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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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康生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康生和抢救失足者运动 康生是抢救失足者运动的主要发起人 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虽然被迫停止了秘密地滥捕，但他仍坚持“左”的做法。他说：“现在敌人向边区和延安派了特务，延安成了特务市场。中央驻地杨家岭有三个剃头的自首了。我们的头在特务的刀子底下滚来滚去”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坦白”运动继续迅猛发展， “坦白”者越来越多，到七月九日，已有四百五十人“坦白”了问题。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号召：“现在是紧急的军事动员时期” ， “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男人、女人，无论自觉地为

2、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地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不要再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 “不要放松一秒钟的时间。失掉这个最可宝贵的时机，将永远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康生这个报告，曾被称为“恐怖的信号” 。这个报告把反*斗争推到了高潮：从延安到各根据地，从党、政、军、民、学、机关、团体到市民群众，从城市到农村，直到监狱内，由此开始了“全线进攻” ，大搞坦白检举。李维汉回忆说：“在康生报告的第二天，七月十六日召开抢救大会。” “在短短十多天中，召开了三次大会。第一次以“坦白”号召“坦白” ， “把张克勤请来作“坦白” ，这叫作思想发动。第二次是欢迎和劝说，劝说“回头是岸” ，

3、欢迎上台“坦白” 。气氛极为紧张。如文书科的一个女同志，在“抢救”她时，满头大汗，紧张极了” 。 “第三次是控告，由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控告一个工作人员。场内群情激愤。如果有人提建议处以死刑，也是一定会得到拥护通过的。 ”当时，台下还高喊：“捆起来，捆紧点！”监狱的情况更严重。据当时被关押在边区保安处的陕西省地下党员朱子彤回忆：“抢救运动开始，各窑洞都发了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学习了这个文件就乱了套，窑洞内大搞“车轮战” ，都在公开案情，分析、规劝。 ” “彻夜地揭发、分析、规劝，不达目的，规劝不止，逼着大家交待问题。 ”有时还押着被关押的人去参加机关的抢救大会，促使他们交待问题；有时组织

4、被关押的所谓“顽固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坦白交待” ，给他们施加压力。张宣回忆：“抢救运动扩展到群众中后，保安处领导要我到延安市民的“抢救”运动大会上“现身说法” ，坦白自己的“特务”问题。这也是为了进一步向我施加压力。我对他们说：去是可以，但我在会上先要声明：我本来不是特务，是保安处领导布置的任务，叫我来讲的。他们听了，把我教训了一顿，要我严肃考虑。过了几天，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去不合适，我只能是那个办法。我既要服从组织，又不能欺骗群众。他们又发了一顿脾气。一天，他们派人押着我去参加延安市民的“抢救”大会，我向押我的人说，我要讲的内容前几天早就说过了。到了会场我一直往台上走，押我的人一把

5、拉我下来，怕我讲上面的话，便又把我押回了保安处。 ”在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影响下， “抢救”运动中开始出现严重的逼、供、信现象，并且手段繁多。手段之一：主观臆断，指麓为马。当时的情况，是以主观推论代替调查研究，将一切嫌疑分子，甚至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都主观肯定为特务分子，以为既有嫌疑，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域内必有组织；既有组织，必有头子；既有头子，必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中层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嫌疑分子，或特务分子，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系统，供出许多特务关系，然后才信为坦白彻底。康生常常拍胸膛说；“看某某那个样子就象个特务。某某要不是*细，把我康字颠倒写。 ”甚至说有的

6、女同志“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等等。他不仅怀疑抗战初期进边区的青年知识分子，而且还迫害一些老干部。如对中央组织部的一个老同志，因为在北平上学时，跟一个牧师学过外语，就被整成“意大利特务”。把一个在一九三五年坐过国民党监狱的老同志打成“叛徒” 。平时，他可以任意指定任何一个机关学校送干部去受审查。一次他让李维汉先后送到边区政府的三个干部，结果只放回两个，一个音信杳无。手段之二：欺骗恐吓，诈取口供。有一个从沦陷区到延安的进步女青年（当时只有十九岁） ，由于她的亲属中有一个人是汉*，这个女青年便被怀疑是“日本特务” ，将她逮捕关押。审讯她时，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并且威胁她说，如果她不承

7、认是特务，就放俩条大蛇到她窑洞里。她被吓得按照小说“双城计”里的情结胡编一套假口供。康生说要“犯人”反省“那些最不愿意叫人知道，最对不起党，最怕人说的，人家一说就翻脸的事情” 。当诱逼出大量口供后，康生又说：“犯人供出那么多问题，谁知道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怎么能不追查呢？”他教干部号召“犯人”坦白后一律宽大处理。有干部问：是不是对交待好的宽大释放。他马上说：“不是这个意思，难道你们不会说坦白不彻底，交待不清楚，交不上卷嘛” 。他还教审讯人员向“犯人”提一万个为什么？使“犯人”永远答不完。康生还发明一种叫被审查人员“填月表”的办法。就是突然让被审查的人当场填写每个月的历史，如果记不清或填写的

8、内容和过去交待有出入，就以“特嫌”论处。有些地方提出“五分种解决问题” ，搞“坦白竞赛”等。手段之三：酷刑折磨，刑讯逼供在抢救运动中，发生过为了逼出口供，对被审讯人员施以各种各样的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把人打死的情况。据关中分区一个县统计，他们采用过车轮战、压杠子、打耳光、空举甩地等二十四种肉刑。延安青年剧院为了逼一个赶大车的人承认是“特务” ，捆绑吊打，活活折磨至死。至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五日康生的“抢救失足者”报告后，逼、供、信更为严重。据一个县委扩大会意记录记载，县委书记、区委书记都打过人。县委书记打人约十七人次，挨过县、区领导打的有九十一人，私自被关押的二十九人。经过“抢救” ，延属各县共挖

9、出了二千四百六十三个“特务” 。军委三局电讯学校二百多人，挖出一百七十个“特务” 。中央秘书处六十余人，也挖出了拾几个“特务” ；西北公学五百多人，只有二十人没有被“抢救” ，百分之九十六的“特务” 。据当时任靖边县委统战部长的陈元方回忆；“逼 、供有精神上的、肉体上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有时交*进行，有时同时并进。精神上的是找被审查者谈话，施加种种压力，威胁，甚至诱供。比如说承认后可以戴大红花、吃好的、保留党藉等等。 ” “肉体上的有车轮战、坐小凳、五花捆绑、假枪毙等等。 ”在一次批斗陈元方时，由于他拒不承认是“特务” ，便被五花大绑，整整四十八个小时才给解开绳子，他的两手和指尖，全成了暗紫色，两只手腕被绳子勒过的地方，开始腐烂。绳痕一直到建国后还没有蜕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