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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北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经验：民主开放 作者：李正华 来源：光明日报 来源日期：2005-9-27 本站发布时间：2005-10-21 9:34:43 阅读量：238 次华北抗日根据地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敌后战场，它在民主政权建设中的一 些宝贵经验，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主开放的政权形式有利于团结绝大多数人共同抗战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抗 日民主政权。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政权的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有的地方 在国民党旧政权残存的情况下，建立半政权性质的政权，有的则是在旧政权完全瓦解下重 建的。第二阶段，召开边区军政民代表
2、大会，成立边区政府，实现边区政令、财政制度和 各项政策的统一。基层村政权，采用民选的办法产生村长。随后，从边区政府到村政府， 建立工作部门，从上到下建立完整的工作系统，各级政府建立公安局，取消旧警察，清除 汉奸，保障抗日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第三阶段，开展普选，进一步改革政权组织机构。 由普选产生边区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边区参议会，再由边区参议会选举边区政权的最 高行政机关边区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及其负责人。这一阶段也是普遍建立“三 三制”政权的阶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华北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从 1941 年开始，先 后建立起各级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逐渐推行“三三制”的政权形式。“三三制”
3、政权形式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形式，也是中国共产党 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形式。1940 年 3 月，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 问题的党内指示，要求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在“三三制”政权组织 中， “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甚至少于三分之一） ，其他友党及无党的抗日人士占三分 之二” 。 “三三制”政权是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 “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 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 。这个政权在组织形式上，不仅不 排斥而且欢迎愿意团结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在人民 民主权利问题上， “主张一
4、切不反对抗日的中国人，都有同等的人权，以及言论集会出版结 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任何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都可以安全地享有自己的财产” 。因 此，边区“政权是属于一切抗日的革命的人民的” 。 “三三制”政权得到了各阶级、阶层的 热烈拥护，许多地主富农也与贫雇农、中农一样，相当踊跃地参加选举，参加政权。华北抗日根据地从初创到推行“三三制”政权形式，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 把各阶层人民团结在共同抗战、一致对外的旗帜下，充分调动各阶层人民的抗日积极性。 正是由于这种民主开放的政权形式的建立，华北抗日根据地各边区政府，才逐渐成为千百 万民众拥护的坚持敌后抗战的坚强的抗日民主堡垒。民主政治保障人民
5、的民主权利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民主政治建设。华北抗日民主政权在异常艰难的战争环境下，努力推行民主政治，真诚地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利。各根据地在建立各级行政机构的同时， 注意设置相应级别的代议、监督机构。一般在边区设有参议会，区级设有区民代表大会， 村级设有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它们是各级民意机关。区、村长由区民和村民大会选举 产生，每年改选一次，可连选连任。各级政府和行政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各级政府官 员不仅要向同级民意机关汇报工作,听取民意机关对同级或下级的意见，还要听取民众对他 们的意见。民众有权罢免有过错的行政人员，有权请求惩治贪污的村、区长，有权批斗贪 污腐化分子。1939 年冬到 19
6、40 年秋，在冀中区 9 万党员中就清除出 2730 名异己分子、 投机分子和落后分子，晋察冀边区的阳城县，还专门成立行政民运联合视导团，深入农村， 处理村民提出的问题。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能否得到有效保证，是民主政权的重要标志。华北各根据地 对此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如晋察冀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在边区境内年满 18 岁之 中华民国人民，不分性别、职业、民族、阶级、党派、信仰、文化程度、居住年限，经选 举委员会登记后，均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在华北抗日根据地， “边区参议员、县议员、 村民代表均由选民用直接平等普选制无记名投票法选举之。沦陷区游击区之不能直接普选 者，得行间接选举” 。19
7、40 年冬季,晋察冀全区有选举权的公民 70%以上参加了选举，中心 区域达到 90%以上。选举过程中，坚持直接平等普遍竞选的原则，各党派、团体和个人， 只要不妨碍选举秩序，都可以自由发表竞选演说和竞选纲领。针对各根据地的选民文化程 度普遍不高、很多人不识字的情况，一些选区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选举办法：识字多的 选民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采用画圈法、画杠法；完全不识字的则采用投豆法、烙票法 等，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力，大大激发和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他们选举平时最敬 服的打击敌人最坚决的人做县长、区长、村长，选举能代表自己意见的参议会。他们开始 从被动地接受抗战政治，逐渐地转
8、为主动地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在各根据地，从中心区 域到游击区，几乎都建立起了农会、妇女会、青年会、儿童团、民兵等群众性组织。他们 把参军作战视为自己的责任，积极参与抗战活动，协助民主政权做好各项工作。正确处理党政关系，也是华北抗日根据地在民主政权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政权 建设的过程中，有的人曾存在以党包办一切的思想，把党的领导错误地解释为“党权高于 一切” ，以为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造成极不好的影响。对此，邓小平 指出，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指导与监督， “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 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 。党对抗日民主政权采取指导与
9、监督政策， 实质上就是积极推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正是由于民主政治的全面推行，敌后根据地政权在人民的信任、支持与监督下工作， 没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官僚习气。各级政府经济公开，有严格的预算决算审查制度。 民主政权坚持简单、精悍的原则，工作效率高，分工协调到位。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廉洁奉 公，晋察冀边区政府主席，每月生活费只有 18 元，各县级工作人员只有十元左右。许多廉 洁的县长还要节约一部分生活费，支援抗战和群众团体。在这样深得民心的边区政府的坚 强领导下，根据地得到不断发展，其中晋冀鲁豫解放区，至 1945 年 8 月，已拥有县城 105 座，面积达
10、 18 万平方公里，人口 2400 余万，正规军由抗战初期的 9300 多人发展到 30 万， 成为全国 19 块根据地中最大的一块根据地。“善政”措施关注民生在艰苦的敌后抗战环境下，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 活、珍惜民力、爱护民力作为根据地政策措施制订的基本出发点和着眼点。1939 年 11 月 3 日，当时兼任太北军政委员主任的邓小平，针对太北根据地的现实，具体阐述了“举善 政，兴利革弊”应采取的六条重要政策措施，提出了“善政”思想；次年 4 月，邓小平又 强调要“开源节流” ，并采取了五条政策措施；后来，他还多次强调要从四个方面着手减轻 人民负担。为此，根据地制
11、订了一些具体政策，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其中最值得重 视的是精兵简政和经济法规。实行精兵简政是根据地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善政”措施的一项重要内容。 晋冀鲁豫边区是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模范。边区规定一切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不能超过居 民人数的 2%，政府工作人员不能超过 1%，民兵虽不脱产也不能超过 5%。各根据地经过精 简后，党政军脱产人员一般只占全区人数的 3%以下，军政费开支大为减少，人民负担随之 减轻。经过精兵简政的战斗机构，适应了当时敌后斗争的环境，不仅在粉碎敌人合围“扫 荡”中应付自如，而且由于组织精干、战斗力强，为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创造了良好条 件。晋冀鲁豫的精兵简政工作
12、，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1944 年， 太行区三次 简政总结被解放日报发表，其精兵简政的经验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产生 了良好影响。抗日民主政权的经济法规，兼顾到各阶层的经济利益。各边区制订的有关取消苛捐杂 税、取消不合理不公平的负担、减租减息、奖励生产、整理金融等政策法规，都得到了广 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拥护，其中减租减息政策措施尤为引人注目。1942 年 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 ，对减租减息政策作了全面 的具体规定。华北各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1943 年，运动进入高潮。 减租办法，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
13、从原租额中减去 25%。利息则一般减到不超过 当时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允许的程度，一般在减息后定为年息一分左右。通过减租减息， 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提高了农民的思想觉悟，改善了农民的物质生活，确立了贫雇 农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推动了根据地的其他各项斗争，巩固了解放区的革命政权。抗战 时期实行的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不是简单的折中，它是从整个民族利益来 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有着维护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内容。此外，在对待私人工商业问题 上，各边区也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政策，如欢迎资本家到边区投资，保证商人的合法利益等。 各边区政府还废除了苏维埃时期的劳动保护法，取消了对资本家经营生产事业的各种限制， 鼓励工商业者开发边区经济。这些政策措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边区的商业资本成倍增长， 不少商户从原来三五百元的资本发展到三五千元乃至数万元，初步形成了规模较大的商业 网络。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功的民主政权建设，为巩固和发展边区，坚持敌后抗战，树立 了榜样；为赢得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 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其抗敌御侮精神、民主政治理念和善政为民思想，在今天，依然显 现出闪光的现实价值，对党的政权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