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海外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创新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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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走向一种传播伦理学海外传播学 “亚洲中心论”的创新与启发关键词: 传播研究 亚洲中心论 传播伦理学 综述摘要:一些海外的跨文化传播的研究者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的理论架构,并提出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值得深入分析和研究。从思想背景上看, “亚洲中心”的灵感来源于“非洲中心”概念,受惠于一种强烈文化自觉意识,并形成了一些基本哲学预设。在此基础上,传播学“亚洲中心论”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构想,包括一些基本理念、核心概念与模式风格,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但是,也面临着“想像亚洲”和理论研究实绩薄弱等问题,需作进一步系统发展。Abstract: Some oversea

2、 scholars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and raise some valuable questions which are worthwhile for further analysis and study thoroughly. Observing from the backgroung of thoughts, the inspiration of “Asiacentric” theor

3、y is actually originated from the concept of “Afrocentric”, and benefit from a strong cultural consciousness, hence, to form some basic philosophical premises.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constructs a fairly comprehensive theoretical structures, including fundamental ideas, key concepts, and mo

4、dels. Although the Asiacentric communication theory is enlightening, it also encounters some problems, e.g. “imagining Asia” and weak academic achievments, which should be solved systematically in the future.Key words: Communication Studies;Asiacentric Theory;Communication Ethnics;Literature Review近

5、来,一批海外的传播学(跨文化传播)研究者1投身于亚洲传播学的理论研究,寻求亚洲的传播理论、方法和前提,比如陈国明和 Starosta(2003)讨论了人类传播的亚洲研究方法,其中的领军人物三池贤孝(Miike,2002/2004)已经明确提出了“亚洲中心”(Asiacentric)传播研究这样一个概念,围绕着这个中心概念通过一2些文献和会议形成了一些相近的观点和看法,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和松散群体。正因如此,有研究者认为“作为一个既定事实,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已经在国际上出现,并在逐渐发展壮大和成熟,尽管该学派目前还不能说在国际传媒理论领域内领率一时,但影响已经形成。 ”(赵晶晶编译,

6、2008:2)所谓的“传播理论的亚洲中心学派”可能还值得商榷,但作为一种理论探索,称之为传播学研究的“亚洲中心论”并不过分,对之进行深入分析以廓清未来的道路就显得尤为必要。一、思想背景与哲学预设Miike 认为“亚洲中心指的是这样一种理论概念:坚持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从亚洲人民作为主体的视角出发来看待亚洲现象。 ”(Miike,2004)这种亚洲中心主义的思路看起来好像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自然对应物。而实际的情况是,传播学亚洲中心主义观念可能更多的受惠于一些研究者所提出的“非洲中心主义”(The Afrocentric Idea,Asante,1998,1999)的观点的启

7、发,Miike(2005)就承认其亚洲中心的思路源于斯。人们可以从非洲与欧洲美洲之间的复杂历史联系中去寻找“非洲性”,那么亚洲和欧洲就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对应关系。这样欧洲中心主义既作为一种现实,也作为一种对应物出现:由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和一贯的知识训练,我们往往认同于欧洲式对世界的认知方式,这使我们在观察自己和观察世界时往往(与西方人一样)把欧洲式的世界观放在中心位置。(Asante,1992)但是,现在欧洲式的观念和思维方式现在已经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挑战和批判。Asante(1980)就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本身往往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对“什3么对世界有益”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际上指出

8、了欧洲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是某种文化,不一定具有普世的普遍性,在全面理解世界和人类本质方面还是显得狭隘。攻击者很快把火力集中到启蒙思想及其所决定的人性观的偏狭性和霸权性上2。罗杰斯(Rogers,1976)指出由于使用启蒙思想作为价值框架和评判标准,西方就很容易忘记印度、中国、波斯和埃及这些古老的文明中心,他们丰富的文化实际上是当代西方文化的基础。最激烈最有力的批判往往来自儒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等非西方思想传统。杜维明(Tu,1994)就认为:新人文主义的真正挑战来自于有所偏狭的西方现代启蒙思想:一种具有攻击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功能理性的武装和浮士德式力量的驱动下,它不断攻击和破坏其他的思想。虽然

9、现代西方几乎建立起了 20 世纪价值的主要方面(包括科技、技术、自由市场、民主制度、大都市、大众传播等方面),我们仍然痛苦的发现,西方思想也将人性推到了自我毁灭的疯狂的边缘,威胁了思想的源泉。正是基于这种担忧,杜维明(1998)建议我们关注一些文化传统中的本土智慧,忠于并利用可获得的一切精神资源,为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社会而努力。杜维明的观点得到了很多具有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背景的思想者的热烈回应。总的来看,在当代世界,欧洲中心范式具有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在人类思维和智力活动中还处于中心或者控制地位,但是这种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揭露、批判和挑战,一些人们开始思考那些来着亚洲和非洲等边缘地

10、区的本土性文4化和智慧的替代或者补充作用,更加激进的人们甚至在暗暗设想范式(Paradigm)转换的问题,有人就认为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找基于东亚思想、理论的创造性新范式来替代以欧美为中心的学术范式(Kincaid,1987)。因此,认为或者害怕欧洲范式控制了我们的视野和思维,以及一种强烈的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构成了亚洲中心主义(或者非洲中心主义)在不同知识领域出现的基本思想背景。正是基于这样思想背景,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倡导者提出了一些基本预设或者学术前提。Miike(2002)对什么是亚洲中心式的传播研究作了界定:“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植根并来源于多样的亚

11、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 ”其中包括三重预设。首先,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并非简单的指关于亚洲的传播文化体系的理论和实践知识。这里指的亚洲应该作为一种视野,一种类似于或者等同于西方的研究视点。这不是从西方视角对亚洲传播模式的分析,而是提倡一种非西方的本土化理论视角来关照亚洲的传播情境和特定风格。其次,拥护亚洲的多样性,并不主张强化某种单一的亚洲概念。亚洲作为一种高度差异化的存在已经成为一种大家公认的事实,这和西方对亚洲的同质化描述不同,亚洲中心传播研究必定是多样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亚洲处于离散的状态,也会围绕一系列宗教和哲学思想形成一些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对一些国家和地区形成交叉影响。比如儒家思

12、想和佛教信仰在东亚地区长期传播和发展所形5成的松散文化圈。第三,亚洲中心的传播研究致力于补充而非排斥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因为所谓传播学正是欧美学术传统的结果,如果讨论传播学完全摈斥或者全盘否定欧美中心式的传播研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发现西方传播研究的弱点并通过补充性替代方案就成了题中之义。Ishii(2001)指出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四个理论弱点:(1)以白人为中心,忽视东方思想。 (2)二元论和线性技术进步主义主导。 (3)以独立的个人价值观为基础。 (4)传者中心,强调说服,缺乏对关系的重视。Chu(1986)提醒我们注意欧美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的问题:(1)过于强调经验研究。 (2)依赖量化研

13、究(和统计分析)。 (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 (4)忽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 (5)忽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第四,亚洲中心性的思路既不是霸权式的,也非种族中心式的;亚洲视角不预备宣称自己是唯一的,也不会强加到非亚洲人身上。 (Miike,2003)除了 Miike 所提出四个方面,应该还包括:第五,亚洲中心主义的传播研究还应该注意到一些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去获取灵感,使人类的一些共同的财富重新焕发光彩。传播学亚洲中心论的一些倡导者和研究者就不断回到过去寻找理论的源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除了多样化的亚洲,总可能为亚洲寻找到一些特定的共性。有研究者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总结(Chen Starost

14、a,2003):在本体论上,亚洲文化(特别是佛教、儒教、道教和神道教影响地区)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那么其中任何部分都不过是一种过渡过程,没有什么固定6的物质。这种本体论预设也影响到其他方面。在认识论上,认为万物之间都有联系,并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如何人或者物都是在与其他的人事的关系中才变得有意义。这和对宇宙的整体性理解密切相关。在价值论上,和谐作为一种核心价值观成为一种日常生活式感受性目标。这样就使所有的行为重新获得最后的指归,这明显不同于西方浮士德式永无止境、无法定义的进步标准。在方法论上,亚洲文化采用一种非线性无穷循环的直觉感知方式。在目的论上,亚洲文化中个体的生活总要指向一种更高、

15、更理想化、更道德的秩序或者“法度”的境界。比如佛教的“彼岸”、印度教“法”(Dharma)的、中国“道”等 境界。二、基本理论架构(一)基本理念与传播假设Miike(2004)归纳出了传播学研究“亚洲中心论”的五大基本理念:第一、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互相依存,互相联系的过程。而西方往往认为传播是一个表达自己存在和独立性的时候, “联系”观和循环观就是对西方单向传播观念的补充。这个命题与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整体,万事万物都联系在一起的信念有莫大的关系,我们就是在传播的过程中直接感受到、领悟到宇宙的整体性和全息性。第二、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在一般意义上来看,7传播是一个

16、证明自己、扩展自我的过程。但是,亚洲思想者很早就认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传播,包括内向传播、与他人、自然进行沟通、体会世界的全息感就是一种基本的训练和培养。通过这种长期的自我克己训练,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是可能的,并使人们摆脱狭隘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和乡土自卫心理,走向广泛的联系和循环。这种理念是欧洲中心的人类传播学理论中没有的。第三、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通过感觉加以体验、能够察觉和体会到别人的喜怒哀乐是亚洲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并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评价。儒家思想认为,人们通过对他者的感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佛教也非常强调怜悯之心的价值。这种同情式的传播与个人化的移情并不一样,它是在充分意识到万物的联系基础上,对他者的认可和接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情感。这个命题与“他者导向”式亚洲思维密切相关。第四、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进行受恩与回报的过程。这里体现了互惠、感恩和报这样特定的亚洲主题和概念。并展示的亚洲传播循环相与,生生不息、超越时空界线的观念和特色。第五、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和谐构成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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