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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空巢黑白到“布尔津”“三重奏”-关爱空巢老人论文从空巢 黑白到“布尔津” “三重奏”空巢 （薛忆沩）黑白（白之篇） （储福金）布尔津光谱 （张好好）三个三重奏 （宁肯）说吧，从头说起 （舒晋瑜）隔壁，或者 1991 年你在干啥（鲁引弓）这一次，我们的关注点将首先落脚到薛忆沩的长篇小说空巢 （载花城2014 年第 3 期）上。我知道薛忆沩，是因为阅读了他此前一部带有强烈现代哲思意味的长篇小说遗弃 。在当代文坛，薛忆沩虽然并非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但其小说创作思想艺术风格的独异，其与西方现代主义之间内在紧密关系的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一次刊物在发表空巢时，把它放置在了一个名为
2、“中国叙事”的栏目之中。 “中国叙事”是一个文体归属极端含糊的栏目，去年花城的这个栏目曾经发表过毕飞宇一部旨在记述自己青少年成长往事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 。在经过一番细致辨析之后，我们把毕飞宇的那部作品归之于非虚构文学加以理解。毕飞宇的作品属于非虚构文学，那么，薛忆沩的这部同样被纳入到“中国叙事”栏目之中的空巢 ，其文体归属又将如何呢？尽管说薛忆沩在作品之前有一段特别的题记：“献给所有像我的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 ，尽管从这段题记出发我们不难判断薛忆沩的书写绝对有现实中的生活原型存在，但从文本实际状况来看，恐怕还是应该把这部作品看作是具有一定虚构
3、性的长篇小说更为合适些。在我看来，杂志的编者之所以要把空巢归之于“中国叙事”的栏目之中，看重的很可能是薛忆沩此作对于当下时代中国问题的一种痛切直击与尖锐揭示。这里的所谓中国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及其背后的空巢化问题。尽管从一种严格的意义上说，老龄化不可能是中国所独有的社会问题，但由于现代中国所走过的那样一条特定的发展道路，更由于自打 1960 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严格执行过后来被称之为“国策”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还不应该提前出现的老龄化问题业已加速度地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与此同时，由于很多家庭都只育有一个独生子女，子女一旦外出求学工作，空巢老人现象的
4、形成也就势在必然了。以上两方面，再加上中国特有社会政治体制的潜在制约与影响，老龄化与空巢化问题，仿佛在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面对的重要社会问题。一般情况下，如同薛忆沩这样更多地对于形而上存在问题感兴趣的作家，不大可能会对现实中的中国问题产生浓烈的关注兴致。归根到底，薛忆沩之所以能够写出类乎于空巢这样一种严重关切中国社会问题的作品来，与他曾经遭受过电信诈骗的母亲的痛苦体验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薛忆沩空巢的写作，从另外一个角度形象地诠释了文学与生活之间须臾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或许与薛忆沩内在的写作驱动力有关，小说空巢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身为小说女主人公的叙述者“
5、我” ，正是那位上当受骗的空巢老人。这是一位早已退休在家很快就要度过自己八十岁生日的单身女性，老伴已因病离世多年，虽然育有一儿一女，但两个孩子却不仅不在她的身边，而且还都远在异国他乡，女儿在美国，儿子在英国：“我仅有的妹妹也住在千里之外的北方。没有亲人陪我过周末，甚至没有亲人与我一起过春节。按照老范的说法，我属于真空级的空巢老人 。 ”小说故事是从一个带有明显不速性质的意外来电拉开序幕的。 “我其实经常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每天都会有，每天都会有很多：房地产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即将入伙的优质房，医药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最新开发的保健品，电话公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正在热销的套餐，银行和保险公
6、司的业务代表向我推销回报丰厚的理财产品”虽然只是不多的几句话，但通过对于这些陌生电话的罗列描述，一种资本化经济时代的强烈气息就已扑面而来。但令“我”无论如何都料想不到的是，这一天的一个陌生电话居然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使自己不其然地陷入了某种空前的精神困境之中。其一，这是一个自称来自于公安局刑侦大队的电话，这也是她一生中第一次接到公安人员打来的电话。其二，也是更重要的，这位公安人员竟然在电话里告知身为空巢老人的她自己已然在不知不觉状态下卷入到了某一犯罪集团的活动之中。如此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对于一生都洁身自好的主人公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这样一个电话，之所以能够对“我”形成巨大的打击，究
7、其实质，与“我”视个人清白如生命的价值理念有直接的关系：“当然，只要一想到我一生的清白 ，我就会振作起来，我就会感觉充实，感觉骄傲。是的，我的一生一事无成，但是谁也不要想在这一事无成的一生中找到任何的污点：政治上的污点，生活上的污点，经济上的污点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会感觉到特别骄傲。 ”由于内心被一种巨大的恐慌所冲击袭扰，一时手足无措的“我” ，主动询问自己应该怎么与公安机关配合。没想到，她的这种主动姿态给诈骗者留下了进一步行骗的契机。最终，在所谓“顾警官”步步为营的诱导下， “我”彻底丧失了必要的警惕心理，不仅和盘托出了自己全部的存款状况，而且还主动积极地参与到了公安机关的“特别保护程序”之中。
8、因为“我”的银行账号已经全部被犯罪分子锁定，所以， “顾警官”提出的所谓“特别保护程序” ，也即是把资金很快全部转账到一个绝密的账号上。只有这样， “犯罪分子就不会有可乘之机” 。在充分了解“我”所有的存款状况之后， “顾警官”一方面催促“我”不要拖延时间，一定要“马上行动” ，另一方面提醒“我”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警惕：尽量避开熟人和朋友，对银行里的“内鬼”要特别提防。此后发生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顾警官”预见的精准。当“我”到银行去办理转账手续的时候，果然遭到了从主管到普通工作人员的周密盘问。如果不是“我”早已接受了“顾警官”的提醒，早已认定银行工作人员中“内鬼”的存在，这次转账的成功恐怕就会成
9、为泡影。实际上，对于“顾警官”们的行骗伎俩，凡有一定社会生存经验的明眼人都不难识破。 “我”之所以会轻易上当受骗，一方面固然是由于自己年事已高，判断与反应能力确实都有明显下降，但在另一方面，却也与“我”在自己长期的人生经历中所形成的“道德精神洁癖”以及对“组织”的无条件信任密切相关。首先是“道德精神洁癖” 。 “我”的“道德精神洁癖”的形成，其最初的肇因应该与家庭教育有关。或许是因为出生在南方的缘故， “我”打小就养成了勤于清洗的生活习惯：“但是我有从小就养成的好习惯，每天临睡前都会坚持洗脸、洗脚和洗屁股（用我母亲的委婉说法，应该称它为洗大脸 ） 。 ”遗憾之处在于， “我”的这些生活习惯，与
10、出生于北方的丈夫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不仅自己没有这种习惯，还嘲笑那是我的三光政策两三年之后，他勉勉强强被我同化，但是他坚决不肯接受我先洗大脸、再洗脚、最后再洗脸的科学程序。他完全是随心所欲，想先洗哪里就先洗哪里。更可气的是，他还顽固地坚持一盆制和一巾制 ，始终没有接受我洗不同的部位用不同的毛巾和不同的盆子的合理要求。 ”夫妻生活的基础，便是日常生活。既然夫妻双方的生活习惯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他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就好不到哪里去。当然，导致他们夫妻感情冷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性关系的不和谐。而这，同样与“我”的“道德精神洁癖”有关。因为自己先天的心脏状况，母亲暗示“性生活”不宜“剧烈运动” 。但
11、婚后的事实证明，“我”其实完全可以承受那样的“剧烈运动” 。从根本上说， “我”之所以无法接受丈夫的“剧烈运动” ，乃是出于心理上的拒绝。 “还有一次，他提出来要从后面进入，那想法让我觉得极为龌龊。我断然拒绝。 老家的牲口都是这样干的。他说。 我们是人，不是牲口。 我说。我们整个婚姻生活中的性交姿势从一而终 。 ” “我”这一方面的表现，自然是“道德精神洁癖”的再度证明。如此一种状况长期延续的结果，也就必然是“我丈夫没有从精神方面满足我，我无法从生活方面满足他” 。以至于， “现在想来，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处于准空巢状态。 ”却原来， “我”的生活早就处于“空巢”状态了。只不过，现在的“空巢”
12、是生活与精神的双重“空巢” ，而既往的“空巢”只是精神的“空巢”而已。追根溯源，对于这一精神“空巢”的形成， “我”似乎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究其实质， “我”的以上“道德精神洁癖” ，其实是“我”的人性世界被某种外在力量扭曲异化的结果。对于这一点，薛忆沩在文本中也有着透辟有力的揭示：“我们之间从来没有亲密的感觉与我们从来没有激情的性生活肯定有很大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要归咎于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可以贴上时代局限性的标签。在那个革命的时代，性生活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它无疑属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是低级趣味中的一种。 ”虽然正如薛忆沩已经指出过的，在“我”人性扭曲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自我个体的原
13、因存在，但那个革命时代一种强烈的钳制作用，却又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忽视的。然后，便是对于“组织”的无条件信任。那么，究竟何为“组织”呢？对此，曾经有论者做出过相应的论述：“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 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地膨胀起来，成为 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 ” “事实
14、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了组织的人，是按照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在组织中，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 ”应该注意的是，此种信任最早形成于“我”参加革命之初：“我的荣誉感和责任心是与我们这一代人在青春期经历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是解放 。迎接解放是我参与的那些由地下党组织的革命活动的主题。我不会忘记自己参加的第一次秘密聚会是怎样进入高潮的。 ”正因为如此， “我”才会强
15、烈地感觉到：“我其实一直将那个让我狂喜的夜晚当成我自己的初夜 ，因为它是我献身的夜晚（与它相比，八年之后的新婚之夜显得那么低俗，那么平庸） 。从那个夜晚开始，我将自己的生命彻底献给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业，我准备为那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有谁会想到，如此壮丽地开始的人生会以卷入犯罪集团的活动而结束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忽略薛忆沩这段叙事话语中那样一种强烈的艺术反讽意味。问题在于，尽管充满着艺术反讽意味，但对于叙述者“我”而言，她的这一番言说却是极端真诚的。某种意义上，她的自我言说越真诚，那种艺术反讽意味就越强烈。对于“我”这一代人的信任组织， “我”的孩子们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去想想你自己
16、走过的路。去想想你这一生的经历。你有过自己的生活吗？不仅是你，是你们这一代人。你们的一生就是上当受骗的一生。你们年轻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一切都献出去了，献给谁了？你们连最起码的生活情趣都没有，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很少关心”那么， “我”的一切究竟献给谁了呢？联系中国社会现实，联系“我”实际走过的人生道路，联系“我”此前的真诚自白，这个“谁”就只能是革命，是所谓的“组织” ，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事业” 。假若我们把“我”对于组织的无条件信任与前述的“道德精神洁癖”联系起来，自然就不难发现，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无法被剥离开来的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很显然，只有在充分地了解“我”的“道德精神洁癖”与对于“组织”一贯的无条件信任之后，我们方才能够明白身为“空巢老人”的“我”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上当受骗：“第一，洁身自好是我一生的笃行。我有强烈的羞耻感，从来就容不得自己名字上有任何的污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