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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良知治理”的视角看科学发展一、我国伦理现状对当前社会管理体制的挑战近日，据称佛山一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童在被一辆汽车碾压之后，有 18 名路人在孩子身边走过，而没人停下来施与救助。最后，还是一个拾荒的老人将孩子救起。这样的事件被网络媒体报导后，在网民间迅速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简单化、情绪化的批判乃至惩罚都于事无补。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我国媒体“扒粪”功能的进步和言论自由的扩大，但是残酷的现实无法消除我们的疑问：腰包鼓起来的中国人，你到底怎么了？这一系列事件就像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一样，一场触动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灵魂的诚信危机突然袭来，甚至有网友惊呼“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2、 。社会发展的代价我们成人承受也就罢了，何曾想过，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那“轻飘飘的斗篷”化成的“现代性双重桎梏”中，这个社会的最弱势的人群儿童根本无法幸免。一言以蔽之，这种种令人痛心的现象恰恰是长期以来我国大众观念体系中留存的庸俗功利主义所导致的恶果。抛开哲学认识上的对错、有效与无效不论，单就现代社会的风险本质而言，目前的社会管理观念及体制早已显得力不从心，既无法把握、解释现在的社会伦理危机，也解决不了现实的社会矛盾。关于风险社会，简单地说，就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人类日益面临着新出现的各种技术性风险,如核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基因工程风险、生态灾难风险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社会心理
3、、伦理风险和信任危机等。风险社会的浮现是现代性演进的一个新阶段，是现代化负面消极后果的集中体现，只不过在我国现阶段，由于认知上的缺陷和道德的失范，这种全方位的风险以更极端、更激烈也更让人捉摸不透的形式表现出来。再退一步说，即使这个网络传播的事件存在“罗生门”的可能，那么对于身边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现象，笔者想很多读者大概都有经历。从这个角度讲，在当代中国，对于社会不公，出现集体沉默的现象绝非虚构。集体沉默的背后，是冷漠、麻木，进一步说，是价值观的黑白颠倒，是公共道德的沦落。今年以来，中国社会中发生的种种情事都让人既痛心疾首又困惑不解：从诸多伤害幼儿园儿童的案件到富士康公司职工匪夷所思的连续十
4、五跳，这些都不禁让人发问：在温饱问题早已解决，人民生活日渐迈向丰裕的当代中国，人们的价值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种对社会、对自我的怨恨情绪从何而来？现实情况是纷繁复杂的，不过，理论既然存在，就仍然是对现实进行把握总结的不可替代的认识工具。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价值体系的失序。关于这一点，在 20 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恩斯特特洛尔奇就曾经指出，现代社会的转型与建立，不仅需要客观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转变，更需要一种符合现代社会结构变迁的价值秩序的转型也就是说，一个要实现现代转型的社会，在进行各项体制配套改革的时候如果不照顾到人民群众的情感需求，无视价值秩序的存在，就会迷失改革的方向和目标，改
5、革的意义也无从谈起。反过来，价值体系的存在与维持也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舆论大环境的净化。二、现代社会的建设和管理要求新的伦理意识相应地，现在网络上网民普遍对负责解释公共风险事件的专家学者们持不信任态度，并贬称他们是“砖家” 、 “叫兽” ，动辄对专家的观点冠以“雷人”等戏谑的评价。这种现象，依据德国风险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观点，是所谓“有组织地不负责任” 1，他以这个1 德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191页。术语来揭示：在风险社会中各种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从而酿造成现
6、代社会的信任危机，尤其是大众对知识、经济和政治精英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现代政治共同体的共识达成，损坏了现代政治体系有效运作的基石，即启蒙时代以来主宰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的专家理性和责任机制，以及它们所赖以成立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天不变，道亦不变。那么，既然新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那么我们观察、认识这个世界所凭借的方法、语汇和信念体系，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所依靠的思考方法，是不是也到了进行一场范式革命的时候了呢？针对启蒙时代伦理学的典型康德形式主义伦理学体系，德国现象学家舍勒曾经提出过尖锐批判。对于以理性作为民主政治秩序之基础的主张，他将人类的情感提到了本体论的高
7、度，开启了后现代哲学范式的先声。舍勒认为，生活世界的现代性问题不能仅从社会的经济结构来把握，也必须通过人的体验结构来把握现代现象是一场“总体转变” ，包括社会制度（国家形态、法律制度、经济体制）和精神气质（体验结构）的结构转变 2。简单地讲，就是现代化不仅意味着“器物”和“制度”的现代化，更要求伦理道德和精神秩序的现代化。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也曾有过类似我国现在状况的阶段首先可以看看光荣革命后的英国。18 世纪初，英国的道德、伦理状况均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一片可以自由拥有圣经、自由承认新教信仰的土地上，基督教似乎已经僵死，牧师在讲坛上大肆鼓吹道德，道德却被完全践踏在脚下
8、3。整个社会的心理基础并未出现应有的革命状态，在这种状况下，一种宗教复兴运动因一些身受近代科学思想洗礼、平凡而充满热忱的国教教士的努力应运而生。1740 年，一位把加尔文主义和表演才能结合起来、四处巡回布道类似于把“百家讲坛”的表现形式和热忱信仰、高深学识结合起来的伟大努力的英格兰牧师触发了“大觉醒运动” 。27 岁的乔治怀特菲尔德并不是神学家，但他讲道的技巧臻于完美：他逼真而又详细地描绘了地狱里等待着罪人去经受的苦难，使听众惊恐万分。他自己扮演各种角色，为听众表演地狱里的情景。他以这种独特的布道技巧，满足了新时代英国大众的信仰需求，这场由怀特菲尔德和约翰卫斯理等人领导的福音奋兴运动，给各个教
9、会带来了新的生命，在许多个人的经验中赋予他们一种上帝的意义。和一个世纪前的清教徒运动一样，这场奋兴运动，在本质上是宗教改革的延续，为近代社会的发展朝着个体超越信仰的方向厘清了心灵的秩序。同样，在美国革命爆发前 20 年，一场心灵秩序或者说是“灵魂上的革命”就已经完成“大觉醒”运动使北美社会数以万计的人民对宗教有了体验。这个运动的坚定捍卫者，北美殖民地出现的最伟大的教士爱德华兹于 1735 年激起了当地的信仰复兴运动，他的神学理论为“大觉醒”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为美国带来了“民主的宗教”与“宗教的民主” ，并成为美国独立革命的观念及思想基础。这一运动最重要的后果是唤醒了良知的革命。受加尔文学说影
10、响的清教徒们认为，现有的政治与法律秩序是一种没有内在秩序的强制秩序，而他们倡导建立的新秩序，则是一种与个人良知和意志密不可分的秩序，这意味着要建立一套基于“选民”的自愿服从的共识秩序。这种“衷心”的、出于个人意志的服从，是建立一种新的共同体的基础。显然，共识是这一秩序的主题，而其核心环节则是全面治理一个人的良知。 “宪法之父”麦迪逊在其著名的请愿与抗议 （Memorial and Remonstrance Against Religious Assessments）中曾提出：“每个人的宗教信仰必须留给每个人的信服与良心，这是每个人按其宗教信仰去践行的权利。这一权利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剥夺的。这是
11、不可剥夺的，因为人的观念只2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16 页。3 英J.C.莱尔：英国复兴领袖传 ，梁曙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 页。能依靠他们心灵的沉思获得的证据，而不可能服从他人的指令；这是不可剥夺的，也因为这对人而言是一项权利，对造物主而言是一项义务。 ”4良知是个体自由最完美的表现，是一个人真正拥有自我，有真正的自决权利的体现 5。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国从民众到知识界对诸多社会伦理问题责更多地体现为常识的自发的义愤，而鲜有思维范式上的反思我们讲财产，讲物权，可是何尝想过，良心（consciousness）乃是个人最为宝贵、最神圣不可
12、侵犯的财产（property）呢？我们已经为自己对现代性的误读付出了良知、环境和健康的代价。三、良知治理与现代社会伦理：现代化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结合我国目前的相关情况考虑，1800 年前后的英国和 1900 年前后的美国对于我们或许有更强的借鉴意义1800 年前后，英国的工业革命造成了英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1780 年以后，一方面是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大规模的贫富差距，社会矛盾尖锐。关于英国在这个现代转型的关键期是如何解决现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尖锐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研究工作者应该对其经验及教训进行深刻的发掘。另外则是 1900 年前后的美国：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从 1870 年到 19
13、30 年左右是美国的现代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一方面是高速的经济增长，一方面是巨大的社会分化和社会冲突 6，从食品安全问题到环境保护和工人福利问题，美国所走过的路、以及美国在相关社会管理及公共治理领域所积累的经验，也同样值得我们批判与借鉴。考察我国目前所处的世界大环境与特殊时代背景，从社会实在层面看，近三十年来社会机体的转型带来的变化，的确已给激进的批判思想提供了足够多的理由和酵素：工业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的系统关联溶解为生活世界的经验关联，个体生活已从工业化的稳定状态和标准生活形式中游离出来；现代社会的结构在建制分化中已然碎裂，生活实在的裂散不断扩展：一方面，个体因
14、社会的稳定网络的合理化而日益感到丧失了生活的实在质地，另一方面，生活世界的制度性价值基础以及共识形式发生了根本性动摇 7。不过，鉴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无法也不可能简单地以推广普及新教信仰来解决现有的问题，但是如果大略了解明代心学发展史的话，就会找到类似旨在唤醒个体良知的精神资源。这个应该是推进属于我们这个文明的“宗教改革”的努力方向。一提到传统文化就拼命扯出先秦诸子的典籍（甚至包括一部分他们并不能鉴别的伪书）并做高深状的学究们，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似乎应该多读读明末诸儒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痼疾的反思，接续上那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意识的脉络，从当前的社会现实出发，更加深入地挖掘、讨论并努力解决
15、这一重大时代课题，而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说书式的“心灵鸡汤” 、帮闲的“新鸳鸯蝴蝶派”学术话语和唯美国实证主义马首是瞻的庸俗认识论。出了这样具有恶劣社会影响的案件，目击者全部集体噤声，这是对公共德性的漠视，这是人性自私阴暗面的集中表现。这样的场景，鲁迅先生在他的诸多文学作品中都描绘过不管是祥林嫂、中年闰土的麻木，还是阿 Q 的愚昧、欺软怕硬以及自欺欺人，乃至孔乙己所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沦落，都是病态社会各种人格的具体写照。遗憾的是，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迅翁作品中一些我们曾经熟悉的人格，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连续不断地显现出来。这种情况，也越来越印证鲁迅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写过的一篇叫做破恶声论的文章中的一
16、个观点。在这篇写于 1908 年的文章中，鲁迅就指出满清时局败坏的最根本表4 美迈克尔桑德尔：民主的不满：美国在寻求一种公共哲学 ，曾纪茂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7677 页。5 Lawler,Peter Augustine.“James Madison and The Metaphysics of Modern Politics”,The Review of Politics,Vol.48,No.1(Winter,1986),pp.92-1156 甘阳：通三统 ，北京：三联书店，2007 年，48 页。7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45 页。现：“本根剥丧，神气旁皇，华国将自槁于子孙之攻伐，而举天下无违言，寂漠为政，天地闭矣。 ”简单地讲，就是内政不修，对于清廷的新政往那个方向去做， “举天下为违言” ，官员没有良策，同时舆论环境也不允许民众出谋献策，所以整个国家的发展举步维艰， “天地闭矣” 。深受张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