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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官员肯定 “实名制”“实名制” 就像流感病毒， 在这个寒冬里四处扩散。 继菜刀、 手机、 火车票、 避孕药、 微博实名制后， 艾滋病检测可能成为下一个被 “实名” 的目标。近日， 广西可能将艾滋病检测 “实名制” 写入地方艾滋病防治条例的消息， 引发巨大争议。 争议起始于广西媒体对 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草案审查稿） 的报道。记者提及 草案审查稿的 “亮点” ， 包括 “艾滋病检测实名制， 要求受检测者应当向检测机构提供本人姓名、 身份证号、 现住址等真实信息” 。这则消息原本很可能淹没在中国春节的喜庆气氛中。但是， 在 2 月 8 日卫生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就广西的做法向卫生部官员
2、提问。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对实名制表示了赞同，他回答说：“如果没有实名制， 连结果都很难通知他， 通知他以后又没有办法采取很好的治疗措施，就会影响艾滋病防控成效。”王宇的回答激起千层浪，特别是研究艾滋病的社会学者、法律学者、民间 NGO人士以及感染者群体， 对 “实名制” 表达了明确的反对意见。新浪微博的投票结果显示， 超过一半的投票者反对， 三成左右的人表示支持，还有一成左右的态度是“不好说” 。尽管官员和民间声音的隔空喊话甚是热闹， 但 “实名制” 在艾滋病检测中并不新鲜。 事实上， 艾滋病检测在复诊阶段的实名制早已普及，广西相关条例虽然目前尚未公布， 但此次争论的焦点， 在于艾滋病检测的
3、初筛是否都需要实名。艾滋病检测一般分为初筛和复诊两个阶段， 在初筛阶段，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检测点允许匿名检测。如果受检者检测结果为阳性， 他 （她）还必须接受复诊以便确诊在艾滋病初筛中， 有一定比例为 “假阳性” 。 而这一次复诊， 疾控机构会要求受检者登记个人信息，以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后续的治疗服务。“现有的流程， 其实是一种很有效率的方式。既能保证高危人群自愿检测的积极性， 又能最大程度地保护个人隐私。” 上海律师周丹，多年关注和参与艾滋病相关法规的研究， 他认为， 如果广西准备在初筛阶段实行 “实名制” ， 只会吓跑那些准备接受艾滋病检测的人。患者隐私对面是公众健康？“但是这种方式(艾
4、滋病自愿检测记者注)在国际上， 尤其是在一些高发地区有局限性。 由于你携带了艾滋病病毒之后，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别人有一个感染危害。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照顾感染者的隐私， 还是控制疫情、 保护公众健康呢？”王宇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认为， 掌握艾滋病感染者的信息，有利于控制艾滋病的扩散， 进而保障公众健康。 在赞同者看x mz k . x in min . c n社会记者黄祺S O C I E T Y实名怎能控艾滋？如果你怀疑自己感染艾滋病毒， 你会不会愿意拿着身份证去医院检查？ “实名制” 防控艾滋， 恐怕只会事与愿违。漫画： 艾滋病实名制起争议。作者蒋立冬4 2x mz k . x in min
5、 . c n来，掌握感染者资料，便于将结果告知本人，一方面可以让感染者自觉减少病毒传播，另一方面有利于医疗机构对感染者的治疗。但是，这个假设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病人的信息不被泄露，病人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并得到关照。 遗憾的是， 现实环境还无法做到这一点。2010 年， 小西走进广西柳州疾控中心，匿名接受了第一次艾滋病检测，随后他被确诊感染艾滋病毒。复诊的时候， 按照要求， 小西提供了真实的身份。 拿到确诊通知后不到一个星期，小西接到他户籍所在老家乡卫生院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向他表示慰问， 但这样的慰问没给小西带来温暖，反而加深了他的恐惧。 “我那巴掌大的地方，真怕遇到熟人。” 小西担心， 卫
6、生院会把信息转给村委会， 而在一个小地方， 村里的人不是亲戚就是朋友， 隐私保护很难做到。确诊后， 小西尽量不回老家，生怕他的事已经在乡里乡亲们中间传开。小西的担心不是没有来由，在他得到确诊结果时，他的一个朋友也得知了小西被确诊的消息，消息是一位艾滋病干预志愿者 “传达” 的， 这名志愿者是他们共同的朋友。经历这一切后小西告诉记者，如果初筛就要登记身份信息，他当初一定不会迈出这一步。与小西一样， 记者采访的学者、 NGO 人士和感染者， 反对的不是检测 “实名制” ， 而是没有隐私保护的实名制。感染者们愿意为了治疗的需要登记自己的真实信息， 但他们害怕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被泄露， 这会让他们无法
7、生活。在一些人看来，强调保护艾滋病感染者隐私， 似乎是颇为 “矫情” 的事。 还有更多人对感染者进行 “有罪推定” ， 以为如果不把他们 “晒” 在阳光下， 他们就一定会威胁别人的安全。“阳光太强会晒死人的。” 周丹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社会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还非常严重， 如果缺少宽容和理解的 “树阴” ， 把感染者暴露于烈日下， 不管对感染者还是其他公众来说， 并不比 “隐身” 更安全。最近的十年中，政府倡导的反歧视宣传， 在公众中已经取得一定的效果， 但是，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歧视还普遍存在。在纪录片 在一起 中， 涛涛一家吃饭的情形让观众难以平静：继母不能接受涛涛的筷子从火锅里夹菜， 涛涛要
8、吃什么， 都由父亲替他夹， 饭后， 涛涛自己清洗自己的碗筷， 不跟家人的放在一起。纪录片中的情景并不夸张，中国内地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至今，已经 27 年，但充满歧视的环境并未改变多少。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患者隐私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初筛阶段实行 “实名制” ， 只会大大减少发现感染者的机会。 无法发现感染者， 控制感染者的传播保护公众健康也就无从谈起。艾滋病控制该向前走“这么多年过去了， 政府现在应该关心的， 是艾滋病人耐药的问题， 保障感染者就医、 就学、 就业问题， 怎么会还在谈检测实名不实名？” 在律师周丹看来， 最近关于检测 “实名制” 的讨论， 可以算是艾滋病防治观念的一种 “倒退
9、” 。新千年的最初几年，艾滋病是中国媒体上最热门的词汇之一，经过媒体的密集报道， 政府干预的力度逐年加强， 中国的艾滋病防控逐渐形成了一套体系。 因此， 相对于 2000 年左右谈 “艾” 色变的气氛， 如今的艾滋病防控基本已经走向相对成熟的轨道。2006 年，中国出台第一步针对艾滋病防控的法规 艾滋病防治条例 ， 在这部迄今最权威的条例中，并没有对艾滋病检测是否需要实名进行明确的规定。周丹参与了这部条例出台前的一些研究讨论，他告诉记者，当时专家们也曾争论过检测是否需要实名。最后， 考虑到实名制争议太大，不如各地按照现实情况自行尝试， 因此， 专家们的意见统一为对此不做明确要求。此后，除了个别
10、省份在少数几个检测点实行初筛 “实名制” 以外， 绝大多数检测机构都采纳了最有利于鼓励更多人检测的方式初筛匿名， 复诊实名。 周丹告诉记者， 在广西艾滋检测 “实名制” 的消息传出后，一些艾滋检测基层工作人员向他抱怨说，如果初筛实名，他们的工作会更难开展。政府对基层的要求是让尽可能多的感染者 “登记在册” ， 而 “实名制” 只会让基层人员更难接触到感染者。周丹认为，这次疾控中心官员高调赞同艾滋检测 “实名制” ， 反映了官方微妙的心理。中国一直宣称艾滋病感染者估计为60 万-70 万人，但登记在册的人数只有 20万-30 万， 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 让官方有些着急，官方希望通过掌握更多感染者
11、信息， 来提高对艾滋病的防控能力。目前，自愿进行艾滋病检测的比例还很低。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艾滋病性病防治科科长陈曦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透露， 湖南省从 1992 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到现在，确诊感染者接近 2.4 万人， 其中主动检测发现的比例不到 10%。陈曦介绍， 非自愿的方式， 一个是通过临床发现，另外有一部分是对监管场所的(检测)， 如针对毒品强戒所等。正因为自愿检测比例太低，发现感染者变得极其困难， 因此， 像云南、 广西、 湖南等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人数比较多的省区， 有更强的意愿以 “强制” 的方式掌握艾滋病流行情况。陈曦主张：“在高流行地区应该是要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比如对住院病人， 或是一些体检中， 能够主动增加一些检查项目。”不过， 事实证明， 要想让 “隐形” 的感染者浮出水面， 更好的办法是消除歧视， 而不是强制实名。 经过多年的反歧视教育后， 美国社会对艾滋病的态度已经变得相对宽容， 因此， 美国相关部门掌握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已经可以达到真实人数的 75%左右。4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