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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论文-评干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摘 要 干嘉时期，由于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对马班异同的研究呈现出新的景象。干嘉学者从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等几个方面研究马班异同，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他们超越马班异同研究上抑此扬彼的局限，主张马、班并举，史、汉同列。他们在比较马班异同时，能够考虑到成书背景、着史旨趣及着史目的等各方面的因素，认识更加深刻，并且其得出的结论也较客观、公允。关键词 干嘉；马班异同；史文繁简；编纂体例；叙事风格；学术思想；史学批评史记、汉书是中国史学上的两部开山之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由于二者的特殊地位，比较马班优劣，探讨史、汉高下，研究相关史学问题，自
2、然也就成了史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课题，争论两千年而不衰。 到了干嘉时期，随着文化总结意识的增强，更有大批学者在研究史记、汉书时涉及到此问题，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梁玉绳、章学诚、沈德潜、邱逢年、浦起龙、朱仕琇、熊士鹏、杨于果、牛运震、陆继辂、王筠、周中孚等。他们或断简零札，或鸿编巨制，从不同角度对马班异同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成果甚丰，见解深刻。剖析干嘉学者的马班异同论，不仅可以使我们看到史记、汉书研究的历史成果，还能使我们看到干嘉学者自身的治史原则和方法。一、史文繁简 史记记事起于黄帝，讫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汉书所记为西汉一代之史事。二书在内容上有一百余年的重合部分。就具体篇章而论，汉书一百篇
3、中有五十五篇与史记所记内容相同，计有帝纪五篇，表六篇，志四篇，传四十篇。故历代研究马班异同的学者，很容易从二书相同的部分着手，研究其史文繁简、记事详略、取材异同，进而评价二书的优劣。如宋人倪思、刘辰翁的班马异同评、明人许相卿的史汉方驾等。干嘉学者在研究马班异同时，研究角度已趋向多样化，但仍对两书重合部分的记事繁简问题给予极大关注，并通过比较探讨了马班史书取材的标准以及他们的史识。总体而言，干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时，已不像晋张辅等学者那样简单地以史文繁简论史书优劣，而是能够从马班着史意旨的角度讨论二书的繁简问题，比较公允、客观。如王鸣盛曾在十七史商榷中反驳张辅的“繁省说”，并且进一步指出
4、“马意主行文，不主载事，故简；班主纪事详瞻，何必以此为劣”，1（卷七 ）意思是说，马、班作史的着重点、旨趣不同，由此而产生记事繁简区别，对此应分别看待。陈元棫也说：“史公之书，自黄帝讫麟趾，备载历代，而卷帙不及汉书，似乎简矣，然简人所不能简，亦详人所不能详”，2(卷一八)无论是简是详，都是紧紧围绕着着史宗旨而作出的取舍。司马迁史记为会通之作，上下纵横几千年，旨在探讨历史演变的过程，故不得不提纲挈领地记载史事；而班固汉书为一代之史，述西汉之始末，主在总结西汉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故需详载二百年之历史。所谓“必综会其世其帝其国其人其事之始终曲折，审其孰重孰轻，炯若观火，然后即其重者以立主意，复执此以
5、制一切详略虚实之宜”。3 就史、汉两书的具体篇章来说，干嘉学者认为二者互有得失。大致说，汉书与史记相比，增加了一些诏令、奏议等，对此干嘉学者肯定其记载详赡的一面，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汉书多载有用之文”、“汉书增事迹”等条，就指出史记失收许多“经术之文”、“干济之策”，认为是一种缺憾。而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明显赞同汉书记事的详赡，认为汉书所增补之文，“皆系经世有用之文”，4（P20 21）能让读者了解到更多的史事，从而对历史有更深刻的认识。再如沈德潜所论“高帝以下诸本纪，史记不录诏语，即间及一二语，而不录全文，汉书乃备载之，以志一代敦本懋实之治”，5（卷三 ）同样也
6、肯定汉书多载诏令奏议。但干嘉学者在肯定汉书增加诏令、奏议以充分表达史实的同时，又指出汉书与史记相比也有繁而无当之弊。如邱逢年说：“马之律书简而要，班之律志详而不得其要。”3赵翼也认为汉书所增列传有“本非必应立传之人”，并 “开后世史家一事一传之例，宜乎后世之史日益繁也”。更进一步说，“史记 淮阴侯传全载蒯通语， 不更立蒯通传，正以明淮阴之心，兼省却无限笔墨。班掾则转因此语而特为通立传，反略其语于韩信传中，是舍所重，而重所轻”。6（卷五）同时，他们还通过比较史、汉记事之不同，指出“班马各成其是”，如沈德潜指出：“史记董仲舒与申公、辕固生、伏生诸人，入儒林传，故只记其治春秋，传公羊氏学，见有功于经
7、。而汉书详载其天人三策，及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语，见其能推明孔氏之传，此班马之各成其是也。”5(卷三)显而易见，他们不是简单地以繁简论优劣，而是以其能否完整、清晰、准确地表达史事论优劣。这是干嘉学者继承清初顾炎武“辞主乎达，不论其繁与简”7（P1465）思想的表现，也证明干嘉学者已走出以前“繁简论”的樊笼，能一分为二地对待史、汉的文字繁简问题，作出公正的论断。二、 编纂体例 从编纂体例上说，史记、汉书均为纪传体史书，一为通史，一为断代；一为首创，一为继作。干嘉学者在评论马班史书的编纂体例时，表现出相当公允的看法。首先，他们充分肯定司马迁对纪传体史书的首创之功。在这一点上赵翼所论最为全面、最具
8、代表性，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4( P2-3)王鸣盛也说：“司马迁创立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体例，后之作史者，递相祖述，莫能出其范围。”1(卷一 P3)其它干嘉学者如钱大昕、章学诚、赵怀玉等都有类似论述。司马迁在继承发展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机综合五体，创造了纪传体史书，其功绩不可磨灭。其次，他们对班氏父子在体例上的损益也给予了足够重视。“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8（卷二四）一改史记的“历代之史”而为汉书的“一代之史”，在某种程度上，汉书也有所创造、有所发明。对此干嘉学者有客观评价，认为二者只是“体制不同”，9（
9、卷二） 都是适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而作出的选择，并无优劣之分。这和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相比，是一大进步。刘知几因重体例严谨而 “抑马扬班”；郑樵因重会通之作而“抑班扬马”，二者所论均有偏颇。而干嘉学者认为通史、断代均为良史，应以其服务的对象来确定使用的体例，不能抑此扬彼，这是对刘知己、郑樵历史编纂学思想的超越，应给予充分肯定。在评论史、汉内部具体体例时，干嘉学者的看法不甚统一，对某种体例的设立，存在意见分歧。就世家而言，班书改史记“世家”为列传，有学者认为此做法不妥，比如赵翼就说：“今改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又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4（P3）但也有人持相反意见，认为这只是由断代史体例所决定
10、，“不得不与马异”，说“班掾断汉为书，始高祖，终孝王王莽之诛，则本朝宜推尊，世家可不立。”10 （卷二）这种意见上的分歧反映了干嘉学者在历史编纂学思想上认识不同。 就表而言，干嘉学者均充分肯定史书宜立表，对史、汉之表都给予了极大关注。由于二书之表除断限各异外，内容基本雷同，故引起的争论不大。但因汉书首创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二表，前无此例，所以引起了一些争议，其中对汉书 古今人表的争论为最多。一方面，有对班书古今人表加以针砭的，如认为古今人表与其断代史的体例不符；收录人物荒诞、无稽，并以己意定高下。对此，赵翼、章学诚、浦起龙、沈德潜、熊士鹏、朱仕琇等都有所论述，如沈德潜说：“汉书 人表一卷，起自
11、伏羲，迄于董欣、司马翳，准之体例，未为得宜。盖汉书既以汉为主，不必复序古今人物。”5（卷三 ）浦起龙也说：“至若古今人物一表，草率支缀，强分九品，并阑入庄、列寓言无实之人，尤为识者所笑也。”9（卷二 ） 另一方面，也有替古今人表辩护的，认为班固撰人表虽未列汉人，但有因古鉴今的思想。如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中说：“今人不可表，表古人以为今人之鉴，俾知贵贱止乎一时，贤否着乎万世。”11（P140）梁玉绳也说“班氏广征典籍，搜列将及二千人，存其大都，彰善戒恶，准古鉴今，非苟作者” 12（P467 ）等等。干嘉学者对汉书古今人表的不同认识，反映出他们对史书编纂体例的不同看法，尤其是对于断代史纪传体编纂的不
12、同看法。当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要认识古今人表的价值，必须深入体会汉书的史学思想及古今人表的立表旨趣。13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通史、断代之思想融通。就本纪而言，干嘉学者对二书争论最多的当属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惠帝本纪等。一方面，干嘉学者肯定史记为项羽、吕太后立本纪。如钱大昕认为项羽“虽非共主，而业为天下主命，不得不纪其兴废之迹”，汉书降项羽为传，是因为“孟坚汉臣，故有意抑项”，14（P573）所以说“史记，一家之言；汉书，一代之史”。8（卷二八）又如邹方锷说“羽之立本纪也，迁盖以继秦而有天下者羽也”、“削孝惠而纪吕后，纪其变也，着其实也”。15（卷六）此等议论甚得史公之深意，也反映了钱大
13、昕等人在历史编纂思想上的远见卓识。另一方面，也有干嘉学者肯定汉书的作法，如赵翼认为本纪之体是用以“叙述帝王”，而迁史为项羽立纪，“颇失当”，“故汉书改为列传”。4（P3）又梁玉绳批评史记说：“惠帝不立本纪，反以吕代刘。睹斯众论，咸成乖越。”16（P101）赵翼等人的评价，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汉书断代为史，意在尊汉，应把高祖冠本纪之首，此无可非议。但批评史记的做法，又欠妥当。司马迁史记为通史之作，他是站在历史变化的高度上臧否人物、评论历史的，而赵翼等人不甚理解史公旨意。窃以为，汉书为惠帝立纪、项羽改传，重在表现体例严谨，强调封建礼法制度不可逾越。而史记为吕后、项羽立纪，则重在突出历史变化以及重要
14、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史、汉二书的“书志”部分，均记述典章制度，对后人研究古代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自然科学技术发展史等，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班固对“志”非常重视，汉书“十志”除继承史记“八书”之外，在内容上又有所增加，如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五行志等。干嘉学者对汉书“书志”所增内容进行了仔细研究，如朱仕琇认为二者的不同“有损有益”，“律历、礼乐、五行、艺文诸志，迁无而班有”。17邱逢年也说“马阙地理而班于此志为特精”，“凡此岂非马失而班得乎”？3肯定了其所增内容及首倡之功。 干嘉学者对二书重合部分的列传也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汉书武帝以前王侯公卿皆用史记旧文，间有史记无传而增立
15、者”。4（P22）并且肯定其所增之传，如赵翼就认为“史记有齐悼惠王世家，而赵隐王如意、赵共王恢、燕灵王建皆无传，赵幽王友附于楚元王世家内。然皆高帝子也，何得阙之？汉书皆立传”4（P22）但干嘉学者在肯定其增传的同时，也指出了汉书所增列传有流于繁琐的一面，如章学诚说“自班、范以后诸传，人各自为首尾，史传由是益繁”。18(P245)另外干嘉学者注意到汉书对史记的列传也有所改动，并认为这种改动得失参半。如王鸣盛认为史记 大宛列传把张骞、李广利二人穿插叙述，而“班氏以二人截分两传”，“体例明整，马不如班”。1（卷六 P2）而沈德潜则指出，“史记详叙桑弘羊、孔仅之去本趋末，乱法扰民，汉书只述晁错之入粟塞下，而于弘羊等阙焉，此班之不及马也”。5(卷三)史、汉二书列传的差异反映了司马迁、班固二人史识的不同，干嘉学者所论较中肯。 总之，干嘉学者认为，在体例上，史记通变化，较灵活；汉书守绳墨，较严谨。所谓“迁才高识超，不拘拘于绳墨；固言必矩度，有阡陌可寻”。9(卷二)“史记变化，汉书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