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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 / 羽戈作者为法律学者古人好言 “ 盖棺论定”，大抵是告慰死者的一种说辞。 自古以来，一向都是盖棺易，论定难，愈是大人物，愈发如此。 搁在今天 这样的转型时代， “ 盖棺难论定”渐成常态，甚至主角无须是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大人物，譬如那些早已被势利的舆论遗忘到九霄云外的知识人， 一旦盖棺，反成焦点，死亡之于他们，不是 安息，而是喧嚣，不是终结，而是开端。 他们所激荡的争议，不仅关乎对个体的论定，还指向转型时代的种种难题。 拿这两年的逝 者来说，杨绛先生之死，引起了 一场关于沉默与消极自由的争论；余光中先生之死，引起了一 场告密与转型正义的争论。这背后，还是老问题：如何 知人论世，或者说，如
2、何知世论人。 我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人 物，尝试开出一些标尺，如雄才与大略、新思想与旧手段。 显然，这些宏大的标尺并不适用于知识人或小人物，那么该用什么来 丈量他们呢？ 不比大人物，小人物往往命如蝼蚁， 不比政治人， 知识人往往形同优伶，有时他们 并非活在时代之中，而在时代之 下，论断他们的时候，是不是应 该宽容一些？ 除了 “ 持平” “ 忠恕”这些老 生常谈， 我想到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大节。 所谓大节，即在大是大非面前的表现与抉择， 就是 “ 大事不糊涂”。 说白了，小是小 非，如柴米油盐、鸡毛蒜皮，糊涂 一下，苟且一下，无关紧要；大是 大非，如鸡蛋与高墙之争、正义与邪恶之战，决不能站在后
3、者那一边。 以钱钟书和杨绛为例。 有人 批评他们，喜欢抓取这二人与林非、 肖凤夫妇打架一事。 这是1973 年底的旧事，杨绛撰有 从 “ 掺沙子”到 “ 流亡”，肖凤撰有 林非被打真相， 双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 对此，恕我直言，尽管此事关乎真相与当事人的 品行，如善良、诚实等，然而说破了天，终归是个人纠葛、邻里恩 怨， 能上升到什么精神高度呢？先贤早就告诫我们，论人要 “ 取 大节，略小过”。再以胡适为例。 有一篇文章叫 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 叫胡适，其实，只要稍稍了解胡适的情史，可知他一生多次红杏 出墙，甚至为了与情人曹诚英结合，竟向江冬秀提出离婚，这实 在有违君子之义；此外，胡适不仅
4、不是一个好丈夫，还谈不上一 个好父亲，他对幼子胡思杜的教育相当失败。 这些瑕疵，自然都 可批评。 但是，批评胡适风流，不该殃及他的公共形象与价值，有 些人不知无意还是有意，混淆了 这二者，那便陷入了误区。 这里的问题，正适合用小过与大节之 争来解释。 背叛家庭，属于小过，背叛国家与人民，则是大节。 不 管有多少小过，胡适其人，一向临大节而不可夺须知这才是君子的命意： “ 可以托六尺之 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君子人与？ 君子人也。 ” （ 论语 泰伯 ）由此再来说对大节的考量。 我的一贯观点是，这近两百年来 的转型时代，考量一个人尤其普通人的大节，不要看他有没有撑起大义，而要看
5、他有没有守住底 线。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人勇于呐喊、勇于抗争、勇于牺牲，这属于 典型的以大义责人；不过，哪怕“ 有权懦弱”，诸如沉默、退缩、苟 且等，无论怎么羞辱、作践自身， 都不能伤害他者，这则是人之为人的底线。 这一要求，似乎不高， 也许辜负了 “ 大节”这堂皇二字，只是在特定时期，能做一个大写 的人足矣。 能够捍卫人性的底线和尊严，便可谓 “ 临大节而不可 夺也”。如果能够明确这一点，那么 围绕余光中的一些争议，似可烟消云散。 首先，论定余光中其人， 最好把文学与政治分开，他的文学成就是一码事，政治言行则是 另一码事，不必用一者掩饰另一 者， 更不必用一者否定另一者。其次，就政治而言，他写
6、诗歌颂 蒋经国，如 “ 亲爱的朋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虽嫌肉麻 （ 李 敖嘲讽道： “ 悲哀的马屁，臭臭的马屁，为你而拍。 悲哀的新诗，无耻的新诗，为你而写。 亲爱的朋 友，辛苦的领袖，慢慢地走，快了 我跟不上，因为我是你的狗。 ”）不过一来发生在蒋经国死后，二来鉴于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还 是当得起 “ 悲哀的泪水，感激的 泪水，为你而流”这样的诗句，所以我以为对余光中此举，无须苛责，这至少还在底线之上。 余光中挑战底线的行为，则在 1970 年代。 当时国民党政府 的政治光谱，属于右翼，余光中则以当局最忌讳的 “ 左倾”为标 签， 先后贴在唐文标与陈映真、黄春明等台湾乡土文学作家身上，
7、尤其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当 中，他撰文 狼来了 （ 见 1977 年8 月 20 日 联合报 ），不仅视台 湾乡土文学为狼，还将其与大陆这厢的 “ 工农兵文艺”挂钩，这则 是非常严重的指控，以致徐复观怒不可遏，痛斥余光中为 “ 血滴 子”： “ 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 片中的血滴子。 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要言之，不 管余光中的出发点是什么，从结果来看，那篇 狼来了连余 光中自己都承认是一篇烂文 章正构成了权力者所期待的刀子。 还有告密一事。 陈映真、陈芳明等纷纷指控，余光中曾将陈映真文章所引述马克思之处一 一标出， 并用红笔加以眉批，寄 给蒋经国的嫡系
8、、主管特务工作的王升，这在当时，几乎是弥天大罪，幸好王升不大明白余光中 所控诉的 “ 新马克思主义”为何 物，求教于郑学稼，为其所止，那一场文字狱， 幸而胎死腹中，磨刀霍霍的杀气，与陈映真擦肩而 过。 有人基于左右之争，为余光中的告密辩护， 还有人认为，余 光中的告密并未引起严重后果，故而不该过分非议。 我则以为， 告密之毒，不论结果，而在手段， 这一手段，彻底摧毁了伦理与人性的底线，恶劣到无以复加。 要 言之，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基于什么名义， 告密都不被允许，不 可原谅。以余光中为镜鉴，我们足可 看见，什么是底线。 人之底线，不是反抗不义，而是拒绝与不义站 在一起，换言之，即不作恶，再退一步
9、，至少不能主动作恶。 那么， 被迫作恶呢？ 这里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可以伤害自己，不能 伤害他人。 譬如余光中写诗，虽然说有辱斯文，这个斯文，主要 是他自己，辱便辱了，冷暖自知； 然而，他写 狼来了、举报陈映真等，满纸杀机，皆指向他人，则万难令人接受。专栏2018.1.8中国经营报CHINA?BUSINESS?JOURNALE4编辑 / 袁媛制作 / 关键校对 / 刘军大节与底线上接E3经济学家同事的一番话把猕猴桃专家说蒙了。 这么复杂， 怎么推行？经济学家同事耐心解释。 种猕猴桃是一个特殊情况， 因为当地的自然条件正好合适。 但一来不是所有的地方都 适合种猕猴桃， 其他地方来取 经是没意义的
10、；二来即便适合种猕猴桃的地方，光有猕猴桃也是不足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 更重要的是种植猕猴桃的过程中， 当地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机 制来形成以猕猴桃为核心的可持续商业生态。 假如猕猴桃种 着种着就过度开发了呢？失败的 案例到处都有， 一旦过度种植，对当地的经济可能是严重的负面冲击。 所以，重要的不是种猕 猴桃，而是机制设计。 有好的机制，种别的也一样。 猕猴桃专家听完顿悟，的确如此， 当时在那个村子推广 猕猴桃时， 为了提高村民的积 极性， 猕猴桃专家和村委会想了不少点子， 这些点子其实就是机制设计， 目的就是让村民 实现激励兼容， 村民有动力主动去种植和管理猕猴桃， 并接 受专家的统一指导。 这
11、种模式既保证了村民的自主性和流动 性， 也保证了猕猴桃种植的规 模经济。 实际上也有别的村子种植猕猴桃，但不成功，原因在于各自为战， 缺乏有效的机制 来形成规模经济。 相比之下，猕猴桃专家所指导的村子先设计 好了相关的机制， 从而确保了猕猴桃种植的高效率和规模经 济，这才是关键所在。 通过和经济学家同事深入讨论， 猕猴桃专家决定携同这个同事一起返回挂职的县城， 力图推动实地研究模式。 实地研究模式既可以达成参观学习 的目标， 又可以避免过去简单粗暴的参观学习所产生的成 本， 从而让地方治理创新耳目 一新。自由谈我的一贯观点是，这近 两百年来的转型时代， 考量一个人尤其普通 人的大节，不要看他有 没有撑起大义，而要看 他有没有守住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