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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 性内容提要：作为一个特殊称谓， “文学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与此同时， “文学革命”作为一个独特的阶段，从酝酿到发生、发展又一直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具体在涉及“文学”和“革命”的前提下，充满两歧的特征。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具体解析 4 方面内容，探讨围绕“文学革命”的两歧性。在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下，本文期待以立体地方式揭示文学革命内在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在揭示两歧性的过程中，找寻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关键词：文学革命 两歧性 文学 革命 1917 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了一块崭新的界碑，现代文学以此为标志全面步入现
2、代化的历史进程。然而，正如文学的发展本身就存有紧密的延续关系，文学革命的出现一直具有较为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文化根源。即使仅以话语出现的方式衡量， “文学革命”出现的时间也早于 1917 年整体意义上的文学革命浪潮。上述内容从历史的角度上获取证明，即为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在自身的发展中具有相当程度上的阶段性。按照文学史通常勾勒的图景，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到白话文运动，再到“人的文学”的线索，的确可以通过先后出现于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章得以证明(具体见下文论述)。但是，以本文的眼光看来，文学革命的独立性或日其本身并未获取足够的重视，就在于“文学革命”的行为方式必须通过文学
3、自身的内质化过程来找寻，尔后才是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多向互动和复杂的关系网络。在这一认知逻辑下，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的文学革命，一直是一个立体展开的过程，它在“文学”与“革命”2的对峙和融合中，深刻体现了转型时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多维度、多面相的特点，而这种错综复杂的特点在具体地展开时，又是以“两歧性”为内在的动力。 一、 “文学”与“革命” 将“文学革命”一词拆开重新确立关系，主要因为二者在当时包含的历史内容远比今天想象的复杂。 “文学革命”究竟是“文学的革命”，还是“文学需要革命”，或是本属于两个历史内容，一直与现代文学诞生过程中“革命”话语的意义网络密切相关。显然，在历经晚清梁启超“三界革命”的
4、洗礼下， “文学”意义上的“革命”，已在分属于政治与文学的路向上，呈现出一种必然的趋势。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革命”，在承继和对比历史经验的前提下，比前辈具有更为具体明确的主张。胡适坚定地以“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的论断进行实验，又在 1916 年 8 月 21 日寄给陈独秀信中，提出“文学革命的八事”，都说明“文学革命”一词的最初意义，是一场较为纯粹的“文体革命”。 美国汉学家安敏成在回顾现代中国文学之“两种革命”(政治的与文学的)时曾指出：“当然，现代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反映时代混乱现实的一面镜子，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
5、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相随。他们推想，较之成功的政治支配，文学能够带来更深层次的文化感召力；他们期待有一种新的文学，通过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会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铺平道路。 ”现代文学诞生阶段的知识分子高度重视“文学”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将刊载于 1915 年 lO 月甲寅最后一期黄远庸致章士钊信中的“愚见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人手，综之，3当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作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充分说明了民初政治改革失败带
6、来的“挫折感”和由此可能产生的知识分子“转向”。尽管，就文学本身而言，在历经晚清“三界革命”等文学革新运动失败后，当时的文学常常处于一种歧路彷徨的状态。文学革命的前夕，陈独秀在给胡适一则通信中提到的“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如何如何。青年文艺栏，意在改革文艺，而实无办法”，就在很大程度上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困惑。但是，文学革命的出现在当时已成为一种迫切的历史要求，李大钊在 1916年 8 月 15 日晨钟报创刊号上指出的“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最终态度决然的“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都说明“文学”在“革
7、命”中占有的地位。 “文学革命”时代，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位置”，当然还取决于对待“革命”的态度。以胡适为例，在完成于日后的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曾自言 1916 年与梅觐庄等好友争辩的结果是这年 2 月到 3 月间，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 “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的文学革命全是文学工具的革命。 ”胡适这种颇具“历史进化论”倾向的主张，必然使其坚持语言工具的优先地位。不过，如果从另一方面
8、去审视，则是胡适有别于他者对于“革命”的认识。按照美国汉学家格里德的说法， “尽管他(即胡适)总是十分轻松地谈到革命，但在内心，他是怀疑种种革命运动的，而且对其结果也是悲观的。只有在把革命看做是进化变革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时，他才能接受革命这个概念。在他的文学革命与中国文学形式的进化史之间存在的那种关系，4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显然的例证。 ”事实上，对于“革命”，胡适一直将其作为“进化”途径的另一侧面并抵触其激烈、紧张的倾向。在写于 1916 年 1 月 31 日一篇致 H.s.维廉斯教授的信中，胡适曾以英文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革命”的议论， “吾并非指责革命，因为，吾相信，这也是人类进化之一必经阶段。
9、可是，吾不赞成早熟之革命，因为，它通常是徒劳的，因而是一事无成的。基于此理由，吾对当前正在进行的中国之革命，不抱太多的希望。诚然，吾对这些革命者则深表同情。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以愚所见，这个缓慢之过程是唯一必需的：它既是革命之必需，又是人类进化之必需。 ”胡适强调从基础作起的“革命”主张，与其深受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有关，而其外在表现则是进行语言工具的变革和尝试白话诗的试验。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本以“文学革命”为名，提出“新文学的八事”，但在具体发表时，胡适却将平素常常提到的“文学革命”，变为“文学改良”并加上“刍议”二字，而且，对于原本的“
10、八事”顺序也进 行了调整。对此，胡适曾在不同文章中解释为“我用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 “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子”。 但是，对于当时新青年编辑们的激进情绪来说，胡适的审慎态度显然太过温和了。在 1917 年 2 月出版的新青年中，陈独秀抛开了胡适温和的改良主张，直接宣布文学革命的开始“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日，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日，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显然，陈独秀书
11、写的“三大主义”虽也包括了胡适主张的“白话文体”，但主要针对的却是文学的内容。他从思想启蒙的高度认识文学革命的任务，把文学革命作为反封建5文化和革新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新文学内容上的社会化和大众化。这种将不同层面的“革命”话语统摄为一体，即把文体关怀意义上的革命纳入到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的论述，在当时普遍感受危机和社会处于激烈变动的形势下，自然是具有极强的宣传力度。 与陈独秀的主张相比，胡适在一年后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力陈“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则是再次印证了“文学革命”中“文学”与“革命”之间的“两歧性”。但事实上，作为古语有之的“革命”一词，比如易经中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12、”，无论怎样变化或是取道外来翻译，都极易在与本土语言和传统结合过程中产生激烈、正义性暴力的倾向。这一点，不但可以在前辈学人梁启超的亲身实践中得到证明，同时，也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产生重大影响。 “革命”总是与这样一种观念息息相关， “这种观念认为，历史进程突然重新开始了，一个全新的故事，一个之前从不为人所知、为人所道的故事将要展开”。 “革命”的想象与创造，自然使其进程区别进化式的亦步亦趋。这或然预示着“文学革命”最终的走向和蜕变，也同样使胡适的思想具有永久性的理性和气质特征。只是在此之前， “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及其内部阵营的认知态度，已然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两歧关系。 二、 “革命”与“审美”
13、 在文学革命中，对“文学”的关注还包含着自身的“两歧性”，这使“文学”在具体认识和实践上一度徘徊于“革命”与“审美”之间。对于晚清以来的文学，梁启超“三界革命”所代表的政治现代性，和王国维通过介绍西方哲学、美学而返回文学自身的审美现代性，一直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但较之前辈而言，文学革命时代对所谓“革命”与“审美”的界限区别得并不十分明显，它们常常包容在一个6理论家或是一个作家的主张与创作之中。 为文学革命张目的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对文学的思考同样包含着两条迥然不同的道路。只不过，由于陈独秀主要是以一位“老革命党”的面目出现，因而，其文学“审美独立”的一面并未得到深入地展开。在 191
14、6 年 8 月 21 日，胡适以“文学革命八事”(即上文的“新文学八事”)为主要内容，寄给陈独秀信后，陈独秀便在回信中指出：“尊示第八项须言之有物一语，仆不甚解。或者足下非古典主义，而不非理想主义乎?鄙意欲救国文浮夸空泛之弊，只第六项不作无病之呻吟一语足矣。若专求言之有物，其流弊将毋同于文以载道之说?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窃以为文学之作品，与应用文字作用不同。其美感与伎俩，所谓文学美术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是否可以轻轻抹杀，岂无研究之余地?况乎自然派文学，义在如实描写社会，不许别有寄托，自堕理障。 ”陈独秀担心胡适的“八事”有可能被理解为“文以载道”，不但构成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最终
15、的“面相”，同时，也体现了他在西方文学影响下文学自主的主张。即使在充满战斗檄文声势的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在谈及“今人所不满昌黎者”时，也指出其二为“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目昌黎以汔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钞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大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这里，陈独秀反对的“文以载道”显然不是从单一的政治思想立场出发，他是以较为明确的文学独立意识反对这一命题的工具性原则，而这与其文章的整体基调之间，自然又构成了“两歧倾向”。 同样在文学革命时期，陈独秀还在答曾毅书中，具体说明其对文学独立存在的本义性理解：“何
16、谓文学之本义耶?窃以为文以代语而已。达意状物，为其本义。文学之文，特其描写美妙动人者耳。其本义原非为载道有物而设，更无所谓限制作7用，及正当的条件也。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 ”既然，在陈独秀眼里， “达意状物”、 “美妙动人”等常识性内容能够成为文学之本义，那么，文学必将在回归自然中脱离工具论的倾向。作为新知识分子之一的陈独秀，由于受到西方文艺美学和现代学术的影响，在“文学革命论”的同时从未放弃对文学自身审美存在的关注。只是，他的兴趣毕竟主要在政治思想启蒙而非文学学术，所以，他对于文学的双重性思考和具体程度上的“孰轻孰重”，就构成文学革命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典型。 五四文学革命发生于传统文化崩溃、现代文化萌生的转型时代，这使得文学的革命从一开始就肩负了复杂的使命。以矛盾的关系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