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政策》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独生子女政策（8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独生子女政策走到头了？如果媒体报道准确的话，中国玩具制造商今后可能会忙碌得多。中国的计划生育部门似乎正在讨论独生子女政策，有可能在5年内在城镇取消这项政策，允许生第二胎。除了玩具和婴儿配方奶粉的需求会激增外，新生儿数量的跃升可能还会在其它几个方面对经济产生影响。放开二胎政策而不是只许生一个，可能会影响到储蓄率因为由于家庭人口增加，父母会增加开销，减少对养老的担忧。花在孩子身上的钱，特别是教育方面的开支，可能会占用其它消费形式的资金。其次是对住宅市场的影响。过去十年，中国建设了大量新住宅，但许多都是为三口之家设计的：妈妈、爸爸和一个孩子。如果家里要增添一口人，房地产开放商或许就需要再增加一间卧室
2、。不过，现在可能已经太迟了。以上海为例，许多年轻夫妻非常留恋没有孩子时能够享受的额外个人支出，以至于他们根本就不太想生孩子。或许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之深远已经超出了政策设计者最初的设想。银发经济的困惑而当初公开信里所说的，“有些同志担心，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将来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人口的平均年龄老化，劳动力老化，劳动力不足，男性数目会多过女性，一对青年夫妇供养的老人会增加。上述这些问题，有些是出于误解，有些是可以解决的”，却被现实证明这些并非是误解，而是难以解决。比如人口老化问题，一对夫妻要赡养四位老人十分难解。从理论上说，养老的问题可以变成“银发经济”，交给市场来解决。但一个正常的经济体
3、，其劳动力的供应并非是无限制的（刘易斯拐点就是研究此类劳动力供应瓶颈的问题）。“银发经济”即使成为特别发达的行业，其从本质上说也不是一个推动一国经济动力，而纯粹是一项各种资源消耗型的行业，它高度建立在银发群体的现金余额支付能力的基础上。若将国民经济做一个报表，这相当于记银发群体的支付能力为现金余额，而购买社会生产的实物资产。从某种角度说，这是难以为继的经济结构。因为满足整个社会要求的实物资产，是需要足够的劳动力去生产的。现金余额的支付功能，并不能完成整个生产过程。当劳动力不足以完成银发群体现金余额所要求的实物资产时，现金余额就毫无意义。至于建立比较完备的养老社保体系，更是无法回避银发经济的困境
4、。因为全球不论是何种完善的养老的保障体系，只要它是建立在现金余额支付（所有养老保险无分基金型或现收现付型，在以现金支付这点上没有本质区别）的基础上，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实物生产来保障，而都需要有足够的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养活现有退休人口。否则白花花票子在沦为一张废纸之前，还会有伴随长期严重的通货膨胀（社会总供给小于社会总需求）。从这个角度说“未富先老”和怎么发展经济都只是表面现象，没有劳动力生产必须的实物资产，用来养老才是大问题。纠错与试错而丰富的劳动力这30年前被视为是中国发展的人口负担，正是中国走向世界成名中国制造的法宝。近20年来，中国低价劳动力的长足供应，是中国经济得以良好发展的基础，尽
5、管这也让美国等国家沾光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有人曾戏称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关系，正是中国的劳动力生产养活美国人，而美国人支付美元的关系。假如要把中美的贸易关系做成一张财务报表，中国这边就是劳动力，美国那边就是美元。而众所周知，这个关系已经被称为中美金融危险三角，因为这是难以为继的。中国人口政策隐患渐显 不管是不是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事实是，中国的生育率已大幅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家庭表示不想生第二个孩子。上海屡次出台措施鼓励生育，但毫无成效。据人口学家表示，上海的生育率已是全球最低水平。东方邮报(Oriental Post)近期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8.5%的上海人想要二胎。然而，与所有社会实验一样，
6、计划生育政策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劳动力紧缺这可能危及这项政策旨在维护的经济奇迹。人口学家表示，由于劳动力太少，而老人太多，中国面临着老龄化危机。中国同样面临着婚姻危机：由于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加上何时都能生二胎？ 在多数实行地方分权的领域，中央政府都是消极的变革者，所以，较之于由中央政府决定的“何时都能生两胎”，更现实的问题，是由地方政府决定的“何地都能生两胎”。鼓励地方实验，再将普遍性的地方意志写成国家意志，这是中国重大政策调整的惯常逻辑，这一逻辑可能同样适用于人口政策。1980年代，因地方分权而来的地区性竞争使中国改革呈现不可逆转之势。事实上，地方政府渐进式的人口政策松动已
7、经在进行中，国家计生委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说，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允许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第二胎，而其中一些城市，已经考虑将这一政策继续放宽。多数人将目光锁定在已连续10年户籍人口出现负增长的上海，和人口自然增长率数年偏低的北京等大型城市，另一部分人认为，扮演人口政策先行者角色的很可能是厦门、青岛、深圳等中大型城市，部分原因是它们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相对较低，或可利用“都能生二胎”的政策吸引外来人才，享受新制度红利。中国的“一胎制”开始于1979年，其立论基础是马尔萨斯1798年提出的“人口论”。实行近30年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人口问题的宏观政策将越来越依赖于对个体生育和生殖理性行为
8、的微观认识，在此基础上，宏观政策目标和微观个体行为才可能兼容，不至于造成宏观政策目标对微观个体感受的粗暴干涉。宏观政策目标和个体生育行为的背离，是基层计生官员角色尴尬的原因。在中国，有五个省的农村可以生两个孩子，有19个省的农村可以在生了一个女孩子后，再生一个孩子，但在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四川，农村也只能生一个孩子。西藏不受生育数量限制。生育管制可以休矣 1971年，中国开始搞计划生育；从1980年起，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中国厉行以“一胎化”为主要特征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至今已有28年。这一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以几十万甚至更多的计生从业人员为核心的计生利益集团，他们的存在基于这样一个貌似
9、合理的理由：“中国的人口太多了，超出了资源的承受能力，对经济发展不利，因此必须进行生育管制”。但事实上，计划生育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计划生育本身就是问题：在多年的计划生育之后，2000年第5次人口普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2，远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远远低于除意大利以外的其他任何发达国家，这对中国的未来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广东，最近有一个新动向，虽然远不能让心宽慰。从2009年元旦开始，修订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放宽了生育二胎时间间隔的限制，过去的条例规定已婚育龄妇女按政策生育第二个子女有四年间隔期，现在这一间隔期取消了。对于有资格生育二胎的家庭来说，他们可以把生育计划提前，因此有可能
10、略微改变某些年份的生育率，但生育率不会因此而增加。这说明许多人把这看成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迹象是一厢情愿了，计生利益集团远比许多人想象的要坚固的多。人的生育行为取决于两个要素：生育收入和生育成本。生育收入包括金钱收入和非金钱收入（如天伦之乐），生育收入与父母、子女之间的代际产权合约安排相关，在农业经济下，盛行父母拥有对子女的产权和收入支配权；在工业经济下，就慢慢转向子女拥有自身产权、父母取得子女的一部分金钱收入（子女仍相当于投资品）的安排及父母只是把子女当成耐用消费品（父母享受天伦之乐）的安排这两种安排。生育成本包括生育、养育子女的直接费用及母亲为此放弃的职业机会。看中国五次人口普查中国人口数可
11、知，中国人口从1949年的约5.5亿（1953年年中数为5.8亿）到1980年的近10亿（1982年年中数为10亿），32年间增长了约4.5亿。人口快速增长的原因有二：一是生育率高，1971年之前（除1959至1961年外）每年的生育率都在6上下（这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如印度差不多，中国并不特殊）；二是由于医疗水平的改善，各年龄阶段的死亡急剧下降、预期寿命几乎倍增（1949年大约为35岁）。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增长与世界保持同步，说明毛泽东时代“鼓励生育”在统计学上对人口增长没有影响，所谓“错批一个人（马寅初），多生三亿人”的神话并非事实，在这一点上，应该还毛泽东一个公道。1971年之前
12、生育率高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农业经济占主导，盛行的代际合约是父母对子女拥有产权因而拥有收入支配权的代际合约，生育成本低（农村妇女为此放弃的职业收入很低）容许了高生育率。1959至1961年的生育率在3至4之间，比1971年前的其他年份要低许多。原因是众所周知的，那段时间正是人为造成的大饥荒年代，生育率较低，是消费对投资（包括生育子女在内）的替代，即现在消费对将来消费的替代，自己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折现率（利息率）高也。1971年以来，中国生育率稳步下降，从4点多，到3点多，再到2点多，原因是中国从1971年开始就搞计划生育了。1971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1973年，国务院设
13、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刚刚去世的华国锋曾任组长），提倡“晚婚晚育，一对夫妇两个孩子”，计划生育在全国城乡普遍展开。考虑到那时是以等级界定权利的经济制度，个人的生计都掌握在国家手里，政治动员和下达政治任务的方式对降低生育率非常有效。到1980年，中国已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制度开始由等级界定权利转为按资产界定权利。中国的人口政策也面临着一次新的调整。1977至1079年的生育率分别是2.84、2.72和2.75，仅仅比世代更替水平高一些。可取的选择应该是停止1971年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很简单，通过生育率管制使本来要出生的人没有出生，截至1980年少生了几千万人，除了直接制度费用之外，一定还会
14、有其他的社会成本。经济学上有“unintended consequences”（始料未及的后果）之说，动机与后果并非总是一致的。而且，私产制度和市场的基本框架一旦确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行，农业经济下的代际合约一定会转变，妇女参加工作会提高生育成本，这会带来生育行为的转变，发达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率普遍稳定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美国刚好处于世代更替水平，勉强算一个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点。中国既然决定走市场经济道路，让市场自己来调节生育率是上上之选，搞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是旧制度的延续，不可取。这次调整是转向了更严厉的生育管制。当时决策者采信了信奉
15、马尔萨斯人口学的学者的政策建议，认为过去搞的计划生育还远远不够，经济要发展、生活水平要提高，必须大力推行生育率管制。国门刚刚打开，决策者发现别的国家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中国却是国弱民贫，人口过多应该是贫穷的原因（真实的原因是以等级界定权力的旧制度约束了生产力）吧。这边正在疑虑呢，那边马尔萨斯人口学者就发表意见了。1980年10月3日宋健在光明日报发表从现代科学看人口问题称：“我们绝不应该保持前两年每个育龄妇女平均生2.3个孩子的生育水平为使我国人口将来不再有大幅度增长，应该在今后30到40年的时期内大力提倡每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这是为了克服从60年代到70年代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后果不得不
16、采取的紧急措施，是为了纠正我们过去在人口政策上所出现的错误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权衡利弊而作出的最优选择。”“英国生态学家根据英国本土的资源推算，现在5600万人太多，应该逐步降到3000万人，即减少46；荷兰科学家研究的结果是现在的1350万人口已经超过了4万平方公里上的生态系统所能负担的限度，应该在今后150年内降到500万，即减少63”宋健和田雪原等人正是中国1980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总设计师”。他们所谓的“现代科学”就是设计数学模型，算中国有多少耕地资源、多少别的资源，这些资源能养活多少人，由此决定中国的“最适人口”是几个亿（7亿、5亿、3亿的说法都有），为此中国必须实行生育率管制减少多少人口以达到这个“最适人口”。他们从不去调查真实世界约束人的行为的种种局限条件，而太急于搞社会工程了。他们的祖师爷是马尔萨斯。1798年，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