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1)》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1)（2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日本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1)一、我對京都學派的疑義正如我們亦可以從本次會議的主持者之一，張寳三教授的大作唐代經學及日本近代京都學派中國研究論集1之題目了解到的那樣：好像在從事中國學的研究者之間，京都學派這一學派的存在幾乎已作爲自明之事實而爲人所接受。不，不僅限於研究者，於媒體之類，常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指稱為京都學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同樣的一般看法在普通讀書人中亦落實了吧。 然而，京都學派的存在真是自明之事体嗎？我對此甚懷疑問。因爲，我恐怕也被外界看作是京
2、都學派之一員，而我自身却完全沒有這種自覺與歸屬意識。再者，在我的周圍，不用説京都學派，就連具有明確的學派意識與組織形態的學派集團的影子幾乎也看不到。因此，現在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承認存在著作爲嚴密意義上的學派的京都學派。 如此而言，我想一定會有人提出如下意見吧：何必那樣嚴密地對學派進行定義呢？京都大學的學問一般都稱爲京都學派，或者就算不拿出那樣廣寬的姿態，京都大學的中國學也確實存在著一種猶如傳統的東西，所以將其稱之爲京都學派就是了，沒有必要採取那樣嚴厲的態度。說實話，我平常也并不是那麽嚴密地考慮。本來，京都學派的存在與否，於我自身而言，無關緊要。只不過，作爲學術史來論述京都學派的話，那樣恐怕不行。
3、再者，原本我對輕易地濫用京都學派這一稱呼，不禁抱有不快之感。即，既沒有認真地讀過每一位研究者的著作，又不顧研究者各自所處的種種情況、環境，無視各自的個性，不分青紅皂白，就想貼上某某學派的標籤，我厭惡這種輕易之擧。固然，我並不是說論及京都學派的各位都是那樣，我知道大部分人都是真摯地致力於研究的。但是，我想一部分人有這種輕易之擧，這是難以否定的。 京都大學的中國學，其今昔都決非一樣2。文學有文學的，哲學有哲學的，而史學有史學的，每個領域都自有其不同的基本立場，此勿須待言。加之，在其各自的内部亦存在著各種立場、方法。例如，關於東洋史學的基本性格，礪波護氏作有如下敍述： 記述道：京都的東洋史，是名為内
4、藤湖南的學者為開祖，因而與名為白鳥庫吉的學者相比，帶有強烈的支那學的要素。但此論述與事實不符。京都大學的東洋史，其實是名為桑原胧i的先生為開祖。即東洋史這一學問的本流，由桑原胧i開始而為宮崎市定所繼承。京都大學的東洋史，常常被說成是内藤湖南所開創，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内藤湖南與治中國哲學的名為狩野直喜的先生一同創始了所謂的支那學派。從結果而言，這一派的學問為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東方部與東北大學的文學部所繼承。4 如上所述，礪波氏更正了世間之常識即將京都大學的東洋史一律看作是繼承了内藤史學之流派的看法。但是，若將宮崎市定看成僅僅是桑原胧i的追隨者的話，那當然是大誤。宮崎另一方面亦受到了内藤的深甚之影
5、響，総合桑原、内藤兩者的學問構築了獨自的學風5。如此，代表京都大學的東洋史的三位學者，雖説同屬東洋史，但其立場或學風都各不相同。 如此，京都大學的中國學，自其當初開始，就擁有多種多樣的個性、學風的學者，其多樣性在逐年增進。我想京都大學的中國學之豐稔，毋寧應該說是由於其多樣性而產生的吧。其多樣性決不應該用京都學派之類曖昧的概念一概進行焕嗍菬o法焕摹：螞r是在研究的多樣化進行到了極致，並且強烈要求教員與學生的流動化，而正在推進這種流動化的今日。 世人或許會說：京都大學的中國學無論怎樣的多樣化，其根底有著作爲共通的宗旨即文獻實證主義，因而可以文獻實證主義作爲京都學派的指標。的確，京都大學的中國學歷來
6、是以文獻實證主義作為宗旨的，今日亦然。惟有讀書纔是研究的基礎，嚴密的讀解，即具體地說是承襲清朝考證學特別是小學與校勘學的成果與方法的訓詁名物、典故考證之學，省去植根于此的讀解而作的研究一類不過是砂上樓閣而已。這是恩師湯溞覍O示諭我的第一訓誡，而我亦將此訓誡反復地教導給學生。有一位老師則將這種精神用通過philology而至philosophy一語來表達。根據這一點，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稱之爲文獻實證主義並不誤，並且實際上亦普遍地被如此評價6。 但是，文獻實證主義成其為學派的指標嗎？文獻實證主義始終是基礎，應該是共通於任何一位研究者的。實際上，取得優秀研究成果的研究者，不論是畢業於哪一所大學，都堅
7、持使文獻學的考察成為立論的基礎這一方法。因爲，不管採用如何的立場與方法，如果沒有文獻實證，都不成其為副學問之名的研究。換言之，文獻實證主義雖然可以説是一種學風，但斷然不是方法與理論，不過是方法、理論以前之物。有文獻實證纔會產生出方法。因此，文獻實證並非是某個特定學派的專有之物。如果只是將京都大學的中國學誇耀爲文獻實證主義之根據地的話，尚不足道，而至於將文獻實證主義當作 京都學派的專有物，則應當說是極爲蠢昧的。 以上，稍微有些冗長，敍述了我對所謂京都學派抱有的疑念。但是，我的本意並非在於否認京都學派。再者，這只是我經驗範圍内的事情。總之，自隸屬於京都大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室至今日爲止的三十年間，我
8、幾乎沒有感受到所謂京都學派的實際存在。這只是我沒有切身感覺到而已，或許在我沒有察覺到的地方，京都學派一直存在著。只是不管怎樣，擡出那種缺少實質感且沾滿手垢的招牌，用以概括京都大學的中國學為能事畢矣，此又有何意義呢？與此相比，我們是否更應該去仔細體會每一個多樣性存在之内情呢？我的本意盡於此矣。 因此，我亦沒有打算主張京都大學的中國學至今爲止完全沒有學派的存在。在一個時期，它確實存在過。此學派即前文所引礪波氏文中所謂的支那學派。 二、支那學派在京大中國學中的意義所謂支那學派7，兴苤侵冈O立於1920年的支那學社的同人團體之詞語，其名稱來源於同社的機關雜誌支那學。高揭排斥以往的護教式漢學，樹立作爲近
9、代科學的客觀性中國研究的明確理念，陸續發表出嶄新之論考的支那學社同人的旺盛的活動，得到了少壯的中國學者的熱烈支持，產生了許多贊同者，席捲了關西的中國學界。此支那學社的活動的隆盛之情況，加之兼具理念與組織，在這一點上，正副學派之名。又，不僅其主要成員幾乎都是畢業於京都大學的研究者，而且領導他們並成之為後盾的是京大現職教授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兩位大人物，更且支那學社將自身定位為以斯文會為代表的東京漢學派的Antithese，自此觀之，如果存在著可稱之爲京都學派的話，那麽捨此支那學派別無他選。實際上，論及京都學派之際，不論論者有意無意，實質上幾乎都是講述關於支那學派的。亦如現在所云，其決無不當之處。但
10、是，京都學派=支那學派的這一圖式，同時亦孕含著很大的危險。其危險即會招致支那學派就是京都大學的中國學之全部這樣一種錯覺。支那學派固然不是能焕即髮W的中國學之全部的存在。其不過是自1920年至1947年之間，以京都大學為中心據點而展開的學術活動而已。從那以來，已過去了半個世紀，京都大學的中國學的質與量均發生了大的變貌。其乃新領域的開拓與新理論、方法的摸索，在某種意義上，亦可以説是從以往的支那學進行蛻變的嘗試。京都學派=支那學派的這一圖式，很有可能將這些努力毀於一旦。不過，戰後的中國學之母體為支那學，而且支那學直至今日持續地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此乃不容置疑之事實。抛除支那學而講述京都大學的中國學，
11、就等於抛除經學而論儒學。尤其是在中國哲學史的領域，奠定了研究室之基礎、決定了其學風的兩大巨頭狩野直喜、小島祐馬與支那學派有著密切的關聯，因此就更毋庸待言。京都大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從支那學繼承了什麽？又改變了什麽呢？若可以將所繼承的東西稱之爲傳統的話，那麽，此傳統是什麽呢？如今，若探尋京都大學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之情狀，畢竟只有從這個問題開始吧。 但爲此，首先支那學是什麽這一點應當成爲大家共通的理解事項。可是，直率地講，我並沒有充分地把握住支那學的實態。支那學的基本乃在於文獻實證學、反漢學，此勿須待言，而此外還可以舉出各種各樣的特色。曰：疑古的文獻批判，曰：對新文化邉拥墓缠Q，曰：歐洲Sinolog
12、y的攝取等等。但並非隸屬於支那學派的人們都具有所有的這些特色。就連被認爲是支那學派之領袖的狩野與内藤，其實學風亦頗不同。在博識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但基本上内藤具有理論家的氣質，重視獨創與歷史觀，並且不避諱發表社會言論。而狩野則是徹底的治讀書之學的文獻派，並且對與學術無關的問題不發表言論。而且，内藤確實是疑古派，而狩野則如後所述，未必亦然。即便是狩野對歐洲Sinology的攝取，究竟是怎樣的程度，我們亦不很清楚。從小島身上確實可以發現法國社會學的方法論的影響，而狩野又如何呢？狩野的著作中雖然引用了歐洲人學者的學説，但是否就可以說他導入了歐洲Sinology的方法，我於此不詳。内藤與青木偏愛中
13、國的傳統文化，但我不認爲小島亦然。本來，具有文人氣質的内藤與青木，和以純粹的學者為志向的小島，他們的基本姿勢是完全相反的。 就連被稱作支那學派的人們之間都有如此之不同，我們可以知道輕易地以某某學派之類作一攬子概括，是多麽沒有意義的吧。不過，即便是我，亦沒有將支那學派的傳統完全否定的打算。雖然用語言難以表達，但我感受到作爲一種Atmosphere的傳統。我知道繼承這種傳統是我的義務，而且本次會議期待於我的亦是這種傳統的解明吧。只是亦如現在所述，將其用語言來表達是很困難的。此次藉以回顧京都大學的春秋學研究之歷史，我想盡我的責任。因爲，中國哲學史的歷代教授多著手於春秋學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存在著春
14、秋學研究的系譜。以下涉及到我的私事，令我意識到這一事實的是，在我就任京都大學文學部助教授之時。當時，東洋史的島田虔次先生面命於我：中國哲學史有著由狩野、小島、重澤先生延續下來的春秋學研究的傳統，希望你務必恪守這個傳統。從島田先生的這句話來看，京都大學中國哲學史的春秋學研究之傳統這一題目亦不見得是自以爲是吧。 三、狩野直喜的春秋學研究 京都支那學的開祖8、處於京都的文科大學草創期，對於後來被稱爲中國學京都學派這一學統的建設，發揮了主導作用的代表性人物9被授以如此評價的狩野直喜，帶給了以京都大學為中心的京都地區的中國學極大的感化與影響。在中國思想研究方面，亦作爲京大的中國哲學史講座的第一代主任教授
15、，奠定了該講座的研究的基礎，確定了方向，其功績是偉大的。但是，在文學研究方面，狩野開拓了元曲與紅樓夢之類白話的俗文學研究等，大大地吹入了新風，而與此相比，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毋寧令人感到其所致力的是傳統的古典學之維繫。這並非是偶然的，狩野自身有意識地作過這樣的努力，這在他對中國哲學史的性格所作的如下定義中，亦可以了解到吧： 若將導致其學説極爲多歧之原因，看作大半是來源於古典的選擇與古典的本文批評、解釋的差異等，那麽我認爲，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哲學史的大部分，可以命名為中國古典學或古典學研究的歷史。10 不過，祖述清儒實證之學乃以往學者所無11，在當時，清朝考證學以來的古典學之祖述、繼承自身就擁有作爲新學風的意義，似乎這一事體應當得到評價。而在我眼中，狩野的學問怎麽看都略帶古風。 狩野之古風，還顯現在不太重視出土資料這一點上。我想若如此而言，則有人會當即反駁說：狩野是日本的敦煌學的先驅者之一。事實確實是那樣，但至少在思想研究方面，狩野對敦煌文書的關心不過在於有關歷來的經學研究的部分而已。再者，與狩野有深交的羅振玉及王國維對甲骨金文寄以深切的關心，並發展了這方面研究，而與此相比，狩野對石經等石刻資料當然很重視，但對新出的甲骨金文卻顯得並不那麽感興趣。 狩野的這種古典學的性格，當然亦反映在其春秋學研究中。狩野的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