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史（一）从“违法”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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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者按：在 19782008 年这 30 年的中国现代企业史上，中国市场上主要存在着三股力量：国营 公司、民营公司、外资公司，这三种力量此消彼长、互相博弈，它们的利益切割以及所形成的 产业、资本格局，最终构成了中国经济成长的所有表象。中国现代商业变革是一场由国家亲自下场参与的公司博弈，在规律上存在着它的必然 性与先天的不公平性，但对这种制度上的缺陷进行客观而公允的评价并不容易。也许，只有对中国企业这 30 年的历史进行全景式解读，才可能透过奇迹般的光芒，拨开 历史深处存在着的那些迷雾：国家在这次企业崛起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伟大的经济奇迹没有催生伟大的公司?中国企业的超越模式与其他超越型

2、国家之间有何差异?30 年时间，足以让中国企业界对超常规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效应进行重新思考。为便于 中国企业界进行这种思考，本刊从本期开始以连载的形式推出19782008：中国企业史，对 中国企业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进行全景式解读。一个特殊的时代有着其固有的政治语境，这一政治语境决定了这个时代特殊的法律制 度和特殊的政策环境。当时代变革成为一种必然时，社会经济细胞中的各种现代经济元素势必会努力撞击已 显过时的法律制度和国家政策。于是，在“一群小人物”的叛逆行动中，中国现代企业的 变革史掀开了第一页。中国企业史（一）从中国企业史（一）从“违法违法”开始开始 文/吴晓波 作者简介：吴晓波，财经作家197

3、8 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经济体，它有一整套非常严密的计划生态链；它 在一个高度集中、全面封闭的体系内运行，全国的企业就像一个个车间，国务院总理相当 于厂长，计划委员会则是一个调度室，计划点菜，财政拨款，银行数钱，看上去是那么井 井有条。但高度集中的经济列车在运行了 20 多年后，终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陷入了泥潭。于是，变革成为一种必然！1978 年：时代的拐点年：时代的拐点1978 年 11 月 27 日，中国科学院 34 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按时上班。走进办公室前， 他先到传达室拎了一个热水瓶，然后从写着自己名字的信格里取出了当日的人民日报 ， 一般来说他整个上午都将在读报

4、中度过。20 多年后，他回忆说：“记得 1978 年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 养牛的文章，让我激动不已。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上全是革命，全是社论。而人 民日报竟然登载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从现在查阅的资料看，日后创办了赫赫有名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可能有点记忆上的偏 差。因为在已经泛黄的 1978 年的人民日报中，并没有如何养牛的文章，而有一篇科学 养猪的新闻。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举国之内，确有一批像柳传志这样 的人“春江水暖鸭先知” ，感觉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历史碎片一：企业思想边界和现代商业伦理历史碎片一：企业思想边界和现代商业伦理在中国现代史

5、上，1978 年是个十分微妙的年份。5 月 11 日， 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 员文章。这在当时沉闷的中国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在思想较为保守的东北和上海等地， “砍旗” 、 “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隆隆。文章作者胡福明，变革初期思想领域的“违法第一人” ，无疑突破了那个时代特殊的政 治语境。就在他作好坐牢准备的时候，邓小平出来说话了：“文章符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嘛，扳不倒嘛！”邓公一席话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它影响了中国整个改革进程：在 思想基础上，它倡导一种全新的实践主义理论；在经济变革中，它试图建立一种全新的思 想基础和商

6、业伦理。“唯实践论”成为中国吹响经济和社会改革号角的第一块思想基石，它成为日后引导 中国改革的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思潮的起源。在日后的几年里，它与“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等政治格言一脉相通，分别从方法论、战略目标和成长边界 三方面进行了清晰的表述，构成了中国改革文化的三大思想基石。可以说，中国企业及其 他事业的发展，都以此为最根本的起点和边界。历史碎片二：民间公司的逻辑根源历史碎片二：民间公司的逻辑根源1978 年，中国最重大的经济事件并不发生在城市里，而是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乡村。这在即将开始的 30 年里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日后更多改变中国命运的事件都是没有预 谋的，都是

7、在很生僻的地方、由一些很平凡的小人物所意外引爆的。这年 11 月 24 日晚上，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一间破草屋里，18 个穿着破衣 褴衫的农民面对一张契约，一个个神情紧张地按下血红的指印，发誓宁愿坐牢杀头也要分 田到户搞包干，这被认为是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包干到户的意义无疑是巨大的。它让不少中国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很自然 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机会，这群人的出现直接诱发了乡镇企业的“意外崛起” 。在 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迅猛生长，在逻辑根源上，应从小岗村的那个冬夜开始追寻。也是在 1978 年，江苏省华西村则发生着另一场农村变革。与小岗村不同的是，它是从 人民

8、公社的肌体中变异过来的一种集体经济，它代表了另一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政 府认可的民间公司模式。吴仁宝在这个村里创记录地当了 48 年村党支部书记，他既是一个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 者，同时又是一个乡村公司的企业家，这双重的角色让他在很多时候游刃有余，也在另一 些时候，遭遇终极难题。在 60 年代，华西村就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而在事实上，吴仁宝在 高调学大寨的同时，却又干着另一些“见不得人”的工作。早在 1969 年，他抽调 20 人在 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这些不受 保护、偷偷摸摸的五金作坊成了日后燎原中国的乡镇集体企业胚胎。吴仁

9、宝其实并不孤独。在素有工业传统的江浙一带，一批小工业作坊已经星星点点地 冒了出来。在浙江，钱塘江畔的萧山县，鲁冠球创办的农机厂已经悄悄度过了它十周年纪 念日。鲁冠球办厂，可以说是从一穷二白起家。那是一个铁桶般的计划经济年代，一切都要国家下达指标，指标之外的物品流通均属“非法” 。精明的鲁冠球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活下 来的缝，那就是为周边公社的农具提供配套生产，要什么做什么。让人惊奇的是，只有初中一年级文化水平，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企业管理知识的鲁冠 球在很早就尝试着管理工厂的方法：在 1969 年建厂之际，他就实行了基本工资制，工人工资额固定，按月出勤结算发放； 1971 年，他提出了计件（时）工

10、资制，根据工人的劳动量来分配他们的收入。直到 78 年 后，在少数觉醒的国营工厂才小心翼翼地开始试验这种分配制度。在这里，必须提醒一个事实：中国民营公司的成长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源头，一是华西 式的乡村集体政权及其企业组织，二是鲁冠球式的自主创业型企业。在日后很长的时间里， 吴仁宝和鲁冠球是中国乡镇企业最耀眼的“双子星座” ，但是他们的起点却相去甚远，前者 始终依托在村级政府的肌体上，而后者的崛起则大半是个人创造。这种差异在一开始并不 起眼，甚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乡镇企业”一直是他们 共用的一个概念，直到“企业产权”的归属成为一个问题时，他们的命运才开始向不同的

11、方向飞奔，这自然是在 1990 年之后。1979 年：闪闪的星斗年：闪闪的星斗这一年,富有戏剧性的是,中国最著名的企业家是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里一个叫乔光朴 的虚构人物。在后来的很多年里，人们都习惯用“乔厂长”来形容那些搞改革的人。乔厂长的故事来自于生活本身。他将全厂 9000 多名职工推上了大考核、大评议的比赛 场，留下精兵强将，把考核不合格的，组成服务大队替代农民工搞基建和运输。他的这些 举措自然得罪了很多人，于是告状的、造反的、抹黑的事情接连发生，乔厂长却表现得十 分勇敢，他大声嚷道：“我不怕这一套，我当一天厂长，就得这么干!”这显然是一部不可能流传太久的小说，它与时代扣得太紧，太有“改革样

12、板戏”的特 征。但是，它在当时却真的轰动一时。人们从乔厂长身上看到了一个敢于对企业负责任、 敢于挑担子、敢于得罪人的企业领导者，看到了“假装工作” 、沉闷如泥的局面被一下子打 破后出现的新景象。“一定要改了，不改真的不行了。 ”这是无数人读完乔厂长上任记后的感慨。历史碎片一：烤鸭上的现代经济元素历史碎片一：烤鸭上的现代经济元素1979 年 5 月 1 日，北京烤鸭店和平门分店开张了。让人惊讶的是，它竟然恢复了“全 聚德烤鸭店”的金字招牌。开业于清同治三年的全聚德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烤鸭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跟全国所 有的老字号一样都被当成“四旧”给废弃掉了。现在，它的复出很清晰地表达了一个信号：

13、老字号们都可以复活了。事实上，对中国来说，1979 年已经是经济细胞的复苏之年，各种现代经济元素开始被 一一启动和复用。在北京，外汇管理总局成立，全面管理人民币和外汇的交易业务；中国企业管理协会 成立；中国中央电视台组建了广告部，20 年后它将成为中国最强势的广告播出商。在上海，一家叫“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的企业，它后来被认定为中国第一家 民营企业；第一家广告公司也在这个有着百年商业传统的城市出现。在广州等地则出现了一些服务公司，旅游业也开始起步，报纸上开始讨论宾馆是不是 也可以进行企业化管理。关于“保险业是否应该恢复”的讨论也被提上了日程。到 1980 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恢复成立，

14、随后进入了长达 6 年的独家垄断时期，1986 年才发放了第二张保险执照，要再 过 6 年，外资保险公司才被允许进入。保险业的梯次开放进度，几乎是中国所有垄断行业的缩影。历史碎片二：周冠五模式思辨历史碎片二：周冠五模式思辨忙碌的邓小平在全世界寻找振兴中国企业的榜样。在商业领域，全世界的话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的崛起。日本公司的管理经验因此 成为全球企业家和政治家争相学习的榜样，邓小平也不例外。1989 年辞世的松下幸之助是邓公为中国企业家寻找到的第一个商业偶像。他从做自行 车店学徒开始，数十年后成就了一个商业帝国，这样的传奇很能够激励同样出身卑微的中 国企业家。另外，松下幸之助提出了很多最基本

15、的经营理念，譬如注重质量、培养人才、 建立销售网络、为顾客提供服务等，它们都成为中国企业家的第一本教科书。而在国有企业改革领域，周冠五模式一度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榜样，但这个榜样却将 国有企业改革带向了一个误区。早在 1978 年，中央就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权力过于集中，因此应 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国有企业权力，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 主权。正是基于这一共识，扩大企业自主权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始发站，在此后的将近 20 年 时间里，这一直是国有企业试图挣扎着焕发活力的改革主线。1979 年 5 月，国务院宣布，首都钢铁公司等 8 家大型国企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

16、权的 试验。以首钢等 8 家试点企业为首，以“放权”为主题的国有企业改革在 1979 年正式拉开 序幕。历史让周冠五在将近 60 岁之际一下子站到了时代的镁光灯下。周冠五，军人出身，是那种舞台越大越亢奋的人。成为“试点”后，他迅速地提出了 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管理法“三个百分百”：每个职工都必须百分之百地执行规章制度； 出现违规，都要百分之百地登记上报；不管是否造成损失，对违规者要百分之百地扣除当 月全部奖金。这个管理办法让当时纪律涣散的中国企业界眼睛一亮，也很有震撼力。首钢的生产秩 序迅速恢复，工人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产能年年上涨，改革似乎一夜成功。 首钢的业绩，足以让全国产生幻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决策者、学术界、企 业界到普通的公众，都以为国有企业的痼疾在于内部管理无序和自主权不足，只要解决好 这两方面，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完全可以在产权不变的前提下完成改造，这种幻觉一 直持续到 1997 年。自主权的下放，意味着首钢与上级管理部门的职权关系的调整，周冠五要掌控自己的 命运。这便直接触及到国有企业管理者与资产所有者的权力调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