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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回顾近二十年来有关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间关系的理论机制、经验研究及影响因素等热点问题发现：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得到了理论研究和经验检验的支持，但其贡献度检验尚无定论；政治环境和地方分权是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两大主要政治利益因素；基础设施投资实践中的融资渠道、规模优化与结构配置等问题尚需进一步细化论证。关键词：基础设施 经济发展 最优规模 结构优化引言基础设施是“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提高产出水平和生产效率的经济活动，其基本要素是交通运输、动力生产、通讯和银行业、教育和卫生设施等系统，以及一个秩序井然的政府和政治结构”(Greenwald，1982)。World
2、 Bank(1994)将基础设施分为经济性基础设施与社会性基础设施。其中，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能源供给等经济性基础设施作为物质资本，直接参与生产过程，有益于提高社会生产能力进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科教文卫、环境保护等社会性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形成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改善投资环境、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学家围绕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评价和政策选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回顾了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着重梳理近二十年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影响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重点探讨研究纷争的原因，剖析影响基础设施投资的政治环境与地方政府分权竞争等政治因素。在回顾分析基础
3、设施的最优投资规模、融资渠道以及结构优化等政策的基础上，为发展中国家合理配置基础设施资源、利用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发展提供可行路径。一 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基础设施范围广泛，不同种类的基础设施在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方式和程度等方面各有差异。一般来讲，基础设施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功能覆盖面广的特点，且兼具网络效应、准公共品和“拉选票”等特殊性质，因此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理论研究的热点和难点。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明确提出政府职能之一即是“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 ，即基础设施建设，其著名的分工理论说明了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而市场大小及商业发展程度取决于道路、桥梁、运河、
4、港口等公共设施建设水平。这些萌芽思想均强调了基础设施对于积累国民财富的重要性，对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效应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理论，往往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对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及内在机制有不同的理解，对基础设施的关注点也不尽相同。总的说来，基础设施不仅是一项“投资” ，通过需求拉动及资本积累在短期直接影响经济增长，而且还是具有“外部性”的准公共物品，能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长期影响。1公共支出的需求拉动与资本积累效应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府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凯恩斯在劳埃德乔治能办到吗一文中从经济理论层
5、面论证了公共工程政策主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较为系统的乘数原理和初步的有效需求思想。面对“大萧条”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其主张借助政府干预消除危机，将公共工程支出（即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府反经济危机的手段，以弥补个人需求的不足。基础设施投资作为国民经济的一项要素投入不仅能引起总产出直接增加，还会通过乘数效应影响资本积累，带动几倍于投资额的社会总需求进而提高国民收入，加速社会经济活动。20 世纪 40年代，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强调资本积累重要性的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以 Solow 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终受制于“边际报酬递
6、减规律” ，虽然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整个社会的资本存量、增加了产出，但其对经济增长只有短期效应，不能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因此，基础设施投资并非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经济的长期增长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2外部性与内生增长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企业研发、人力资本以及基础设施投资等活动的外部性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根本源泉，基础设施的外部性逐步成为研究的重点。Arrow 与 Kurz(1970)开创性地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总量生产函数，认为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在稀缺的金融资源方面进行竞争，提高了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能力；而外生的公共支出存量变化影响经济转移动态，但不改变收敛到该状态下经济的稳态增长率。Barro(1
7、990)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现代内生增长模型，发现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使其对私人资本具有溢出效应，私人资本的边际报酬将不随人均资本积累而变化，类似获得了外生的技术进步贡献，长期经济增长率将随劳动力的增加而增加。Barro 与 Sala-I-Martin(1992)对该模型进行了拓展，强调了公共品的拥挤性，认为拥挤性是考察公共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重要因素，这引起了公共财政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娄洪(2004)发现无论是纯公共性还是拥挤性的外生公共基础设施都能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但如果基础设施资本为内生，则根据其不同程度的拥挤性而有所不同：纯公共性质能
8、产生恒定的内生增长，存在拥挤性质的基础设施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人均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速度，减缓的作用随拥挤程度的降低而提高，从而起到了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内生增长理论认识到经济性基础设施的生产性，其作为中间投入品能够降低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成本、提升生产率，避免要素边际生产力下降，还有利于深化劳动分工、促进社会化大生产，随着分工和中间投入品数量的拓展，经济获得内生增长动力(Bougheas et a1 ，2000)。研究中，基础设施的“外部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提高要素生产率。基础设施完善了投资环境，如“润滑剂”一样减少要素流动时的摩擦力，进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Dugg
9、al 等(1999)将基础设施服务以影响技术因子的形式引入生产函数，认为其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Hulten 等(2006)通过希克斯中性的效率函数模型证实基础设施的“溢出效应”使平均生产（成本）函数向上（下）移动，提高产出效率。刘秉镰等(2010)以实物形态表示交通基础设施，对新古典“技术关系”予以还原，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证实基础设施的发展能显著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性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还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可使工人上下班更加便利，从而更高效地工作；电力、电信及网络服务的普及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Agnor and Neanidis，2006)。Ea
10、sterly 与 Servn( 2003)指出拉美与东亚地区单位劳动力产出差异的 1/3 可归因于基础设施服务的不足。然而，上述观点中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仅在于改善微观企业的技术效率，不能被用作反周期的政策工具以解决私人投资和就业的不足。Fu 等(2004)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影响了地区劳动生产率差异，但对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没有贡献。(2)降低企业成本。部分学者从成本函数人手，将基础设施视为由政府免费提供的公共品，改善了企业的决策环境进而影响其成本函数或利润函数(Demetriades andMamuneas，2000;Moreno et a1 ，2003)。稳定可靠的基础设施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11、于保障企业有形资本的质量及耐用性，降低故障发生频率、减少私人维护成本、提高使用效率和延长使用寿命，从而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低劣、不稳定的基础设施服务会影响直接生产部门的正常运营，使现有生产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限制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和产出的增长。Reinikka与 Svensson(2002)对乌干达 243 个制造业公司的研究发现，1998 年平均有 89个工作日缺乏公共电力供应，这导致 77%的大规模企业自己购买发电机，这些设备投入约占总投资的 25%，增加了额外资本成本。World Bank(1999)指出越南公路的国际平整度指标由 14 降至 6 会节省 12%22%的运输成本，从 14 降
12、至3 则可节省 17%33%的运输成本。此外，Agnor(2008)强调了公共基础设施服务对人力资本的影响：良好的基础设施服务有助于健康水平的提升和教育投资的改善，从而提升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有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3提高交易效率与其他经济学派关注社会生产不同，以杨小凯(2003)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首先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即提高交易效率，而后通过扩大分工经济的空间进而促进分工演进和经济增长。交通基础设施服务有助于生产资料及产品的空间转移，从而扩大市场范围，提高市场交易的能力和效率。比如，农村公路的建设促使粮食更快地向目标市场运输，从而获
13、得市场机会；而且，交通基础设施还是出口的主要先决条件，Yoshino(2008)发现非洲低质量、不稳定的基础设施服务对制造业出口有不利影响。赵红军(2005)在系统分析交易效率时更加全面地将基础设施看作改善交易效率的重要因素。骆永民(2008)基于分工理论的静态和动态均衡模型的设计，得出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改善交易效率和劳动效率促进分工演进和经济增长。（二）基础设施的福利效应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升民生福利水平，联合国千年峰会(2000)设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也凸显了民生福利的重要性。但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困问题依然严重等“市场失灵”现象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14、，基础设施作为最终消费品是影响一国或地区社会福利和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及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1提高居民福利基础设施质量的提升明显改善了居民的健康状况及受教育水平(Brenneman and Kerf，2002)：给排水及卫生保健基础设施的普及有助于提高居民尤其是儿童的健康水平，降低疟疾的发病率、减少婴儿和儿童死亡率(Leipziger et a1 ，2003)；电力的普及便于提供健康服务及医疗设备的正常运行，高效电炉等烹饪用清洁能源取代生物燃料，能降低室内空气污染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病率（Saghir，2005） ；通讯和交通运输网络有助于医疗保健的普及，大幅降低了婴儿和产妇死亡率( Wagstaf
15、f and Claeson，2004)；优良的交通运输体系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入学率、降低辍学率(Levy，2004)，并通过加强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联系，便于招聘教师，提高教育质量；电力及通讯的普及有助于改善学习环境，增加学生学习时间，并通过提高电子设备的使用机会有效了解外部信息，从而提高学习质量(Saghir，2005)。2消除贫困早在 Rosenstein-Rodan( 1943)的“大推进论”和 Nurkse(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发展经济学家就提倡政府通过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摆脱贫困。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地区经济起飞的关键条件( Rostow，1959)。良好的基础设施投资
16、计划有利于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降低城市贫困人口数量，确保在城镇化膨胀的环境下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Henderson，2002)。基础设施的普及也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降低农村贫困人口的有力保障。印度上世纪 60 至 90，农村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主要得益于基础设施的发展(Datt and Ravaillon，1998)。基础设施不足也是限制中国农村地区居民实现其消费意愿的主要原因，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首要政策（林毅夫，2000） 。Fan 等(2002)强调了中国 19781997 年基础设施，特别是公路和电信的扩张对农村地区减贫的重要性。郭劲光与高静美(2009)通过分析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减贫效果，得出提高基础设施存量和质量都会降低贫困的发生率，其中水利、能源对减贫的影响力度最明显。3缩小地区差距新经济地理学将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转向空间领域，由于基础设施水平影响劳动力流动及企业选址，因此，地区倾斜性基础设施建设是缩小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政策性工具，是区域间经济增长和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