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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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探析基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第 1 页 共 6 页1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探析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探析基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2008 级社会学 刘梦洋 校园卡号 320080937350 【摘要】在我国取消农业税后，农民仍旧处在弱势地位，农民承受风险的能力有限而农民 面对的经济风险却越来越大，农民的负担依旧很重。本文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分析 了当前农民负担的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成因，提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对策。 【关键词】农民 生存伦理 后农业税时代 农民负担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废止的决定，标

2、志着在中国延续了 2600多年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九亿多农民彻底告别缴纳农业税的 历史。免征农业税是维护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 是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减轻农民负担的有力措施；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调动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促进粮食生产，促进了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但 取消农业税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民的负担问题，农民仍旧处在弱势地位，农民承 受风险的能力有限而农民面对的经济风险却越来越大，农民的负担依旧很重。 本文试从农民的“生存伦理”的视角，探讨后农业税时代农民负担主要表现形 式以及成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一、农民的“生存伦理”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本书

3、中，马克斯韦伯为我们描述了发 生在 19 世纪末德国的一种奇怪的现象：收获时节，一些德国农场主为了不误农 时，加快收获的速度，采取了提高计件工价的办法，希望能从农民那里获得最 大可能的劳动量。农场主们一次又一次提高农民的计件工价，鼓励农民们提高 劳动效率。但农场主们却遇到一个奇怪的困境，即农民们对工价提高的反应不 是增加工作量而是减少工作量。农民们不愿多干活挣取更多工资，反而是减少 工作量这一行为令当时的德国农场主们十分困惑。因为在古典经济学中，认为 人都是理性的，以追求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农民们的行为却与古典经济学理论 相违背。韦伯将这一违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难题提出来，到了 20 世纪六、七十

4、 年代西方“农民学”兴起，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并阐明农民的“生存伦理” 解决了这一难题。 在传统的古典经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假设是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也 就是人们都追求以最小的牺牲满足自己最大的需求，自然地选择自我利益最大 化，我们称此时的人的理性为“经济理性” 。社会学的“理性选择”理论则对 “经济理性”的假设作了三个方面的修正：一是改变了传统的完全理性化的假 设；二是承认人的行为有时也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三是关注制度文化等因素对 于个人偏好和目的的影响。社会学的选择理论可以归纳为：以宏观的社会系统 行为作为研究的目标，以微观的个人行动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合理性说明有目 的的行动1。我们称此时的

5、人的理性为“社会理性” 。 “生存理性”的理论是由 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根据长期对东南亚农民的研究基础上提出的， 其核心是农民的“生存伦理”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 。因此，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探析基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第 2 页 共 6 页2在斯科特看来，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农民的一种特殊的生存伦理。 斯科特认为， “生存伦理就是根植于农民社会的经济实践和社会交易之中的 道德原则和生存权利” 2(P8)。生存伦理存在于大多数的前资本主义农业社会里， 那时的农民面对着严重的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他们生活在贫困的边缘线，正 如书中RH托尼的话，“有些地区农村人

6、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 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2(P1)因此农民们 很少按“经济理性”的收益最大化原则去进行生产，在强大而严酷的生存压力 面前，农民们选择的是较低的风险分配和较高的生存保障，而不是追求利益最 大化。农民们把生存作为一切行为所围绕的最基本目标，这就是农民的“生存 伦理”。农民在进行选择的时候，遵循的另一个生存原则就是“安全第一”。 比如，农民倾向与选择风险共担但收益稳定的“分成地租”，而不愿意选择风 险更大但有可能收益更高的“固定地租”，因为“分成地租”在大部分的时候 能够保障农民的生存，遇上灾荒年月，地主会帮助农民度过难关，地主和农民 共

7、同承担风险，保护了农民的生计；而“固定地租”虽然可能为农民带来更大 收益，但它把灾荒所造成的风险全部压在了农民身上，降低了农民的生存安全， 不为农民所接受。也就是说，农民在评价土地使用制度和税收制度时，并不是 看地主“拿走了多少”，而是看“自己能够剩下多少”，制度好坏的评价标准 就是看租税之后自己剩下的能否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这就是农民的“生存理 性”。斯科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前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围绕生存伦理这一 问题而组织起来的，它“旨在最大程度地减少其成员由于有限的技术和变幻无 常的自然条件而必然遭遇的风险” 2(P12) 。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类心理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

8、要、 安全的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层次越低的需 要出现的越早，层次越高的需要出现的越晚。层次越低的需要力量越强，它们 能否得到满足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生存，因而较低层次的需要又叫缺失性需要。 只有当较低层次的需要满足之后，较高层次的需要才能出现。高层次需要的满 足有利于健康、长寿和精力的旺盛，所以这些需要叫做生长需要。同理，我们 也可以相应的把人们的理性划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层次， 那么生存理性就是一种“缺失性理性”，是最基础的层次，而更高层次的经济 理性和社会理性就是“生长理性”。因此，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满足和发展的 基础上，人民才有可能产生经济理性和

9、社会理性。 因此，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而且也是与农民的“生 存伦理”相关的问题。农民负担除了与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有关以外，还与农 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在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前提下，适度的负担可以增强 农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而过度负担只会导致农民的生存危机，引发社会 动荡，阻碍农村社会的发展。因此，要充分重视农民的“生存伦理”，切实把 握农民的心态，确立农民在经济上能接受、在心理上能认同的合理负担界限1。二、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及其表现形式农民负担是指农民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在自身进行消费和投资之外，向国 家、集体和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和劳务的总和。国务院农

10、 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中规定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包括：（1）向国家缴 纳的税金；（2）向乡（镇）、村合作经济组织缴纳村提留、乡统筹费，承担农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探析基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第 3 页 共 6 页3村义务劳动工和劳动累积工；（3）法律和法规规定和国务院、省政府及其授权 部门明确可以向农民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基金等。 农民负担有显性负担和隐性负担两种。显性负担是指国家法律、法规和有 关政策规定的农民向国家、集体和社会有关方面直接支付的负担，包括农业税、 农林特产税等费用。随着农业税的全面取消，这部分负担在形式上已经不复存 在。隐性负担与显性负担相对应，是指通过不合

11、理的政策或手段暗中向农民转 嫁的负担，以及人为因素造成的社会福利的巨大差别、农产品收不抵支、巧立 名目“合法”收费等形式所造成的农民收入减少等。 农民负担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只有当农民负担过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和 生活，阻碍了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时，才成 为“问题”。农民负担问题不是孤立的，它绝非只是一个经济问题，它同样也 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负担涉及农民的切身利益，攸关农民 的生存问题，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农民的富足和发展，减轻农民负担是 农民富足、农村安定的前提。 农业税的取消是否意味着农民就没有负担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农民的负 担由显性和隐

12、性负担两大部分。隐性负担一部分来自于国家的政策，包括剪刀 差和暗税等；另一部分则来自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杂派，包括名目繁多的 集资和罚款等。但事实上，在国家层面取消的是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等，在地 方层面只是将税费改革时并入农业税的“三提五统”一并取消，而对各类杂派、 集资、罚款、暗税、剪刀差却很少触及。同时，取消农业税后，随着生活成本 以及农用物资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并且综合涨幅远远高于农业税的减免额度。 这样前后相比，农民的实际负担情况并无太大好转。 总之，当代中国农民的负担依然很重。在后农业税时代，传统意义上的显 性负担已经消失，但隐性负担重且增长过快，名目繁多且花样翻新。随着农业 税取消

13、的仅是非农化战略下农民因政策而起的一种“合法贡赋”，而对于因 “农民”这一身份所产生的各类负担基本上依然存在。再加上有令不行、有禁 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深层次矛盾比较突出，农民的生存伦理依旧受到 挑战。 在当前，中国农民负担的主要表现形式有： （1）农资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负担加重。农业生产资料的大幅度上涨， 使农民种田的成本上升，抵消了国家各项惠农政策给农民的好处，限制了农民 收入的提高。因此，农资价格的上涨实际上是变相增加了农民的负担。 （2）农村乱收费现象依旧存在。一些地方政府在免征农业税后，财政收入减 少，为了维持正常的运转，就改为向农民收费来填补差额。有的地方通过“一 事一议

14、”制度，名正言顺地向农民征收各种费用3。许多公共设施也并非由政 府全部买单，相当部分是由农民来分担。各种杂费、杂税以及各种摊派的存在， 使得农民的负担无法减轻。 （3）价格剪刀差形成的农民负担。目前我国农副产品商品率较低，价格也不 高，而工业产品商品率较高，价格也不菲，因此形成的价格剪刀差无形中增加 了农民的负担4。同时，近年来又出了一种新形式的“剪刀差” ，即失地农民所 得补偿大大低于土地价格而形成的“剪刀差”也构成农民沉重的负担。 （4）子女教育费用增加。对一些农村贫困地区，国家实行了“两免一补”政 策，免收书本费和学杂费，并且国家还补贴生活费。但由于一些学校以及个别 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乱收

15、费，学生家长供子女上学的教育负担并没有真正降下来，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负担问题探析基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第 4 页 共 6 页4一些地方反而还有所加重。 （5）高额医疗费用让农民不堪重负。由于医疗费用高和农村医疗设施不完善， 使得农民对小病一拖再拖，结果拖成大病；对大病一挺再挺，实在坚持不住才 去医院治疗，而很多人又会因为难以承受高额的医疗费用最终放弃治疗。因贫 致病、因贫返病在农村中十分常见。三、 “生存伦理”视角下农民负担问题的成因分析造成当前中国农民负担加重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的二元税制格局。城乡二元税制结构，即政府在城市和农村使用 两种不同的税收制度，它导致

16、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赋税存在巨大差距，使农民承 担着远远重于城市居民的赋税。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 1600 元，但 农业税并没有起征点和免征额3。同时，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中仍然承担部分商 品税，即使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农民作为消费者与城市居民一样，同样还在消 费环节上给国家纳税。 二是国家有关政策在具体实行过程中未能充分起到保护农业和农民的利益 的作用4。国家保护农业和农民利益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为某些客观 或主观上的原因而走样，甚至根本得不到落实，存在损害农民应得利益的现象。 许多地方政府注意力放到非农产业的开发上，挪用原本用来发展农业的资金， 导致了农业发展缓慢，农民收入相对下降。同时，涉农收费没有落实到位，乱 收费行为仍然存在。 三是由于我国的社会保障尚不完善。我国的城镇已经初步建立了较完整的 社会保障制度，而在广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较小，保障功能较弱。同时，农 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依然突出，实行合作医疗后农民医药费用有所降低 但仍然超过农民经济承受能力。由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