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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性别视角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一晚近的上海文化研究中，性别视角的介入虽非唯一重要的方法，却是值得瞩目的动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等以往处于边缘位置的方法/理论日益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介入到对包括上海研究在内的现实关系或历史文化的解说中去，“性别与上海都市文化”因而成为值得一谈的热门话题。有意思的是，作为一项结合了多种面向的跨媒介、跨学科议题，其讨论却首先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引发的，这有赖于两个方面因素的促成。早在上世纪八十
2、年代，上海即已发生了“重振海派雄风”的讨论，至九十年代，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尤其是浦东开发开放的进行，海内外学者加紧了“为海派正名”的工作，力图为上海新一轮的“与国际接轨”提供历史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海派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或海派作家对女性与上海都市的描写被重新提起，此其一；其二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学科重建和方法革新中，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始终处在前沿位置。如果说国内学界相当时间里尚致力于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那么海外学者则藉现代中国文学这一尚少为西方理论关注、征用的“生荒地”，与彼时欧美学院里新潮理论的“你方唱罢我登场”及其象征资本的交易展开激烈的争逐。以王德威的说法，至上世纪九十年代，西
3、方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至少发生了三方面可说重大的变化。第一，“理论热”成为治学的一大标记；其次，研究对象远远超离了传统文学文本的定义，而成为包括文学、电影、流行歌曲、大众文化、城市研究等等在内的多元、跨界的操作演练；再者，对历史“大叙述”的重新审视，“永远历史化”或“重新的历史化”成为研究的新趋向美王德威：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当代作家评论XX年第期。在这一背景下，性别和上海都市文化等以往不被关注的问题开始变得令人瞩目起来，其非主流的位置既使“重新的历史化”成为可能和必要，也为女性主义、后殖民、文化研究等各种新潮理论的阐释和运用提供了极大空间，这都促使了相关讨论的提起和性别视角
4、的介入。而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角度视之，上述种种，尤其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范围和方法的拓宽，也可以用晚近学界普遍的“文化转向”来表达，是近三十年来国内外学界研究脉络变化的一个侧影。后冷战时代环境、文化和种族冲突等问题的日益突出，使人们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思考世界的图景，学界研究的重心也从以往对“宏大历史”、意识形态的关注而更多转向文化方面。“文化转向”于是成为学界的普遍走向。在文学研究领域，发生了明显的从文学批评向文化研究的转向，地理学领域则产生了文化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等新的交叉学科，传统历史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深刻的撼动。传统历史学素以军事、政治史为重，而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文化史”已然成为历史研
5、究的最新方向，并影响到历史以外如文学研究等领域。“新文化史”师承后现代主义精神，认同边缘、拒斥中心， 强调对以往不被重视的大众文化和社会生活等等的研究，其对“文化”的理解也更为多面，既包括深层的社会心态和思想文化，也包括物质文化与表面文化。“文化转向”也影响到了女性主义或性别研究的兴起，如有学者在世纪之交的洞察：“如果近来的地理学研究中，地方的概念变得更加微妙，那么，性别的定义也是如此。主要从强调男女在物质上的不平等，转移到对于性别定义里的语言、象征、再现和意义的新兴趣，以及主体性、认同和性别化的身体等问题的关切。”英琳达麦道威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徐苔玲等译，台北群学出版有
6、限公司XX年版，第页。换言之，文化转向背景下的女性主义不但要指出现实世界里的两性不平等，还要揭示造成这种不平等的语言和再现等象征秩序方面的问题，由此改造男性中心的社会结构与文化。这也是女性主义介入知识生产的起始。传统的知识体系中并无性别研究的位置，仅有的一些性别定义也大都停留于生物学层面，而缺乏社会历史文化方面的介入。在这样的状况下，女性主义强调“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意在指出女性的性别角色、社会地位是一个包括了语言、符号、制度、心理认同等等在内的文化建构的过程，而不是生物学上的两性之分所决定的，便和传统的知识论产生了极大的分歧，由此引发了对既有知识体系的挑战。事实上，晚近女性主义对性
7、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在波伏娃“建构论”的影响下发展出了“社会性别”的概念，以此区别仅从生理意义上谈论两性的sex。的重新定义及其相关理论的建立，不仅标志了它“文化转向”的开始，展现了女性主义综合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学和语言学等学科进行有效改造的成果，同时，作为一种新的日益形成的分析方法和范畴，其触角已然伸展到了当代学术的各个领域，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医学史和科学史等学科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个性、人权、自由、平等，作为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哲学、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概念，是自由主义理论的支柱。而女性主义则从性别的角度对罗尔斯正义论中自由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新的
8、检讨。她们认为由于性别的盲点，经典自由主义的“人权”概念是值得怀疑的。自由主义坚持在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做严格的分野，强调国家和法律不可干预包括家庭在内的私人领域。自由主义的这一界定引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家庭暴力是否应该被“看见”和阻止？如果夫妻之间的关系和事务不能进入公共空间，那么有关个人权利和正义的概念就会在所谓私人领域中失效，这与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社会正义是相矛盾的。因此，当代哲学和法律对自由、人权的解释必须纳入性别的考量，性别不仅关乎女性，也关乎男性，归根结底，是每一个公民参见刘禾 女性主义与当代学术成果，中华读书报XX年11月14日。性别与医学史方面的重要成果可参见美国学者费侠莉教
9、授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江苏人民出版社XX年版。在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女性主义也有效地挑战了经典的现代性理论，论证了历史上女性在现代性之“内”而不是之“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厘清19、20世纪之交西方主要城市在物质和社会文化方面的变化，西方学界发生了现代性问题的论争。其中，波特莱尔和本雅明等人对“短暂的无名的相遇和无目的的闲逛”的描述被认为是现代性的经典特征，同时这一“处处因匿名而狂喜”的“闲逛者”无疑是男性的，因为“闲逛”或“游荡”是男性的特权。甚至一些强调历史上女性被动地位的传统女性主义也认为，那些在拥挤的街道上自由行走的“闲逛之人”不可能是女性的，现代性关注的是城市的公共领
10、域，女性因长期生活在私人领域中而无法与现代性结缘。后现代女性主义则认为，现代性其实“是种建构出来的论述，像其他叙述话语一样，向我们提供了关于事件和过去的一个版本，这版本为了研究和强调，挑出某种现象，忽略其他的。因此，指出以下一点也许并不让人惊讶：尽管此概念被广泛挪用，在认识论的术语中显出其丰富性，但它还是大体上没有表达出女性的经历体验”美米卡娜娃：现代性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XX年版，第178页。她们认为，无论是经典现代性论者，还是早期女性主义，都只关注了“早期现代性”时期，而忽视了现代性高度发展时期的社会舞台，即消费和大众文化蓬勃发
11、展的19世纪晚期及20世纪初期，那时为女性以象征和现实方式侵入的公共领域正快速增长，比如百货公司的出现便使西方女性不再需要男性的陪同而得以自由上街。这个时期也是整个西方由“维多利亚的稳定世界和文明价值转向一个不确定的现代世界，从一个帝国世界转向一个后帝国世界，从一个建立在男女不平等的性别关系的社会转向一个女性获得平等的社会”Steven Matthews ModernismLonden：Arnold，XX，p3。的时期，女性从而得以前所未有地参与到社会的公共活动和“爆炸性”发展的消费文化中去，她们在城市里谈钱论价，参与政治动荡，挑战正统观念，她们的“行为举止”毫无疑义地构成了现代性的一部分。将
12、大众文化蓬勃发展时期女性日益扩大的生活空间和消费活动纳入到现代性的范围，女性主义的这一举措不仅充分考虑到了19、20世纪之交的世界历史和普通女性的经历体验，挑战了本雅明等男性精英的现代性论述，更为重要的是，为揭示现代社会的交互关系和视觉变革提供了富有启迪的途径。女性主义虽然关注的是社会转型中女性的境况，而所发现的却不仅是女性的遭际，也是现代城市形成的过程。工业革命以来，包括女性在内的大量的人群从乡村到都市，与陌生人频繁不断的遭遇，使视觉符号和外在表征有了新的意义。不仅成为脱离了传统的地理和血缘所属的都市人相互识别的依据，更是现代都市的经济活动社会生活未可或缺的推手或运行方式。与市场那只“看不见
13、的手”相对，它是现代性构成中极为重要或必需要“被看见的面孔”；或者，它就是市场的一部分，又不仅如此或“简单如此”。和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一样，它对都市的面貌和现代性构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性别/女性，正是那“看得见的面孔”的组成部分或策略之一。同样，在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中，女性主义或性别视角的介入也成效显著。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绘或深描了上海都市文化的地图。二和女性被排除在经典的现代性论述之外相同，曾几何时，消费没有历史，即不被作为研究的对象和范畴，上海的消费文化和现代性问题也得不到应有的讨论。但消费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根本问题，是“所有生产的唯一归宿和目的”，也相当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都市文化
14、的面貌，故而，晚近的上海研究不能不将消费作为至关重要的章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的心态、忻平的从上海发现历史以及李长莉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等等都曾深入探讨了炫耀性消费在近现代上海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和心态的影响。但这些研究大都没有谈到百货公司在上海消费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或者说忽略了女性与百货公司及炫耀性消费的关系。上述西方女性主义对现代性问题或“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的研究则促进了这一问题的探讨。女性主义指出，产生于19世纪中期的百货公司在西方炫耀性消费的发展中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为了利润的最大化，资本主义发展了它“大胆的新形式”，除了其集购物、娱乐、休闲于一体的商业体制等前所未有之
15、举外，百货公司还开了西方女性无需男性陪伴而自由上街的先河。此举不仅为百货公司准备了源源不绝的顾客流，让女性得以完成替其“竞争成性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少有时间去兑现”英琳达麦道威尔：“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功能在于挪用并保存她竞争成性的丈夫、父亲和儿子少有时间去兑现或享受的价值与商品；她替他们的劳动提供了一剂解药和一个目的。”性别、认同与地方，台北国立编译馆、群学出版社XX年版，第219页。 的社会必需的消费活动，并引发了包括城市空间、视觉系统以及阶级和性别重组在内的历史的一系列变化，它因此是“女性体验同时也被女性体验制造了现代性的一个原型之地”美米卡娜娃：现代性拒不承认的：女性城市和百货公司，载
16、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XX年版，第181页。现代上海同样如此。1917年，上海四大百货公司之首的先施公司率先在南京路揭幕，翌年9月，永安公司也随之开张。1926年和1936年，又有两家名为“新新”和“大新”的巨型百货公司在南京路上闪亮登场。这些以经销“环球百货”著名的上海百货公司，横植了西方最新零售业的制度，同样提供了女性行走的自由，使以往被要求不出大门的良家妇女获得了走出家门、走入城市公共空间的合法性。上海女性进入社会公共空间虽然由来已久，却一直质疑声不断，直至先施等百货公司的出现，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才获得了文化上的合法性。而先施、永安等四大公司在提供她们行走自由的同时，也赋予了她们促进消费的使命，尤其是借其所具的物质和流行标杆之便，型塑了一种外表洋化或踵事增华的“摩登女性”，这就使上海的现代化获得了新的动因或“催化”力量。 作为一种新的女性类型，“摩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