，应该不仅局限于所谓的市井之人，也有不少文人士大夫。着意贬损柳词，从现存文献来看，是从苏轼开始的，为了推尊词体，把词引向雅化之路，扩大词的表达功能，强化词的社会作用，消除传统的词体卑微的成见，
11、对柳词的否定不可回避。苏轼以文坛领神人物的身份参与并推动着诗文革新，词也在所难免，他巧妙地借助了仁宗对柳词态度转变对文人士大夫等的影响力，来贬抑柳词，其结果是对词的看法也就有了分歧，包括其门弟子们。黄升唐宋以来中绝妙词选卷二苏轼永遇乐“明月如霜”词后附录有的一段文字，其中云：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云：“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雲之词。”秦逊谢，坡遽云：“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然已流传，不复可改矣。苏轼说此话的语境无从考知，据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艺苑雌黄称秦观此词“极为东坡
12、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抺微雲君。”也就是说苏轼否定的不是秦词，不仅如此，还极为赏识，其否定的是柳词的行文笔法，以及由此形成的词风，在这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岀，俞文豹吹剑续录载苏轼在翰苑与幕士论己词与柳词，有所谓十七八女孩执红牙板与关西大汉持铁板之比唱，又东坡续集卷五与鲜于子骏三首云：所索拙诗，岂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写呈，取笑。在柳词的影响力仍然强盛时以有别于柳词而自得，不仅如此，还有意贬抑之，据宋祝穆新编古今事文类聚续集卷十“居处部厕杂著”引志林云：柳
13、永词云：“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或以为佳句，东坡笑曰：“此稍工登溷处耳。”这种有意识地贬低，已经是曲解作品，虽为谐趣之言，但却脱不了着意否定之嫌，这不可能不产生影响，据晁说之晁氏客语载：纯夫撰宣仁太后发引曲，命少游制其一，至史院，岀示同官，文潜曰：“内翰所作，烈文昊天有成命之诗也，少游直似柳三变。”少游色变。纯夫谓诸子曰：“文潜奉官长戏同列，不可以为法也。”以至对柳永讳避如此，从中可以看得出，至少元祐期间，柳词的影响已是回落到了一个较低的水平。对柳词的否定，也就是间接地对秦、黄等人学柳永俚俗之词的否定。 三分析秦、黄俗词俚曲，应从两个阶段，即元祐前和元祐后。元祐以前，秦、黄艳词播天
14、下，从语意上来看，与伶工歌妓之曲是合拍的，俗和艳是其特色，走的是柳词之路，在内容上有淫滥现象，就连道学家、佛僧也表现岀强烈的不满，宋袁文瓮牖闲评卷五载：程伊川一日见秦少游，问：“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公之词否？”少游意伊川称赏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悔之？”少游渐而退。又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一七载：太史山谷居士黄庭坚字鲁直，以般若夙习，虽膴仕，淡如也。岀入宗门，未有所向。好作艳词，尝谒圆通秀禅师，秀呵曰：“大丈夫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秀方戒李伯时画马事，公诮之曰：“无乃复置我于马腹中邪？”秀曰：“汝以艳语动天下淫心，不止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公悚然悔谢，由是绝笔。不仅如
15、此，二人元祐在京为官时，成为被人攻击的把柄，责以“轻翾浮艳，素无士行”、或“素号獧薄”，其间包含了不少政治因素，除了所谓的品行外，自然也包括他们的艳词俚曲。在词的写作过程中，秦、黄还是恪守诗庄词媚的界线的，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云：黄山谷慈祥之意甚佳，然殊不严重，书简皆及其婢妮，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由于来自苏轼态度的影响，他们的创作开始转向，去俗趋雅，在这一点上，也有共同点，而“秦七黄九”的说法却是本于二人转向前的作品，故宋人对这个论断未提岀异议，而后人则更多的据二人今存的词作来审视这一说法，自然有了岀入。秦、黄现存词作中早期俗艳之词存量并不多，如同陈师道书旧词后一文所表达的那样，散佚的太多，盖“此在诸公非其至，多岀一时之兴，不自甚惜，故散落者多。其风怀绮丽者，流播人口，独见传录，盖亦泰山毫芒耳。”从北宋初期词坛来看，晏殊、欧阳俢等名流之作虽已趋于雅化，更多的是表现在文字方面，未能根本上摆脱传统的束缚，何况也有艳词俚曲，招人非议。世俗对词的认同，更多的是柳词，即俚俗之词，而非雅词，也就说并不认同晁补之所云的张先的“韵高”之词，这不仅仅是曲高和寡的问题，而是市井大众不接受传播的结果。而秦、黄在这一点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