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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普曼与舒德森就新闻与民主的特征塑造新闻与民主，或者媒体与政治是很多学者关注的主题，沃尔特李普曼和迈克尔舒德森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李普曼是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最伟大的新闻记者” ，其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而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李普曼终其一生都在关注政治，因此而被称为“兼职的政治家” 。在将近 40 年的时间里，他的专栏文章通过报业辛迪加的转发，刊登在美国以及全世界各家主要报纸上，使美国“整整三代人都靠沃尔特李普曼指点政治事务的迷津” ，“他并不指挥千军万马，然而他确实具有左右舆论的巨大
2、力量” 。正是这样一位新闻记者，明确就新闻之于民主政府的可能性提出了挑战，对公众认识世界和自我管理能力持悲观怀疑态度。而舒德森是当代美国最杰出新闻媒体学者之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威斯敏斯特大学民主研究中心的约翰肯尼这样评价他：“在探讨媒体与政治这一主题的学者当中，迈克尔舒德森无疑是最明智的” ， “作者对新闻与民主的思考令人心悦诚服” 。在当今学术界，能用“明智”来形容他的思考与结论“是比较罕见的” 。舒德森在其极富洞见的论文集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一书中，对美国代议制民主与新闻业的关系、“不可爱的新闻业”何以对民主如此重要，以及新闻业对民主的可能作用作了深刻而智慧的剖析。本
3、文追问的是，李普曼与舒德森关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讨论有何思想分歧？这一追问对我们认识新闻界在民主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无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是否可能：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对此，李普曼与舒德森持截然不同的态度。20 世纪 20 年代，李普曼已经成为著名的新闻记者。当时李普曼面对的美国新闻界被浅薄无聊和耸人听闻所“污染” ，战时宣传和新闻审查制度使作为民主机构的新闻媒介面临信任危机。传统民主理论认为，公众如果了解事实真相，是可以做出理性决定的。但李普曼思考的是， “如果公众认识事实的渠道为宣传、无知和有意的歪曲所阻塞的话，那又该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普通人对公共事务作
4、出明智的决定呢？”1920 年李普曼出版了小册子自由与新闻 ，批评传统民主理论未能考虑到舆论的力量，因为公众没有准确和无偏见的消息来源，便不可能对政治作出明智的判断，但是“舆论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人所左右，而且，报界歪曲报道新闻是家常便饭” 。战争和战时宣传工作使李普曼认识到“左右舆论是易如反掌的事” ，正如 1920 年他写给大西洋月刊编辑埃勒里塞奇维克的信中说“我发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 。在李普曼看来，美国民主的危机在于通过歪曲的事实而左右了舆论。战时成立的公共信息委员会召集大批的学者、新闻记者、艺术家和广告制作者，使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媒介进行战争宣传，使美国沉浸在巨大的红色恐惧中， “甚至有
5、数百万美国人严肃地认为，下个月或下个星期，美国可能就会爆发一场红色革命。 ”用爱德华伯莱斯的话说， “从未有过任何联邦政府机构像公共信息委员会这样有意识地同时又极为聪明地操纵组织化了的大众习惯和民意。 ”李普曼与查尔斯梅尔茨共同组织的一次调查也证实了，以精确报道著称于世的纽约时报所发出的消息不是基于事实，而是由“组成新闻机构的那些人的愿望所主宰的” 。为此，李普曼建议规定更为严格和专业性更强的标准是可能解决问题的， “可靠的新闻、真实的资料、公正的报道和不偏不倚的事实”可以使公众得到所需要的消息，借以对公共事务作出明智的判断。但李普曼对此“越想越没有把握” 。(11)可以说， 自由与新闻叙述了
6、报界的失败和被操纵的舆论。1922 年让李普曼声名鹊起的公众舆论出版，就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的问题，其悲观和失望的情绪较之自由与新闻更甚。如果说， 自由与新闻表达了“事实是可以被歪曲和压制的” ，那么， 公共舆论则认为“对事实的歪曲也深深植根于人们头脑的机 能之中” 。(12)在该书中，李普曼想要证明的是，普通公民是没有进行理性的自我管理能力的。他借用柏拉图的洞穴理论，把普通公民比喻为一生都被束缚在洞穴里的奴隶，他们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间接的，只能把看到的影子想象为真人。一方面，世界太大太复杂，人们只能通过新闻报道采取行动，而媒体造就的只是虚幻的“拟态环境” ；另一方面，人的头脑机能中固有的“
7、刻板印象” （stereotypes）影响着我们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认识。(13)这实际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民主理论的根基。西方民主制度沿袭了洛克的思想，认为全能的、有理性的人只要发挥自己的理性进行政治决策，民主制就能顺利进行，同时真理最终也能战胜谬误。然而李普曼认为，人是非理性的，人类对事实与真相的获取和理解，受到太多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新闻记者也不例外：“事实上，无论对于公民个体还是新闻媒介，信息都是难以获取的” ， “我们误解了新闻的局限性，误解了社会的无限复杂性；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忍耐力、公益精神和多方面的能力” ，(14)最可怕的是，新闻业制造拟态环境，戏剧性地表现和创造媒介真实，而不
8、是向人们提供真实生活的真实事件。 “新闻不能反映也不能再现真实生活的真实事件。新闻不是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而是对已经显露出头角的那方面的报告” 。(15)新闻涉及的只是那些看得见的事实，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如果事件的知情人有意或无意地隐藏信息，或者出于消息提供者和新闻记者的个人利益、不同的编码解码方式、不同的刻板印象和文化解读等原因，新闻就会被添油加醋。(16)因此“人看事物都是由他们所处的一定的文化所产生的刻板印象决定的，人类的决策依靠他们的感情、偏见和欲望。在人类认识的进程中，真理与谬误一样虚弱。 ”(17)李普曼由质疑人类获取真相的能力出发，否定了新闻媒介作为直接的民主机构为公众提供世界
9、真实图景的职责，也同时动摇了传统民主理论的现实可能性。(18)这样一来，所谓新闻的民主角色就彻底幻灭了。李普曼认为，美国民主政治面临的危机是因为我们使它担负了太多关于普通公民有自我管理能力的虚假希望，因为公众是非理性的，而且他们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付向他们“倾盆而来”的、 “使人困惑”的消息。在 1925 年公共舆论的续篇幻影般的公众一书中，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承认“平民百姓既无能力也乏兴趣来管理社会。而公认的大众政府的理论是基于公众可以决定事态发展这一信念之上的，因此它是错误的。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 ，一个抽象的东西” 。(19)他甚至“开始把公众看成是应该被驯服的巨兽，而不是看成一种可教育
10、的力量” 。(20)由此可见，李普曼从质疑人类获取真相的能力出发，对人类个体认识能力、公众理性自治能力持悲观怀疑态度，对新闻媒介在美国民主中扮演的角色也彻底失望。可以说，就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李普曼是个悲观主义者。与李普曼的悲观态度不同，舒德森在此问题上要积极和乐观的多。2008 年出版的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既对当今美国新闻业存在的“弊端”作了剖析，同时也对新闻业通过珍视优良传统促进民主发展寄予厚望。就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的问题，如果说李普曼的出发点是“公众是否理性以及能否获取真相” ，那么，舒德森的出发点是“新闻界在民主中扮演何种角色”：“我的目标即理解新闻界在民主中的特定位置，尤其
11、是当我们不再把民主等同于最大限度上的参与或是直接的大众治理时，又该如何理解新闻的使命” 。(21)那么，在舒德森看来，新闻的使命又是什么呢？应该是民主积极的支持者。他坚信新闻业能为民主提供积极的服务， “新闻业对现代民主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 “任何存在民主的地方，或是任何地方只要存在可能带来民主的力量，新闻业就能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从而帮助建立或是维持代议制政府。 ”(22)显然，民主制度确实可以为新闻业的健全发育提供良好制度框架，反过来，一个活跃的新闻界也可从很多方面有力地支持民主制度的运转与自我改进。那么，新闻业的这些民主功能是什么呢？舒德森列举了新闻界在民主社会中可以发挥的七项功能
12、：向公民提供赖以做出合理政治选择的信息；对掌权部门进行调查，让公民了解内幕；提供连贯的阐释性分析评论和框架，帮助公民理解复杂世界；通过报道他人的生存状态以唤起社会同情；为公民提供对话的论坛，促进思想观念的碰撞与交流；宣扬特定政治观念和政治方案，做广泛的社会动员；宣传代议制民主。(23)针对第七项“宣传代议制民主” ，作者认为“新闻业的角色作用应当是民主的，而非民粹的；同时是应当认同和尊重宪政主义的；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要保护少数派的权利而拥护和捍卫代议制的民主体制。 ”(24)耐人寻味的是，作者用了“宣传”一词，因为毕竟民主制度是一项人造的事物，它需要人来创造和维系。 “新闻业一直以来就存在于民主
13、之外。民主不一定能塑造新闻业，反之，新闻业也不必然会产生民主。 ”(25)因为处于殖民统治时代的美国就存在新闻事业，但却没有民主。在舒德森看来，新闻记者或新闻学专家学者应熟练和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代议制民主，并努力使公众所熟知。而这一点媒体和公众做得还远远不够。舒德森对传媒技术发展促进民主进程这一点充满了自信与乐观。 “没有任何理由去怀念笼罩在梦魇般的阴云中的新闻界的过去” ，(26)因为 19 世纪美国都市报都烙着苦痛和疯狂的党派报纸的印记，20 世纪一直到 60 年代后期在批判性与调查性报道上乏善可陈。10 年、20 年或是 50 年之后的新闻业将何去何从？舒德森指出， “它一定会比今天更为网
14、络化” ，“我们应该相信电视新闻的一些种类和体裁将会继续存在，而广播新闻也将得以继续发展。报纸将会得到更多的关注。 ”(27)而且，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以及博客空间的扩大，相对于信息提供、调查报道以及社会同情等功能而言， “新闻业的公共论坛和社会动员功能成长发育的更快” ，并催生了“公民新闻业” 。公民借助网络自己就能直接公开发表消息、情报，在舒德森看来，这种新型的新闻形态“已经掀起了波澜，形成了气候，展现出了一些新的和激动人心的景象” 。因为“这种变化将会不可限量地促进公民、专业新闻记者、政治活动家，以及其他各方人士获取信源。 ”而且“这种散点分布和多种声音，并表现出难以驾驭和不好驯服等特征的
15、信息体制，可能正是民主得以有效运转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28)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系教授冯建三这样评价舒德森：他对美国现有体制进行的是“小批评与大维护” ，其世界观“温和中道有余” ，并“保持乐观的思绪及进步的史观” 。(29)如何可能：批判性与建设性由于李普曼与舒德森两人就新闻之于民主是否可能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他们在“如何可能”问题的思考方式与解决路径也不同。李普曼认为公共舆论容易被权力集团所操纵，而且由于个人偏见、刻板印象、心神涣散和愚昧无知，公众是非理性的，根本无力理解真相，因而也就难以参与民主生活。为此，他走上了政治精英主义的极端：既然作为“局外人”的公众无法获取真相，也无法做出正确理性的政治决策，那么，这种权力就只能掌握在少数掌握科学认知方法的“专家”和“局内人”手中。这些所谓的“专家”和“局内人”指的是那些拥有广博知识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建立在科学的理性调查的方法之上，因而能摆脱大众的无理性带来的盲目与混乱。传统民主理论是以公民理性地自我管理能力为前提的，只要保证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民主就可实现。但在李普曼看来，媒体“无法承担人民主权的全部分量，无法自动提供民主主义者希望它天生就能提供的真相。 ”(30)部分原因在于公众的本性，他们主要兴趣在于关注自身利益；部分原因在于新闻自身，新闻和真相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还有部分原因在于新闻的组织机构方面，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