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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成无败”梁启超的因果思维与责任的历史观马少华人们对历史活动成败的评价，总是影响着着人们现实活动中或乐观或悲观、或积极或消极的态度。上一个世纪之交的先进知识分子，面对中华民族风雨飘摇的命运，身历一次又一次为拯救这种命运而承受的失败，他们不能不处于一种对历史活动价值的焦燥不安之中，不能不在这种焦燥不安中寻求对历史活动成败评价的理解。梁启超是在对历史因果的思考中解决上述问题的。而上一个世纪之交展现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的西方科学理论成果与广阔的近代世界政治史知识，则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一）梁启超对于因果的思考，直接起于对戊戌变法失败的反思。（年变法失败，梁氏避居日本；年始作自由书，第一篇
2、就是成败 ，年后再作一篇成败，可见不能释怀） 这是一种在失败的历史活动中试图重新找回价值的思考。当时，变法的成就几乎灰飞烟灭，参与者眼前一片茫然。怎样寻回价值？很难在具体的变法成就中寻找，而只能在历史思辩中，在长周期历史活动的复杂运行关系中寻找。梁启超所作的，正是这样的思考。他的思考潜在的心理背景虽然是自己所参加的戊戌变法，他的视野则是几个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史， 这就使他的思索具有历史哲学的品格了。（梁氏是中国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少数具有历史哲学意识的学者之一，在他的新史学中就已明确历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区别，表现了一种将历史研究上升为“哲学”兴趣。）梁氏的成败观是在历史的因果关系中展开的，“天下之理
3、不外因果” 。 “盖自洪至纤， 无不为因果所支配， 无无因之果， 亦无无果之因， 此理论盖遍通于自然界一切现象。”把成败置入历史的因果关系中，再把因与果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推远，就形成了梁启超非常宽阔的历史评价系统。把一个现实事件或一种现状的原因，推得很远，远到“数千百年以前”、数万里之外，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形成的自然思考过程，它需要拥有一个普遍联系的哲学背景，一个开放的政治历史知识背景。 （梁启超比较熟悉的霍布斯的学说中就有“远因”的概念。）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中国能够具有这两个背景的人除梁启超外恐怕再无几人。这种强烈的因果意识，是基于对当时中国现实命运的焦虑思考而产生的，它构成梁氏成败观的重要
4、背景。这种强烈的因果意识之所以是积极的，是因为它在根本上是反“运命” 的。而与“运命”相对立的，正是历史中人的能力与责任。人有能力才有责任。人的能力与责任在历史因果中显现。在梁启超那里，因果与“运命”是根本对立的，因果是可以认识的，可以创造的，而“运命”则只能接受。在“运命”中无法建立起关于成败的历史活动的积极评价体系。在梁启超看来，失败与成功不外都是一种评价而已一种基于结果而作出的评价。他不仅是以认识的态度来看待因果的，而且是以实践的态度来看待因果的即他的“造因”说。这就使他的因果观具有一种实践特征，具有一种主观能动的色彩，从而与成败的历史评价相接。“天下之理，不外因果，不造因则断不能结果，
5、既造因则无有不结果。” “造因”，就是历史实践活动。无论是认识领域还是实践领域，梁启超特别重视 “远因”。在近因与远因之说一文中，他说： “夫所谓治远因者何？曰造时势而已。” 这是因为： “远因” 的逻辑引伸， 自然对应着 “远2 果” 。而正是“远果” ，成了梁启超评价现实活动成败的依据。有“远果”的历史活动，不能被认为失败。梁启超直称自己是持“无成无败”观点的，这不是因为他要消解成败界限。而是相信所有积极的历史活动都会有“远果” 的， “败于此者或成于彼，败于今者或成于后，败于我者或成于人。” “吾为一事而诚能造出一因以冀百数十年以后若数千万里以外之结果者则固谓之成，不谓之败。”因此，“无
6、成无败”说，实际上是有成无败。正是在样一种因果关系中，梁氏认为， 人们在现实中所要做的，只是“造因”； 至于“果” ，会在复杂的历史运作中自然产生的。这就是他所说的“但以造因为事，则他日结果之收成，必有不可量者。 ”他在年所作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就是造因和造势“这件事完全能够替后来打开一个新局面，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时期播种下来。” 那么， 连接因与果的复杂的历史运作是什么呢？梁氏也有所表述，就是他经常提到的那种相互作用、相互发生的“原动力”与“反动力”不仅仅是一组，而往是一串。在他论述欧洲政治变革特别是法国政治变革时他就是拿这一对概念与因果观联系起来解
7、说的。通观梁启超议论人类历史活动的因果关系，他起初着重于事件，进而观察到制度，再进而观察到社会心理这是一个不断扩展、淀积的过程： 事件影响制度， 制度淀入社会心理。这已不是一因一果的线性联系，而是一种很宽泛的联系，它给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历史性都留下了较大的空间。正是在以原动力、反动力作媒介的动态因果关系中，梁启超终于理直气壮地对戊戌变法的成败作出了积极的评价，他在南海先生传 一文中写道：“凡物必有原动力，以起其端。由原动力生反动力，由反动力复生反动力，反反相动，动动不已，面新世界成焉。惟戊戌之原动力，其气魄雄厚，其潮势壮阔，故生反动力最速而最剧，仅百日间跌挫一无所存，而反动力之雄厚壮阔，亦与之相
8、应，其高潮之点极于团匪之祸，神京蹂躏，朝列为空，今者反动之反动力又起矣。自今以往，中国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遏之不可遏，必达其目的地而后已。此事理所必至也，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随便说说，梁启超的“造因”说，对后辈学人是产生了影响的。胡适三十年代在一篇关于民族自信心的论战文章中来说到当代中国人要“发愿造新因来替代旧日种下的恶因”（ 信心与反省） ，完全是梁启超的说法。随着对这一问题的不断深入思考，梁启超逐渐看到了因果关系的复杂性。他在年所作的 国家运命论 中就列举了各种各样的因果关系：“脱有见因不见果，见果不见因者，则或吾侪渚学而不及察耳，或粗心而熟视无睹耳，或合数因而
9、结一果，或一因而分为数异果，或因与因相消等于无因，果与果相偿等于无果, ”这些论述显然是为了说明因果关系的绝对性、普遍性。我们知道，人类对因果关系的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的认识，是随着微观物理学的发展才能真正得以清晰地说明的。但在本世纪初， 梁启超基本上只是在历史文化领域中，就直觉地这种认识的边界，超越了直接因果的认识，这是难得的。在他看来，只有认识不到的因果关系，没有不呈现出因果关系的事物。任何看不到因果关系的理由都不能否定因果关系的存在。梁氏涉猎广泛，又是一个情感型的学者，所以往往在论述具体问题时忽然发出很抽象的感悟， 比如： “世界运动真不可思议，其运动者在于此处，而运动此运动者却在于彼处，
10、然则世界之大动机果何在乎？”这样的感慨是一个放眼世界的人所能够接受到的启示。正是这样一种对世界运动相互影响的感悟，正是这样一种对动态的、宽阔的世界因果关系的感悟，使他近乎直觉地用简单的线条勾勒出了由遥远的因果构成的世界运动图景他的以历史进化为背景的成败评价学说。而在梁启超年在科学社年会的演讲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一文中，我们看到，他对因果的论述又进了一层：“凡一事物之成毁，断不止一个原因。知道甲和乙和关系还不够，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关系。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关系，便须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3 等关系 , ”。这似乎已从直线的因果观进入到系统的因果观了。（二）梁启超对因果的感
11、悟，产生于评价历史活动的动机，但其直接的思想材料则同他的知识结构有关，从而有这样两个来源：一是佛学的“业”的观念；二是近代西方发现的自然科学规律。梁启超是偏爱佛学的，佛学对于他来说，不是一种消极的宗教，而是一种思想启迪，一种感悟世界规律的方式；特别在“业”的观念上，梁启超获得了一种积极的实践意义。“业”梵名，音译“羯磨”，指各人凭自己的意志力不断地活动，活动反应的结果，造成自己的性格， 这性格又成为将来活动的根底支配自己的运命。（这是李喜所、 元清梁启超传对“业”的解释。 ）梁启超其实并不局限于这种对“业”的个体化的理解。他倾向于在更大的结构内宽泛的理解。比如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他用 “业”来
12、解释文化创造的积累与影响；在 国家运命论中， 用“业”来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影响；在 余之生死观中，用“业” 来解释社会心理的传递，这都超出了个体范围。在 1924 年为欢迎泰戈尔访华所作的讲演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中，梁启超说： “我是对于佛教有信仰的人”， “我深信 业力不灭的真理凡已经种在人心上的灵苗，虽一期间偶尔衰萎，终久要发新芽，别开一番更美丽的境界” 。在佛教中，人类个体通过轮回而形成“业力不灭”；在梁启超这里，人类群体通过不断累积的历史活动而形成进化。任何历史活动都在积累，都不会消失，都不会无用。 “一切创造都循业力周遍不灭的公例。”在这一点上，“业”的观念，与梁启超的因果观念
13、是相通的，他也常常拿这两种说法交替使用。就汉语词汇而言， “因果” 本出于佛经。 在年梁启超所著的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可以发现梁启超的因果观本受启发于佛教。由此发展到历史哲学的脉络也是很清楚的。“佛说现在之果，即过去之因；现在之因，即未来之果。既造恶因，而欲今后之无恶果，不可得避也；既造善因，而惧后此之无善果焉，不必忧也。” “此义可通于治国矣，一国之所以腐败，其由来也非一朝一夕前此之人莳其恶因，而我辈之人刈其恶果。然我辈今日非可诿咎于前人而自解免也；我辈今日而亟造善因焉，则其善果或一二年后而收之，或十余年后而收之，造善因者递续不断，而吾国遂可以进化而无穷。”从梁启超的文章中看，他对西方
14、近代发现的能量守恒、物质不灭定律是了解的，也是敏感的，因为他感到这些自然规律与他在佛学中特别兴奋的“业”的观念相合，把这种自然规律“化”入他的历史哲学非常有力。“自近世科学日昌，而在在皆是以证佛学之不诬，即如所述业种之义，自达尔文一派言生物进化归本于细胞遗传之理，已与佛说之粗迹吻合，而物理学家所称物质不灭，尤是与斯义相发明。”梁启超是追求“通悟”的，像这样打通自然科学、宗教哲学和历史哲学，确实是过于“大胆”了，用它们建设不起来一个坚实的思想体系；但是，敏感的梁启超确实赋予了这些思想材料以启悟的价值。这在上一个世纪之交，是非常积极的。由于“因果”在语源上发端于佛教，以这样一个背景来会意在西方自然
15、科学基础上产生的因果观，就遮蔽了一个重要的界限。梁启超后来意识到了这个界限。他在年所作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受立卡尔特的影响，差一点在历史领域里放弃了因果观认为因果律是自然科学的规律，不适合于历史科学。显然，他这时使用的因果，更侧重于西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语义，他忘了他自己已经把两者“打通”了。为了拯救他在历史领域内的因果观， 他不得已改用了更具有佛教色彩的另一个词汇：“互缘” 这个概念多少淡化了“因”与“果”的直接性、必然性联系这才算没有把他半生对历史成败的思考彻底放弃。4 梁启超的成败观是一个开放的结构、发展的结构。他往往以此重新看待历史上的成功者与失败者，同时把新时代各门学科的信息吸收
16、进来作为建设自己结构的材料。比如，他说：“牛顿发明引力，人人都说是科学上的大成功，但自爱因斯坦之相对论出，而牛顿转为失败, 近两年来欧美学界颂扬爱因斯坦成功之大之快，无比矣，我们没有学问，不配批评，只配跟着讴歌，跟着崇拜，但照牛顿的例看来，他也算是失败。”如果说在前期，梁氏更重视具体事件的成败评价的话，那么，越到后期，他的成败观越抽象，上升到哲学。比如他在年的一次演讲中说： “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只有失败。 成功这个名词是表示圆满的观念，圆满就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到了终点，进化便休止，进化休止不消说连生活都休止了，所以平常说的成功与失败，不过是人类活动休息的一小段落。”其实， 早在避居日本时期他就明言持“无成无败” ，只不过那时多讲“无败”，以砥励士气；后期才多讲“无成”，心境已放得平和了。 其实无成与无败都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因为他有一个很 “辩证”，也非常积极的观点：“许多的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