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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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劳动力剩余与转移：理论与问题的反思（讨论稿）上篇 二元经济发展论：从古典向新古典的演变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大幅度下降是世界各国共有的现象。17 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先驱威廉 配第（William Petty）已经注意到，大部分人口从事制造业和商业的荷兰的人均国民收入要比当时欧洲大陆其它国家高的多，他指出这种产业间存在的“收入差”将会推动劳动力向更高收入部门转移（威廉配第，1981/1690）。20 世纪，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40）从这种现象出发总结出了三次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

2、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而后进一步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后来，“GNP 之父”西蒙库茨涅茨（Simon Kuznets）进一步揭示了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部门结构与劳动力部门结构的变化趋势之间的一致性：农业部门不论在总产值中还是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都趋向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占的比重则趋向上升（1999/1971）。正是立足于这种产业结构演进的规律，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了通过农村劳动力转移实现欠发达国家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1、早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政治独立，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赖。由于欠发达国家普

3、遍面临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落后的农业部门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大），因此解决结构问题（即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就成为欠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首要经济目标。然而，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在这个问题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答案是：加速资本积累是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增加资本积累？有人认为必须仰仗技术进步，有人主张必须利用收入分配政策，有人提出必须依赖国外援助，甚至还有人宣扬必须借助通货膨胀。而以刘易斯（W. Arthur Lewis）为代表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们天才地发现，只要能够有效地利用欠发达国家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就足以解决它们的资本积累与工业化问题，由此形成了早期的二元经济发展论。

4、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刘易斯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1954 年，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刘易斯模型是建立在三个假设基础上：第一，“零值劳动力”假设，即“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在这种经济的较大的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刘易斯，1989/1954：3）；第二，“工资不变”假设，即“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资本家部门工资的下限”，“在最低收入水平时，存在着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刘易斯，1989/1954：10）；第三，“资本家剩余”假设，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

5、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刘易斯，1989/1954：12）。由此，刘易斯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1 ）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2 ）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3）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

6、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奇迹般地从有关不发达的简单命题中引出了典型不发达国家的全部运动规律 ，以及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赫尔西曼，转引自蔡昉，1990 ：48 ）。不过，就这一模型本身而言，它的两阶段划分过于粗糙，而且忽视了农业发展的作用。针对这些缺陷，费景汉（John C. H. Fei）与拉尼斯（Gustav Ranis）在刘易斯模型

7、的基础上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1964）。费景汉拉尼斯模型首先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这个阶段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 （Disguised Unemployment）。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

8、，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减缓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 包括劳动力的配置 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

9、汉拉尼斯模型与刘易斯模型的不同在于前者揭示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配置的全过程，而且更重视工业与农业两个部门的平衡增长，强调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本身要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而二元经济发展的关键是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农业剩余。问题是，如何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保证“制度工资”水平的不变？费景汉和拉尼斯认为，在这个过程中，“二元地主” 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费景汉和拉尼斯所描述的经济的成功发展完全严格依赖于地主所起的作用。他应当热衷于储蓄；应当向工业部门出售他的剩余；应当把他的储蓄转移到工业企业；应当向往改革并不断改进农业技术”（Dixit，

10、1978）。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元地主”是“费拉”模型的一个薄弱环节。2、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向新古典主义的演变早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主张通过吸收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其核心是解决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本积累问题。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理论不啻是一本福音书，给他们带来了满怀的希望。事实上，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踏上了刘易斯指引的工业化道路。但是，现实的结果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如预期的那样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反而问题丛生、困难重重，尤其是他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扩大了，与此相反，那些在 60 年代逐渐实行对外开放和引入市场机制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

11、”，却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早期二元经济发展理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其中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批评又是最重要的，因为一方面，这一假设在早期二元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是前提性、基础性的，如果这一假设被推翻，“工资不变” 假设也就无法成立，而整个理论模型也就不攻自破；另一方面，这一假设与新古典主义的主张是直接冲突的，因为这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机制进行，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则相信基于高度弹性和替代可能性的市场价格体系和自由竟争制度能够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批评“零值劳动力”假设最激烈的是与刘易斯同时获得 1979 年诺贝尔

12、经济学奖的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在 改造传统农业（1964 ）一书中，他对“零值劳动力”假设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进行了详细分析，并试图以印度 19181919 年流行性感冒所引起的农业生产总量下降的事实为论据证明在传统农业中农业产量的增减与农业人口的增减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使农业产量下降。他由此得出结论：“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的情况是比较少见的。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舒尔茨，1999/1964：29、54 ）。对于舒尔茨的批评，一些学者认为舒尔茨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增长的事实和

13、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因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而印度 19181919 年流行性感冒导致农业总产量下降的事例则可能是一种特殊情况（Sen ，1975、1966；黄宗智，2000/1985） 。总得来说，经济学家们倾向调和这种矛盾，即一方面强调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中客观上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不一定为零。例如，阿马蒂亚森（A. K. Sen，1975）针对这样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人们也许会问，如果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为零，为什么还使用它们呢？这一点难道不与合理的行为相悖吗？”森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没有把劳动与劳动力区分开来。并不是在生产过

14、程中花费了太多的劳动，而是使用了太多的劳动力，是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内为零，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实际上也许恰好等于零。隐蔽失业通常采取每人工作较短的时间的形式”（转引自韩俊，1994：5 ）。换言之，假定农业工作定额是灵活的，即在最高限额制约下，工作时间长度是可变的，那么农业劳动力的长期收缩并不一定引起产出的减少11。贾塔克（ S. Ghatak）则从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角度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在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为零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投入量直到边际生产率为零是合理的，但是，即使在自给农业中，劳动时间的机会成本也可能是大于零的正数。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劳动力可以用于农场外部的补充

15、就业，例如在现代部门受雇，当零工或临时工。二是因为追加劳动时间边际成本为放弃的闲暇，故而追加收入的边际效用与追加劳动的边际无效用的均衡点，很可能甚至通常是在一个比劳动时间的零边际生产率更低的集约水平上达到（贾塔克，1989/1978）。其实，舒尔茨否定“零值劳动力”假说的根本意图是要反对刘易斯等人把传统农业看作是静止的、没有活力的、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的消极农业观，而舒尔茨强调“贫穷社会中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学说是一种错误的学说”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建立在这样一种结构主义分析基础上的二元经济政策会导致国民经济中价格偏离边际替代率，进而造成资源配置扭曲，因此需要重新确立强调资源配

16、置效率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的主导地位。在这方面贡献比较突出的是乔根森（D. W. Jorgensen，1961、1967）的“农业剩余”模型与托达罗（M. Todaro，1969）强调“预期收入”的劳动力流动模型。乔根森通过将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引入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模型，使之改造成新古典的“农业剩余”理论模型。乔根森认为，传统与现代两个部门的二元性仅仅体现在生产关系或生产函数与组织方式上的不对称性，在这样一种二元结构中，农业部门需要引入资本要素以及利润最大化的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农业的发展，而只有当农业剩余大于零时，才有可能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乔根森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强调通过降低农村人口增长率与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而农业剩余的持续增长恰恰是低水平均衡陷阱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分水岭”。乔根森模型的特点是将经济发展的生长点由刘易斯模型的现代工业部门转到了农业发展上，用农业剩余取代了隐蔽失业作为资本积累的源泉和劳动力转移的唯一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