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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乌蒙山区的昭通;从甘肃中部的定西，到内蒙古边陲的阿尔山，看真贫、知真贫，真扶贫、扶真贫，成为“花的精力最多”的事;“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实施精准扶贫”“支那”的由来关于“支那”有不少说法，主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自大秦时起中国的丝绸就远销世界各地，而丝绸中又以一种叫“绮”的丝绸尤其著名，“支那”就是古时波斯文“绮”的音译。（也有说是“秦”的音译）；还有一种说法是古时的中国盛产瓷器，欧洲人把中国叫做“china”（意既瓷器），而“支那”就是“china”的音译。不管是那一种，可见在古时“支那”不仅不是一种对中国的蔑称，反而是起源于中国的地大物博。“支那”一词在日本流行起来是明治维新以后
2、的事。不过那时中国的正式国号是“大清”，所以日本政府在正式场合把中国称为“清国”或“大清帝国”，把甲午战争称为“日清战争”，把义和团事变称为“北清事变”。但是在一般的民间报刊，则一般把中国称为“支那”，把“日清战争”称为“日支战争”，把中国话称为“支那语”。日本人不称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而称“支那”，那时的中国汉人，特别是中国的革命家，对日本称中国为“支那”，不但不生气，反而还有几分感激。那时中国汉人处于异民族的统治之下，因为日本暗中支援中国革命，所以一时间日本成为中国革命家的乐园，同盟会、光复会等反政府组织都是在日本组建的。那时很多汉人来到日本的头两件事就是：第一是剪辫子，表示不再效忠清廷
3、；第二是自称“支那人”，拒绝承认自己是“清国人”。由于那时“中国”这个词还没有被公认，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式称呼称自己是“支那人”。1902年，章太炎等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提出“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誓词（“支那亡国”是指明朝亡于清朝的那一年）；1904年，宋教仁在东京创办了名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这是后来同盟会党报民报的前身。即使是立宪派的梁启超，也用“支那少年”为笔名，康有为次女康同璧也曾在诗中称“我是支那第一人”。当时很多中国的革命家使用“支那”这个词称呼自己，亦说明那时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但没有贬义，反而含有对中国汉人的尊敬。如果日本人按照当时中国的正式国号“大清”，把中国人称为“大清人”，把中国话称为“大清语”，对中国的汉人来说，反而会感到被侮辱了。但是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正式国号从“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由此而引发了中日之间的“支那”争论。新的贫困人口还会出现，因灾、因病、因学返贫情况还会时有发生;五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贫困人口就业和增收难度增大，一些农民因丧失工作重新陷入贫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