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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探讨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而不是其他大陆发轫和发 展的根源,是韦伯整个宗教研究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中,韦伯试图通过探寻宗教与资本主义的 关系来理顺其“理性化“的现代化理论.其研究得出的结论似乎也是极具说服力的:恰恰是由於 新教伦理促进了“理性化“的进程从而具有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选择性亲和.由此当我们反思 韦伯的宗教研究及其现代化理论时,需要把握的问题就在於:宗教在这种“理性化“进程中的地 位到底如何,是否正如他所论证的那样,宗教是整个“理性化“的源泉 带著这个问题出发,我们 不妨重新审视一下其关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著名研究. 一 纵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2、神一书,韦伯有著这麼一个清晰的因果链: 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近代资本主义 具体地说,韦伯的理论体系中,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形式,其区别於以前各种 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就在於理性的自由劳动组织形式和理性的资本运作方式.而这种特点应 归之於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精神决定著近代资本主义形式.而进一步 溯源过程中,韦伯又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精神又直接哺育於新教伦理,是新教伦理造就了资 本主义精神.从而整个因果模式就可以简化为: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一书的发展提供了理 性的基础.实际上,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整个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 其一再避免和否认的:新教伦理
3、决定著资本主义,只不过这种因果链条中存在一个中介变量: 资本主义精神. 进一步而言,韦伯所关注和强调的“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源头也就是在宗教改革后出现 的新教,特别是他在书中极力强调的加尔文教.虽然他极力否认,但其“文化决定论“的理论取 向是昭然若示. 这种“文化决定论“尚具有其方法论上的逻辑必然性.韦伯在社会学史上是人文主义社会学的 鼻祖,其方法论的主旨就在於从个人的主观意义出发去解释社会行动,从对人的意义来把握社 会生活.而从这个出发点著手研究社会现像,文化因素就不可避免地凸现出来并受到极大地强 调.这种主旨与其社会唯名论的立场相结合,就往往陷入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在韦伯那,这就 表
4、现为一种“文化决定论“. 因此,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研究中,韦伯一个隐含的命题就在於,新教伦理决定著 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决定是通过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某种理性的基础天职观和 理性的生活方式而实现的. 二 在韦伯的因果模式中,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在韦伯的该书中,韦伯 所极力辩白的正是这麼一种关系,新教伦理先於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进而哺育著资本主义精 神. 这里暴露出的关键问题就在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这种先后关系是否成立.如果成立,新 教伦理哺育著资本主义精神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不成立,具体地说,如 果资本主义精神先於新教存在,这种哺育关
5、系就是不攻自破的,韦伯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学“意 义上的溯源努力就只能说是失败的. 韦伯对这种关系的论证,是基於这麼一个事实: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存在著一种相关关系,即“ 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管理地位“.在韦伯看来,相同社会历史地位的 情况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表现出的不同经济取向和职业选择更表现了宗教的重要作用,“由 环境所得的心理和精神特征 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 但是,对於这个事实,这种相关关系,可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解释,即一方面可解释为资产阶级主 要是新教徒(韦伯秉持这种解释),而另一方面可解释为新教徒主要是资产阶级.这两种解释的 取向是相反的,
6、前者试图以新教徒来界定资产阶级,新教徒处於“先“的位置;后者则试图用资产阶级来解释新教徒的社会成分,新教徒处於“后“的位置.二者的结论也是迥异的,前者的推 导结果是资产阶级是由宗教因素的作用而形成的;后者必然推出结论:资产阶级的兴起推动 著新教形式的发展.显然,在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中存在著一个孰先孰后的问题,但遗 憾的是,韦伯却回避了这个问题,直接从前者(资产阶级主要是新教徒)出发研究新教伦理和资 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在具体研究中,韦伯将上述问题的存而不论,事先假定新教伦理是先於资本主义精神而存在的,直 接著手於新教的教义分析,从教义和宗教伦理中求解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
7、在 他那里,宗教似乎是一个不受外力影响而自我发展的社会现像.因此,他极力避免对宗教改革 本身及其外部因素的考察,而把宗教改革视为一种宗教内部的逻辑发展,视为先知先觉的个人 创造.其结果给人的印像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一切都出於天才的突发奇想,一切均仅仅出於 偶然.在这里,其或然性的历史观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立足於上述立场,韦伯得出了新教伦理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的著名论断.然而我们不得不指出,这 个论断是在无视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人类文明任一部分的进步或发展都是历史和逻辑 的统一.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一次社会危机的产物,宗教改革也不例外.宗教改革固然有其 本身的逻辑发展,社会历史力量的推动是
8、一个火药桶. 早在十三至十五世纪,欧洲就爆发了一场浩大的文艺复兴运动,直接后果是“人“的意识的复兴,而 其作为一种对中世纪的反叛,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力量基础的,这就是西方商业文明的发展.宗 教改革只不过是这一反抗链条中的一环.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意义上的)的出现.从历史上考察, 显然是先於宗教的.宗教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而不似中世纪时代许多变革思想一样被作为 异端被扼杀,是不能没有其深厚的社会力量基础的.这一社会力量基础就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和 迅速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 虽然,陈述二者的先后关系,并不能从表像上直接推论近代资本主义和宗教改革的因果关系, 也不可贸然笼统地推论经济决定论,但可以断定的是
9、近代资本主义并不能从宗教改革那里溯 源.然而,忽视近代资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於宗教改革之前的社会事实,甚至否认这一历 史事实,其理论推论必然走向一种谬误.韦伯的所谓资本主义“发生学“研究就局限於此. 三 正是由於对历史事实的忽视,偏於教义的分析,韦伯关於新教伦理为近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 展提供了理性基础的理论观点,就明显站不住脚.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断然否定韦伯对文 化因素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认识一无是处.其实,如果我们抽身於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 主义精神一书中极力想论证的观点,对韦伯关於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题换个角度, 换个思维维度进行重新阐述,也许从同一论据中我们能获取一些真知性
10、的内容.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并存著两个核心概念,即“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通过这两个概念,韦 伯从行为的主观意义这一出发点去把握社会现像.“合理性“被用来界定现代化进程;“合法性“ 则被用来理解某种社会秩序或社会形式的确立,其核心是人们的认同.这两个概念在韦伯理论 体系中的整合,可以从现代语言学的共时态和历时态来进一步理解:理性化是一种历时态的趋 势,而合法性是一种共时态的不同状况. 合法性 合理化 从这个理解出发来解释韦伯的社会变迁模式,可表述如下:理性化是社会变迁的一种内在的趋 势,一种发展方向,而在变迁的每一个阶段,更为理性的形式通过获得合法性论证,从而取代次 理性的形式,进而实现
11、社会的变革. 以此来重新审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就可以得到一个兼顾了历史因素的更为中肯的 看法.这就是,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合法性论证,从而使资本主义由不合法的社 会形式转变为一种合法的社会形式.新教对天职的强调,对理性生活方式的关注和对世俗活动的神化,以及对各种资本主义观念的纳容,就使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其文化或意识形态上的 合法性,近代资本主义形式本身也就得到了合法化,因为当时的欧洲宗教仍然是人们最主要的 精神价值系统.合法化的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理性形式针对其它社会生产形式的最终取胜.理性 化通过理性形式的合法化而得以实现. 事实上,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被韦伯视为
12、近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点理性 的自由劳动的组织形式和理性的资本运作方式并不是直接来自於新教伦理.新教伦理所提 供的天职观和理性的生活方式只是这种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的必要条件. 在“合法性“这个概念下,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两者之间的关系就需要重新定位.新 教并非孕育了资本主义,而是接受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未发展成为古代资本主义 (韦伯意义上的)业主那样贪婪卑鄙的形式,诚如韦伯在书中一再强调的,新教伦理在其中发挥 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这并不是说新教伦理哺育了资本主义精神,而是新教伦理约束了资本 主义精神的恶性发展.而资本主义精神之所以受约束就在於其面临著“合法性“的威胁. 通过这
13、种理解,新教与资本主义的交互作用就可以得到双向的把握.一方面,新教伦理为资本 主义提供了合法性论证,而新教是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新教伦理又引 导著资本主义精神向良性方向的发育,进而约束著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 变迁的理性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新教伦理赋予了资本主义精神以理性因素, 而这是通过“合法性“约束实现的. 四 重新审视韦伯的研究之后,我们就可以从中归纳出此研究给予后人的真正理论贡献:从一个独 特的视角考察了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文化因素特别是传统文化系统在社会变 迁中的作用及其适当的作用方式.从他的研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的延续
14、与社会发展,变 革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一方面,传统在社会变革的推动下以自身改造的方式予以回应, 另一方面,传统在改造自身之后又在传统的框架中为社会变革提供合法性论证,并给以传统的 规范以保证社会在变革中朝著良性方向发展,而不出现迪尔凯姆所担心的那种“失范“状态. 在韦伯看来,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之所以能规避传统资本主义那种非理性的形式,而采取和平, 自由竞争的理性形式,此中重要因素就在於新教伦理的规范作用.细察这一规范作用,可以看 出传统延续的巨大力量.新教改革虽是对传统基督教的一种具有根本性的变革,但是其对传统 基督教基本观念的继承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继承使合法性论证更为扎实,更能为时人所认
15、同.同 时,这种继承又保证了传统规范的继续发挥作用,接受一种新的形式却避免了新旧规范的断裂,保 证了规范的连续性,增加了对社会变革导向的约束力和规范力.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建道德价值系统,找回社会规范,在当今中国的学者仁人中为社会现实 所迫被重新加以关注.但是近几年甚嚣尘上的几种主要主张,或是缺乏传统的依托而使其对新 事物的认定难能深入民心,或是出於敝帚自珍而对新事物以拒弃,都存在著不同程度上的合法 性论证不足的通病,而这些主张一旦付诸於实践,其对新兴事物的规范力和约束力必然是乏力 的. 在近代欧洲,通过宗教改革,新教伦理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既为近代资本主义 提供了合法性论证,又
16、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规范和约束,从而极大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 义的发展.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真正屹立於世界强国之林,现在急切需要的不是对中西,古今 进行孰优孰劣的笼统判定,而是一种在自身传统中生长而又对传统加以扬弃的“新教伦理“,需 要借助它来建立一种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促进和规范著我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现代化进程. 在第一章中，韦伯引用了“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拥有较多的所有权和 管理地位”的现状，论述了新教徒不管是作为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不管 是作为多数还是作为少数，都表现出一种特别善于发扬经济理性主义的倾向。在第二章中，顾名思义韦伯探讨的就是“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引用了大 家所熟知的美国前总统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诸多名言，得出最后的结论就是 “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即把赚钱纯粹当作目的 本身。作者又谈及个人的职业精神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 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资本主义 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从理性主义 对于生活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