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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观点关注基层治理人民日报评论部: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人民观点关注基层治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只有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基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我们才能真正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一个人如果只去过北京上海,就断言中国发达,鼓吹“中国责任论”,肯定会招来质疑;同样,只沉迷于经济总量、发展速度,或者只盯着拆迁纠纷、食品安全,也很难了解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这个中国,既有雄心勃勃的集体意志,也有日益多元的个体诉求,既有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也有具体而微的基层治理。 “县治则国治”,在一个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 90%以上、人口数
2、量占全国 70%以上的国家,县级治理向来是中国政治的“稳定器”;而作为自近代以来的“巨大存在”,广袤的乡村更一直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中的厚重基石。因而,对基层治理的关注,就成为一个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也成为党和国家施政为民的重心所在。现实正在说明这一点:无论是上访问题,还是群体性事件,矛盾冲突的根源常常在基层;从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到四川白庙乡的“全裸账单”,改革创新的动力也往往来自基层。改革发展的主战场,保持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这就是基层在党和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位置,这也是为什么中央一直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经历了百余年现代化历程和 30 多年改革开放后,中国
3、基层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变化。在单位制变化、户籍制松动的语境里,基层治理的结构该有何种变化?社会管理的新抓手是什么?在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如何平衡?在取消农业税的“后税费”时期,乡村的公共服务和管理如何实现?在“流动大军”超过两亿的背景下, “空心村”里的留守人群的权益怎样维护?在利益多元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基层党组织的吸引力在哪儿?在一个权利意识日益萌发的时代,治理思路如何跟上时代步伐?这些年来,不管是学者对基层政治生态异化的担心,还是有人对“故乡沦陷”的忧思,无不折射了转型期基层所蕴积的种种问题。也正是怀着对基层政权“悬浮”的警惕,着力于对基层治理支撑点的构建,近年
4、来,中央大规模集中轮训县委书记、县级公安局长等基层干部,反复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并在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时,把基层视为重点、难点和关键点。“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从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来看,大多成功的制度创新,是由基层群众在实践中创造摸索出来的;诸多发展成就的取得,也是“顶层设计”呼应了来自基层的发展意愿。一方面, “顶层设计”自上而下,但必须要有自下而上的动力,并与社会各个群体保持良性互动;另一方面, “顶层设计”的落地,也需要与“基层意愿”和“基层探索”实现对接。在中国渐进改革的逻辑下,只有打通“顶层”与“基层”的关系,才能让改革在基层试点上不断突破,在先易后难中稳步推进。
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关注基层治理时,固然要看到一些矛盾激化、政策扭曲和制度空转,是因为基层片面逐利、违规操作和能力不足所致。另一方面,也应避免“看的指责干的”,理解一些基层干部的难处,把握基层发展的真实意愿和基层治理的复杂现实:权力有限而责任很大,工作对象有限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无限,工作时间有限而目标任务繁多。 “土地财政”的背后,有着怎样的利益格局?上访堵截,又是源于怎样的考核压力?得过且过的状态,是否有升迁的“天花板”困局?只有类似问题得以正视解决,才能进一步解决基层发展的制度瓶颈,避免国家政策在基层的虚化异化,进而优化基层的权力生态,夯实基层的治理基础。一个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
6、是人;一个国家的治理,根本立足点在基层。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只有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基层,把治理的重心放在基层,使顶层的关注变成普遍的关切,使顶层的设计变成全民的自觉,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一个真实的“微观中国”,进而保持政令畅通、实现科学发展。人民日报评论部: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人民观点关注基层治理)基层“选择性治理”倾向的存在,既暴露了少数干部的私利之心,也反映了治理模式的某些欠缺。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实现基层善治,尤其迫切。一头连着上级党委和政府,一头连着数以万计的城乡大众,基层作为社会治理的终端,在治理框架中处于“承上启下”地位,在治理实践中承担着多种
7、任务。在当代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基层干部所面对的局面日益复杂,治理“结构之变”带来的“角色挑战”尤为严峻。农业税费改革导致基层财政来源发生历史性变化,村民自治兴起带来基层权力结构的重新调整,这一切无不深刻地改变了传统格局,塑造着基层社会的全新生态,使得基层治理模式正从“管制型”向“合作型”转换、从以管理为主向提供公共服务转型。在这一历史性转变中,中央对基层政府和干部的“角色设计”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是以前身份和任务相对单一的行政管理者,而是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化解纠纷、维护权益的调解者。尤其是当基层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以后,一肩挑的“村两委”,如何既完成好党委和政府任
8、务的“代理人”角色,又担当起管理本村事务、为村民提供服务的“当家人”角色,更是基层干部面临的前所未有挑战。下有群众期待,上有上级要求,基层作为行政系统中承受压力的最末端,扮演着多样化的角色,角色之间存在交融和配合,也存在冲突与矛盾,容易产生“角色困境”。当各种目标、任务交织而来的时候,大部分基层政府和干部明确自身定位,善于统筹兼顾,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但在一些地方,也存在着“选择性治理”倾向。比如,一些干部热衷于招商引资、大上项目,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表现出引人注目的行动能力;而对于环境保护、教育发展、社会公益等治理选项,或自叹“能力不够”,或表示“兴趣不足”,其治理意愿之弱,工作成效之微,较之前
9、者相形见绌。这一方面是因为少数干部为私利所困,完全囿于自身利益本位看问题办事情,于己有利的事就去管去做,于己不利或者吃力不讨好的事就尽量不管不问。另一方面, “选择性治理”的跑偏,也反映了治理模式的某些欠缺。在任务层层分解、责任层层下压的治理格局下,基层的压力机制往往也是动力源泉。当政绩考核、工作评比等“指挥棒”存在重经济数据轻民生指标、重项目建设轻环保评估、重显绩轻潜绩等倾向的时候,就会在无形中树立不良发展导向,误导一些地方只把经济发展当作刚性任务,而把公共服务视为弹性需求。当稳定的硬任务在“一票否决”压力下被少数人曲解为“不出事”逻辑,有的地方干部寄望于花钱“摆平”,或是不惜暴力截访“压平
10、”,忽视了担当群众利益代言人、维护群众权益这一重要职责,背离了维权才能维稳这一治本之策。“选择性治理”的存在,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在利益格局分化、利益主体多元的背景下,基层治理更加需要坚定科学发展的理念,遵循“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路径,才能避免在对角色的不当取舍中陷入“选择性治理”误区。从实践层面看,执政者理当更加注重目光下移,将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施对接起来。这固然有赖于基层自身的创新和努力,但更为重要和迫切的是,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模式,理顺治理格局,优化制度设计,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经济与民生、发展与稳定等关系,构建中央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
11、会管理新格局”。只有这样,才能在公共服务最优化、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走出“选择性治理”误区,实现基层善治。人民日报评论部: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人民观点关注基层治理)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历数近些年来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无论是几年前的孟连事件、瓮安事件,还是今年以来发生的增城事件、织里事件,都有着类似特点:原本只涉及相关部门的单体事件,却发展成当事人与非利益关系者共同参与的群体性对抗。其背后的诱因,往往是群众对当地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缺乏信任。这种高度相似的运行逻辑,警示我们必须关注基层
12、干群关系中的“信任危机”。诚然,上有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在社会治理中,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对基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然而更应看到的是,基层干部处于社会治理的最前沿,直接面对群众,实质担当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代言人,其能力和作风,都影响着当地群众对执政党的评价。基层干群之间的不信任,不仅会令干群关系趋于紧张,更可能促使部分群众逐渐将对个别基层干部的不满,上升为对基层一级政权的不满,导致基层治理陷入“信任困境”:无论基层干部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都无法取得认可。事实证明,干群之间缺乏信任,会极大地削弱基层政权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乏力,更意味着社会控制能力和动员
13、能力的下降,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群众认可,反倒被误认为是个人谋利的瞎折腾,由此不信任进一步加深,这对基层社会的建设发展与和谐稳定,影响更为负面。从历史层面看,密切联系群众向来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当年,正是靠与群众的鱼水深情和血肉联系,我们党才能在白色恐怖中唤起工农百万,在极为残酷的斗争中建立红色政权。而今,部分地区干群间缺乏信任,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在于当地,更在消耗整个执政党的执政资源。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消极影响会因各种传播渠道突破一时一地,产生持久和放大的后果。作为人民选择的执政党,放大的“信任危机”会直接危及我们的执政根基。这正是胡锦涛总书记以峻切之言词,一再强调“党执政后最
14、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的根本原因。筑牢基层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固然要靠在基层干部中进行党性教育,在思想作风上重提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路线,但更重要的是整肃吏治、协调利益。前者事关权力结构,后者事关利益分配。对于前者,虽然推进基层民主已为共识、村民自治亦实践多年,但现实当中,基层干部的权力运行机制仍然存有弊端。一些地方片面唯上, “上情压倒民情”,导致群众敬而远之,信任难以建立;一些地方监督缺位, “独断代替协商”,造成群众心生怨怼,矛盾由此催生。对于群众来说,最直接的诉求往往在于利益。群众的不满,往往源于分配不公、利益受损,近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多肇始于此。这也说明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只有处
15、理好群众利益问题,才能从根本上疏解矛盾冲突、保持基层稳定、维护社会和谐。否则,即便盖起了高楼大厦、修好了通衢大道,发展的正面效用也会大打折扣。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一个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都来自人民。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神经末梢,筑牢干群关系的信任基石,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方能为人民谋取福祉、为政党赢得民心,这是对基层政权最根本的考验。人民日报评论部:解好基层治理的“二元方程式”(人民观点关注基层治理)如果维权与维稳的“二元方程式”有一个常数,这个常数一定是群众利益。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基层政府对于稳定就会有更弹性的理解。公众“法治维权”,政府
16、“依法维稳”,才是基层走向善治的制度起点。一户人家不愿搬迁,就算是国家重点工程也无法开工;群众希望把地方经济搞上去,上马有风险的项目却又引来抗议;维稳是干部考核时一票否决的硬指标,少数人却抓住这点“一碗水要出一个湖的价”。一些地方干部的苦衷,折射出维权和维稳的“两难”,这是基层治理必须解答好的“二元方程式”。稳定是发展的前提, “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我国县域国土面积占全国 90%以上、人口数量占全国 70%以上,大量矛盾冲突发生在基层,也化解在基层。可以说,基层政府是一道压力的承重墙,也是稳定的防火墙。基层政府对接着最复杂的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在日益多元多变的时代,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交织,要协调好复杂的利益诉求,殊为不易。一些事情处理不好,就会成为不稳定的火星。维稳的根本目的,是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从而更好地保障群众的各项权益。如果把维稳与维护群众利益对立起来,就走进了认识的误区。胡锦涛同志谆谆告诫全党: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与实现人民利益是一致的,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是一致的。正因此,维权也是维稳,维权才能更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