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预算约束再解释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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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再解释:一种行为经济学视角汤吉军* 汤吉军(1971)男,辽宁丹东人,经济学博士后,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副教授,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吉林大学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吉林长春,130012)摘 要:本文从行为经济学视野中的沉淀成本效应角度解释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行为,从而与新古典经济理性解释形成互补关系。这样,在软预算约束与公有产权结构,前后期投资不一致,以及政策性负担等有关经济解释的基础上,再次从决策者心理效用角度认识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软预算约束的影响,从而认为解决软预算约束根本在于克服决策者的沉淀成本效应。关键词: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沉

2、淀成本;行为经济学基金项目:该论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型国有集团公司治理及评价研究(项目批准号:05JJD79008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吉林大学985工程项目“东北亚研究与东北振兴”创新基地的资助。一、问题的提出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1980)首创软预算约束概念,它是指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有企业一旦收入无法抵补成本发生亏损,国家或政府常常要追加投资、增加贷款、减少税收或提供其他补贴形式救助现象。之所以会向亏损企业伸出援助之手,是因为政府不愿意接受由于企业破产带来诸如失业等一系列不良的社会后果。这种软预算约束现象被解释为由于国家或政府的“父爱主义”偏好而给亏损企业的事后补

3、贴,进而使许多学者认为,软预算约束的根源在于国有企业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到了20世纪90年代,迪瓦特邦和马斯基(Dewatripon and Maskin,1995)和平新乔(1998)利用时间不一致概念扩展软预算约束概念,指出沉淀成本在软预算约束决策过程中的作用,为软预算约束机制做出基础性贡献。投入的初期资本都是沉淀的,因此对于投资者而言,继续对亏损企业进行投资而不是对其破产清算是符合投资者的事后最优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软预算约束一般化为一个动态承诺问题。同样,在没有考虑战略博弈的情况下,林毅夫等(1997)将软预算约束归结为国有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所以造成软预算约束是理所应当的。不

4、管怎样,对于软预算约束研究往往基于新古典经济模型,显著特点是强调理性选择,采用向前看行为,认为机会成本对最优决策的重要性,忽略决策者向后看的决策行为。即使考虑沉淀成本,也仅仅考虑潜在或预期的沉淀成本,往往等价于资产专用性或不可逆投资概念,并没有看到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影响。然而,由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产生的行为经济学,往往考虑心理模型对决策者的影响,分析影响行为的内外部因素,解释经济现象,以检验并修正先验理论,提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其标志是心理学家卡尼曼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其成为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从而为我们研究经济现象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即将人的心理分析融入经济研究

5、中,尤其致力于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的判断和决策,从而增强经济学的解释力。在这种情况下,本文力求通过政府决策者的心理效用分析,借助于沉淀成本效应概念重新解释软预算约束行为。从而发现,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政府决策者构成极大影响,从而造成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持续存在。在此基础上,为了避免软预算约束,需要克服沉淀成本效应,从而与新古典经济理性解释形成互补关系。二、沉淀成本效应概念的解析按照新古典经济学来说,人们在实施某项行动之前,会考虑其现在的和未来的成本和收益,不会考虑其过去已经发生的沉淀成本。这一理论暗含两个假设前提:一个是人们的决策是理性的;另一个是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是没有偏差的。然而,心理

6、学家很久以前就认识到这些假设是错误的,因为人们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他们的预测也经常出错,此时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并不是一致,很容易出现投资错误,进而发生沉淀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行为往往与新古典经济理性模型预测不一致,人们在对未来做决策时,通常考虑过去发生的历史成本和无法得到回收的沉淀成本,这一行为常常被称为沉淀成本效应(Sunk Cost Effect)、沉淀成本偏差(Sunk Cost Bias)或沉淀成本谬误(Fallacy of Sunk Cost)。它反映的是,一旦人们已经进行了资产、时间和精力等投资,他们往往倾向于继续追加投资,从而造成投资进一步升级。沉淀成本是指一旦投资承诺之

7、后无法得到补偿的那些投资成本损失,往往是事前机会成本与事后机会成本之差。其中,有很多因素影响投资成本的沉淀程度。第一,资产专用性是产生沉淀成本重要原因。这些投资专用于给定的场址、企业或者产业,不能被用于其他企业或产业,有可能是沉淀成本最重要的来源。威廉姆森(2002)将资产专用性划分为:(1)设厂位置专用性。例如,在矿山附近建立炼钢厂,有助于减少存货和运输成本,而一旦厂址设定,就不可转作他用。若移作他用,厂址的生产价值就会下降;(2)物质资产专用性极强。设备和机器的设计仅适用于特定交易用途,在其他用途中会降低价值;(3)人力资产专用性。在人力资本方面具有特定目的的投资。当用非所学时,就会降低人

8、力资产的价值;(4)特定用途的资产,是指供给者仅仅是为了向特定客户销售一定数量的产品而进行的投资,如果供给者与客户之间关系过早结束,就会使供给者处于生产能力过剩状态。当这些投资是企业或产业专用性时,转为他用其价值很小而产生沉淀成本。第二,交易成本也是沉淀成本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当交易成本增加初始投资支出以及减少打捞价值时。交易成本是人们依靠时常市场来交易产权时运用资源的成本。它们包括搜寻信息成本,还有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履约成本,可能发生的处理违约成本。这些交易成本的存在会进一步减少再出售价格。尽管资产不是产业或企业专用性的,但经常也是部分沉淀的,一般是由于“柠檬”问题(Akerlof,19

9、70),使出售的资产价值大打折扣,就像汽车市场的旧车问题。即使是新的,只要买到手之后,再出售价格就会下降,也会带来沉淀成本。第三,显性或隐性契约、政府管制等都会产生沉淀成本。例如,一旦某一契约发生变化,某些签约人有可能事前的机会成本变小,导致某些利益将丧失掉。同样,可以流动的资产政府管制不允许流动也会产生沉淀成本。由此可见,在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完全理性等假设前提下,由于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和政府管制等,使投资成本无法得到回收而变成沉淀成本,那么决策者无须考虑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影响,这是经济理性原则。然而,由于新古典完全理性无法得到满足,决策者只拥有有限理性,处理、加工信息能力都是有

10、限的,大脑运行有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发生了沉淀成本,决策者往往考虑过去已经的沉淀成本对自己的影响,这就会出现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沉淀成本效应,从而摆脱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原则,包含了对非理性的心理认识。三、大型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的行为解释既然决策者有限理性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在体制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必然不会按照经济理性行事,而是按照行为经济学的感性选择行事,从而出现沉淀成本效应,进而造成软预算约束。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是政府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塑造起来的,从而在体制转型过程中,因环境高度不确定性、制度极为不完善,以及有限理性,使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投资难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得到回收而产生

11、显著的沉淀成本。这样,政府决策者往往尊重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往往出现沉淀成本效应问题。首先,计划经济体制色彩浓厚,市场经济体制极为不完善,劳动、资本和产权等市场不发达,市场交易成本昂贵,造成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这些要素投资在转型之后因市场不完善难以得到重新利用而产生沉淀成本。其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化工业比例大,大中型国有企业往往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所以,国有资产专用性极强,转型之后,因经济主体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一方面,难以转为他用;另一方面,专用性资产所产生的收益也也很容易被套牢,进而产生沉淀成本。再次,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国有企业内部交易成本昂贵,委托代理之间激励不协调,造成投资资本利用率

12、低下,很多资产闲置,特别是追求先进的生产技术也会导致原有资本价值贬值而产生沉淀成本。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承载了大量的政策性负担,使自身生产成本增多,难以通过销售产品和服务价值得到回收,从而产生大量的沉淀成本。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情况下,由于投资成本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使政府决策者难以按照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进行决策,而是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淀成本对当前或未来决策的影响,此时沉淀成本效应造成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行为。由行为经济学可知,人们一旦进行了资产、努力和时间投资等(类似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货币支出和非货币支出),经常出现一种较强的继续维持、自我强化的倾向,进而导致政府对

13、国有企业实行软预算约束行为,主要原因分析如下:1政府决策者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是为了避免资源浪费。这一解释可由阿克斯和布鲁默(Arkes and Blumer,1985)创立的资源浪费说引申出来。这是因为,由于国有企业投资了很多资源,一旦不考虑这些投资成本,它们就会变成一种资源损失或浪费。一般情况下人们是不愿意出现资源浪费,这是沉淀成本效应行为大量出现的心理原因。这样,投资者对现有的禀赋的主观评价过高,导致其安于现状,即使有较高的收益率项目,也不会轻易改变禀赋组合,从而继续承诺以前的投资项目。2政府决策者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是因为认知失调。这一理论可由费斯廷格(Festinger,1957)创

14、立的认知失调理论引申出来。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会追求认知的平衡和一致,如果某些新信息有可能导致认知失调,人们会不自觉地回避这些信息。因而一旦对项目的大量任务进行扩张努力支出,那么任务就会被重新高估。与以前没有投资支出相比,这种高估会导致对项目进一步扩大资源支出。在这种情况下,与没有沉淀成本的那些人相比,有沉淀成本的那些人往往会过高估计项目成功的可能性,试图尽可能以最快的方式解决感觉和思维之间的任何冲突,从而表现与过去做出的决策相协调。3政府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是因为掉入陷阱之中。这一理论可由布罗克等(Brockner,Shaw,and Rubin,1979)引申出来。他们认为,掉进陷阱情况是指人

15、们追求最后目标,必须通过投入连续的,较小的损失才能最终实现,具有动态承诺性质。他们以等待公共汽车为例。在长期等待之后,是否需要换乘出租车,这与出现沉淀成本情形一致:等待时间已经支付出去了,这是典型的沉淀成本。人们不愿意乘坐出租车,而是愿意继续等待公共汽车。因此,掉进陷阱对于沉淀成本效应解释很重要,这是因为连续的损失可以通过未来的投资得到补偿,而不是获得确定的投资损失。4政府决策者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可由卡尼曼和特维斯基(Kahneman and Tversky,1979)的期望理论解释。期望理论描述投资者在进行不确定性决策时如何进行构架和估值。首先,投资者根据某一特定参照点,将其可能的选择分为

16、潜在损失和潜在收益。虽然投资者会锚定若干参考点,但购买价格往往是最重要的关注点。因而可以根据S型效用函数对收益和损失进行估值。此时,投资者在面对收益时往往会厌恶风险,而在面对损失时往往偏好风险,即他们偏好于能够得到确定回报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害怕后悔和追求自豪可能导致投资者过早出售好的国有企业,而长期持有亏损的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进行的投资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追加投资,从而造成沉淀成本效应。 5政府对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是因为信息处理能力有限,可由怀特(Whyte,1986)引申出来。当沉淀成本决定行动是否持续时,沉淀成本对持续的预期效用和退出效用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人决策时组织和处理信息能力的函数。有限理性是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人是无限理性、无限控制力和无限私利的假设而言的,主要是指人们对复杂事物的认知和计算能力,对贪婪和恐惧心理的自我控制能力等是有限的。因此,决策者的行动目标不明确、行动手段不明确,以及手段和结果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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