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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月圳匆审界卜一,卜庄 子在两汉之传播与接受尚永亮内容提要据近今学者研究成果,庄子在战国后期已经成书,并在一定范围内 流传。那么,降及汉代,庄子的遭遇如何它在传播过程中有哪些变化和特点汉人对庄子思想持何种态度本文就 此问题作了初步考察,并提 出 自己的看法。一、西汉前期的庄子接受者从整体情形看,庄子在两汉四百年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其传播大抵处于一种不事声张、时断时续、两头高中间低的发展状态。西汉前期,社会上盛称“黄、老”,而罕言“老、庄”,其原因恐主要在于黄、老是治术,而庄学则于统治无补,故不为统治者所重视,其地位亦远不能与老子并驾齐驱。但另一方面,汉初思想控制较为宽松,士人的思想取舍相对
2、自由,在皇室及统治集团普遍热衷黄、老的大背景下,与老子思想有一定关联的庄子学说也连带被人接受,产生 了一定影响。贾谊、刘安、司马迁即此期接受传播庄学之翘楚。庄子在汉初的最早接受者是贾谊。与当时皇室成员及以萧、曹为首的长者集团崇奉黄老学说有所不同,贾谊之接受 庄子,完全是将之作为困境中自我救济的良药,借助庄子精神以摆脱人生困厄。在贾谊贬赴长沙途中所作 吊屈原赋里,即已隐然流露出庄子思想的影响,而到了滴居长沙三年后所作 鹏鸟赋中,庄子思想乃至庄子中词语更是充塞其中,几已不可句摘。其思想意识几乎全部源于庄子,其词句或语意则分别源于庄子之 大宗师、秋水、骄拇 、盗肠、齐物论、田子方 、山木等众多篇章。
3、至于其中一再出现的“至人”、“真人”、“道”,更是庄子中的习用概念。由此不难看出,贾谊深受庄子薰染,已耳熟能详,运用起来得心应手。但他的接受庄子,重在对其思想义理的申发,而无意于对庄子其人其书作张扬,所以在赋作中始终未提及庄子之名。由于贾谊接受庄子的根本原因在于寻求 自我解脱,用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 中的话说,就是“既以滴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因而,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身处困境而自觉走向庄子的人。他的植根于庄子思想的“自广”方式,不仅对后世众多不遇文人具有深远影响,而且由此形成庄子接受史上的规律之一庄子思想更适合于身处逆境希图自我解脱者,至于那些身处顺境
4、的志得意满者、仕途和功名利禄的奔竞者、追求者,一般来说是与庄子无缘的。贾谊之后,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对庄子的接受尤须重视。他们共同编纂的淮南子,虽“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人经道”高诱 淮南子叙,在行文中对老子及其义理屡加称赏,但也有数处 言及 庄 子。其 道应训云“故庄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撼姑不 知春秋。此言明之有所不 见文学评论年第期也。”要略篇云“考验乎老庄之术。”此二处文字,或明确称引庄子话语,或将“庄”与“老”相提并论,这在汉人 的庄学接受史上,恐怕是第一次。除此之外,书中还有不少处转述庄子之思想、引用庄子之文句。如故牛峡蹄而戴角,马被髦而全足 者,天
5、也。络马之口,穿牛之弃者,人也。循天者,与道游者也随人者,与俗交者也。夫井鱼不可与语大,拘于隘也夏虫不可与语寒,笃于时也曲士不可 与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原道训这段话出于庄 子秋水,而颠倒了原来的顺序。又如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 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荣辱之理。 椒真公一这段话杂取自庄子之 大宗师、 德充 淤、 让王和逍遥游诸篇。又如道应训啮缺问于被衣 拓曰“奚适其无道也, 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之。”这段话分别取自 庄子之知北游、天道、肤筐 诸篇。从上引诸段文字看, 淮南子作者对庄子非常熟悉,或取其一篇而颠倒前后顺序,或杂取数篇而合成一段议论。其中一些文句和顺
6、序与今本庄子略有不同,或为淮南子作者以意去取的结果,或为古本 庄子之原貌。此外,淮南子 作者还特别喜欢使用庄子逍遥游中“仿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 孰肯分分然以物为事”这类句式,如原道训 之“逍遥于广泽之中,而仿佯于山峡之旁”,椒真训之“闭九窍,藏心志,弃聪明,反无识,芒然仿佯于尘埃之外,而逍遥于无事之业”,“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孰肯解构人间之事,以物烦其性命乎” 。如此等等,更说明 淮南子 作者因嗜好庄子已形成一种特定的语言习惯。据文选李善注所引文献,淮南王刘安和他的宾客还曾著有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关于庄子 略要,首见于文选卷二六谢灵运人华子岗是麻源第三谷诗
7、之“且 申独往意”句下李善之注。注云淮南王庄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 万物,而独往者也。”司马彪曰“独往,任自然,不复顾世也。”这里,李善注为我们提供了此部佚作的宝贵信息。除此条件,李善还在注文选卷三一江文通杂体诗许微君及卷六任彦升 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二篇“独往”一词 时,两度征引此二文献,益发强化了其可信程度。不过,这里有数点尚须辨明其一,在文选卷四五陶渊明归去来之“怀 良辰以孤往”句下,李善注虽亦引此二文献,却将“淮南王庄 子 略要”写成“淮南子要略 ”。这是一个不小的差别。笔者以为,由于李善注引“淮南王庄子 略要”者 为三处,而注 引“淮南子要略”者仅一处,故当以前者为准同
8、时,查今本 淮南子要略篇并无“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下细万物而独往者也”数语,则此所谓“淮南子 要略”自当为前引“淮南王庄子略要”之误笔或省笔。其二,李善注引之司马彪语,究竟是为淮南王庄子略要作的注,还是为五十二篇的古本 庄子作的注按李善在注前述谢灵运人华子岗诗另一句“恒充俄倾用”时,谓“常充俄倾之间 司马彪庄子注日常,久也。”,明言所据为司马彪之庄子注。据此,则前述司马彪语因未点明是庄子注,而又紧承“淮南王庄子略要”之后,因而自当是为前引“淮南王庄子略要”诸语所下之注设使此点可以成立,则淮南王之庄子略要当附于庄子书内。因为只有这样,司马彪注庄时才能连带及之。其三,所谓 略要,大抵同于要略。淮南
9、子卷二十一要略 篇题下高诱注曰“作鸿烈之书二十篇,略数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论其大体,故曰要略。”据此推论,所谓庄子略要盖与 淮南子之 要 略篇类同,是对庄子全书钩玄提要、述其大旨的著作。其四, 庄子略要与 淮南子之要略,篇名近似,性质近似,说明淮南王及其宾客具有著书或读书结束时总结概括其大旨的习惯而这样一种习惯的形成,与 庄子书末天下篇总论各家学派并重点阐明 自家学说的影响,不能说没有关系。关于庄子后解,李善就文选卷三五张景阳七命 之“盖理有毁之,而争宝之讼解”一语下注云“庄子曰庚市子肩之毁玉也。淮南庄子在两汉之传播与接受子庄子后解曰庚市子,圣人无欲者也。人有争财相斗者,庚市子毁玉于其间
10、,而斗者止。”按,此段注文可注意者有三一是今本庄子无李善注之引文,亦无名庚市子者。疑此引文为古本庄子某篇之语,庚市子或为庚桑子即庚桑楚之讹。二是所谓“淮南子”似当为“淮南王”之误,一如前述文选卷四五陶渊明归去来篇李善注将“淮南王庄子 略要误 为“淮南子要略”。三是庄子后解无论从题名看,还是从李善所引注文看,都应是对庄子一 书所作的注解。虽然现已难以了解其详略和规模,但所可肯定的一点是淮南王刘安或其宾客确曾注过庄子,也许还对庄子的篇章结构作过整理。在仅仅百余年的庄子传播接受史上,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可谓一大重镇。他们不仅在其巨著淮南子中化用庄子语句,阐发庄子思想,而且著有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总结其
11、精华,解说其疑难。虽然,这两部著作极有可能随着淮南王的被杀而成为所谓“秘籍”,而且在唐以后均已佚失,但作为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环节,它们对此后的庄子 传播接受却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与淮南王刘安同时稍后,史学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亦推崇黄老,而史迁尤有功于庄子。司马谈著有论六家要 旨,对儒、墨、阴阳、名、法诸家逐一评判指摘而独尊道家,但他所谓之道家和与此相关的君臣关系、治天下之“术”等内容,主要是指老子及其代表的思想,虽然其中也含有一些老、庄所共有的东西,但庄之所以为庄的核心内容并没有受到他 的重视。质言之,司马谈所称道的“道家”,主要不是富有批判性勇于与社会立异的庄子所代表的道家,而是具有建设性能为
12、万物主的汉初黄、老之学所代表的道家。与乃父态度大致相似,司马迁对“无为 自化,清静自正”的老子之学是崇仰的,但他对“其言洗洋 自态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的庄子的立身行事也不无敬意,故于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中特意叙述了庄周却楚王聘的故事,并在游侠列传篇首引庄子肤筐之言以表现其对社会现实之不满“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当然,对庄子“低昔孔子之徒”、“剿剥儒墨”的做法,司马迁似乎并不满意,所以在本传中虽未明言其非,却以“虽当世宿学不能 自解免也”这种略带遗憾的语气一笔带过又在孟子荀卿列传 中借论荀卿斥责庄子,说“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 。这样看来,司马迁对庄子的
13、态度具有两面性,不可一概而论。司马迁在庄子接受史上的贡献之一在于他最早为庄子立传。虽然此传是庄子与老子、申不害、韩非的合传,且其中关于庄子生平的叙述极为简略,但这毕竟是庄子 的第一篇传记。正是通过这篇传记,庄子 由极少为人提及而跃升至与老子并列的地位。司马迁的另一点贡献在于其 老庄列传 交待了庄子一书的基本情形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幼、盗书、肤筐,以低管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 、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作为庄子一书在汉初概貌的珍贵史料,这段话有三点深可注意一是“著书十余万言”,说明司马迁所见庄子远较今约六万余字三十三篇的郭注庄子为多,其书或即汉书艺文志著录之五十二篇的庄子
14、古本。二是明确提及庄子中五篇篇名,其中除今本无存外,其它四篇在今本庄子中的位置分别为,外篇肤褂杂篇亢桑子即 庚桑楚、盗肠、渔父。而司马迁提及这些篇章时,既混淆了今本庄子外、杂的界限,又未顾及其顺序同时还需注意的是,司马迁在所引庄子却楚王聘的故事中混合了 秋水篇“庄子钓于演水”和列御寇篇“或聘于庄子”的内容。而这两篇在今本庄子中亦分属外、杂篇。据此推测,则司马迁所见到的古本庄子当无外、杂之分,且其排列顺序与今本庄子有异。三是司马迁在此所提到或引用的庄子篇名、内容皆属今本庄子外、杂两类,而被后人视为庄子所作也是最重要的全然未予顾及。其中的原因已很难于千载后悬想得出,但如果一定要给出一个解释的话,那
15、么是否可以认为逍遥游 等内七篇的“重要性”在当时并未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至少是没有引起司马迁的注意。二、庄子传播和接受的低潮期从汉初到武帝之世 的近百年间,庄子思想及文学评论年第期庄子一书虽未受到应有重视,但毕竟在持续传播,其影响也通过贾谊、刘安及司马迁等人的接受而逐步扩大。但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默百家独崇儒术之后,庄子的传播 自然进人低潮期。在一段时间内,庄子甚至成了僻书,连一些有学问的人都难以读到。此种局面的形成,固然与汉王朝的文化政策亦即专制政治对异端思想的控制有关,但除此之外,似还存在以下两点原因其一,汉人的事功意识极强,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以其辽阔版图、蓬勃气象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和心胸,立功、立德、立言及修齐治平的信念导致人们将思维触角由内而外、由个人而社会地拓展开来,这是整个时代的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与庄子退避社会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学说格格不人。其二,与利禄紧相关联的经学吸引了士子们的全副精力,正如汉书儒林传赞所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