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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普通人的普通人的“国家国家”理论理论（1 1）项 飚 来源：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和政府提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分化，视“社会”的发育为 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但在普通人看来，“国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而“社会上的”人和事 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靠。同时，在普通人眼里，国家总体上的正当性不可置疑，具有高度的道德性， 但是地方国家机构则不可信任，与它们的交往倾向于利益化、无规则。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 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并存的现象。本文由此认为，追求社会 和国家之间的分化在现阶段缺乏基础，更重要的是重构彼此之间在多个层面
2、上的有机联系。 【关键词】理性国家 动员型国家 框架性国家 政治白话 白话政治 Abstract： Academics and policy makers in China have sought to develop a relatively autonomous “society” as a main goal of the reform since 1980s. Most Chinese people， however， hold that it is much more empowering to develop connections with guojia （the state）
3、than being independent from it， and see shehui （the society） unreliable or even unruly. The state as a total imaginary is deeply moralized and enjoys unquestionable legitimacy， but local authorities are regarded as untrustworthy and alienating. This partially explains why China remains stable on the
4、 whole when localities experience high levels of instability.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and the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y basis of common peoples theory on guojia.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an independent civil society based on state-society divide may be ha
5、rd to achieve in the near future， and priority should instead be given to developing organ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increasingly diverse social life at different levels. Keywords：instrumental state， mobilizing state， the state as a framing force， political vernaculars， vernacular poli
6、tics 中国的“国家”概念是高度总体性的，它不区分地域意义上的国度（country）、民族共同体 （nation）、暴力统治机器（state）以及行政执行机构（government）。但是这些区分正是现代西方 政治思想的前提之一，也是中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沿用的重要理论预设。我们可以称前者为总体性 国家概念，后者为有限国家概念。在有限国家概念的引导下，中国学界和政府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提倡国家和社会的分化，一致认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的成长是改善民生的结构性条件。学界宣扬 “市民社会”；政府也曾积极推动“政企分开”、“党政分开”、建设“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而 在老百姓那里，“国
7、家”依然是最受认同的范畴，“社会”则意味着不正规和不可信任。“社会上的 事情”杂乱无章，上不得台面；“社会上的人”不正经，需要提防；把人“推向社会”意味着抛弃， 是单位不负责任的做法。老百姓期望进入国家，而不相信独立于国家之外会给他们更大的自由和权力。 总体性国家概念和有限国家概念的差别，不是一个简单的文词之辨，而代表了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策略。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北京“浙江村”做调查时对这个差别有深刻体会。“浙江村”是一个主要 由来自温州地区的服装加工经营户自发形成的社区。它在经济上发达、在地域上集中、在文化上相对 同质，我因此觉得它具有形成自我管理的“市民社会”的基础。我和北京大学的
8、学生社团“爱心社” 一起，帮助工商户建立自治型的非政府组织。温州工商户对我们提倡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政府对话 等等并没有多少兴趣，而是热切希望成为“北京大学爱心社浙江村分社”，并一再要我给他们找“名 人”题字、做顾问、当“靠山”。虽然我们的合作亲密无间，彼此的思路几乎完全相反。我想的是如 何培育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而工商户把爱心社看作他们“靠”上国家的一个渠道；他们看重北大，2并不是因为它的特立独行，而是认为它和国家核心相联；我以为自主的公共空间非常重要，而他们认 为国家的认可、正式身份的获得才能保证权益。（参见项飚2000）1 当然，事实再一次证明，老百姓的感觉是有预见性的。进入 21 世纪
9、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进一步 加强。国家税收和中央直属企业的利润中国财政收入两个主要来源增长速度是 GDP 的 2 到 3 倍。和 20 世纪 90 年代大不一样，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成为现在大学毕业生的最佳职业选择。 很多有“市民社会”苗头的现象，比如消费者维权、业主委员会甚至劳工运动，所针对的都不是国家， 而是针对具体的市场利益主体，相反，国家是老百姓倾诉的对象、要依赖的仲裁者。Hooper （2005） 因此称中国老百姓为“消费者公民”（参见 Yan2009：36、Yan2000）。现在，对于大多数中 国人来说，让中国共产党之外的一个组织来治理和代表中国，要比过去更不可想象。特别让人寻
10、味的 是，2004 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郑重提出“社会建设”，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则明确把社会建设单辟 一节，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为四位一体。北京市政府在 2007 年底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办公 室”，制定“社会建设总体规划”。因此，目前中国社会学界所讨论的“社会建设”和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所讲的社会已经有很大不同：社会不再是在国家之外，而成为国家的一个工程。这也预示着中国 国家的回归不是一个极权甚或掠夺性政体的复归；相反，它代表一套新的治理能力，意欲全面渗入社 会生活、吸纳社会。这些发展显然都不符合主流的理论设想，但是似乎都合乎民意；老百姓从来没有 感觉国家过大过强是一个问题，也不觉得国家
11、推进社会建设有什么不好。所以，了解普通人的国家概 念，是真正理解当前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 老百姓平常讲“国家”的时候，他们究竟指的是什么？普通人“国家理论”是怎么在历史中形成 的？它对民众的实际政治行为、对中国的政治未来可能有什么影响？本文将对这些重要问题作一非常 粗浅的探索。我以为，当前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它的两重性：一方面，“国家”作为 一个抽象的概念，被道德化、总体化、自然化，很少人置疑其合法性和正义性；另一方面，大家对具 体国家机构的行为则高度怀疑，老百姓和具体国家机构的互动利益化，甚至机会主义化。这两个层面 上的冲突又反过来进一步使国家观念道德化。老百姓用道德化的
12、语言来批判地方政府部门，在日常生 活中对具体机构的不满意激发他们对国家的道义期望。理解这一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将帮助我们理解 当前中国社会总体稳定和具体失范之间的关系。 在近来有关社会抗议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人国家理论的两重性对他们的政治社会行为有 重要影响。比如，不少文献强调，中国老百姓不从个体权益出发置疑国家的正当性，而更多地是从国 家的承诺出发，看政府是否兑现 （Perry， 2007；裴宜理、于建嵘，2008； Pye， 1996）。老百姓 依赖高层国家机构抵制低层国家机构（见 OBrien、李连江2006关于农民的依法抗争；陈映芳 2004和施芸卿2007关于都市的抗争；Zwei
13、g2000所分析的农民“以政策为依据”的抗议策 略；Lee2007关于劳工运动中的“法律主义”策略；特别是朱健刚2004所提出的“较真策略”， 即抗争的一方要求权势的一方严格地执行政府法律和规定。“较真策略”可以认为是 Lee 的“法律主 义”策略的一个微观体现）。老百姓拿中央的“好经”来治地方的“歪嘴和尚”，不仅是一个务实策 略，也反映了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对国家政治的理解。本人在对中国东北一起集体民事纠纷案件的分析 中发现，老百姓一方面充分强调中央政府的政策，作为自己的话语资源，另一方面则夸大地方政府的 责任，对地方政府提出很高的赔偿要求。他们在表述中充分利用“法律主义”的话语（“依法治国”）
14、 ，但是最后又不愿意上法庭，而是要求地方政府直接赔偿（因为他们觉得法律程序更难把握）。所以， 作为道德化身的（中央）国家和作为直接讨价还价对象的（地方）国家之间的并存和交替，是他们行 动策略的一个核心（Xiang， 2006）。 3在下文中，我将首先讨论什么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然后提出，我们不能把当前的普通人的国家 理论看作中国历史上对权力的总体性想象的简单延续。通过和欧洲以及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比较，我以 为中国近现代的具体历史进程对我们的国家概念有重要影响。中国近现代的国家建设在形式化的、理 性国家和有机的、动员型的国家形态间摇摆，始终没有形成国家的规范性（即它的理性、系统、制度 性的特征）和
15、有机性（即它与具体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之间的统一。这一摇摆是当前普通人国家理 论的一个历史基础。我接着考查现阶段国家如何被“框架化”，从而强化了总体正当和具体失范的矛 盾。文章最后提出一些对策性思考，特别关系到党的建设问题。 一、什么是普通人的国家理论 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已经普遍关注到，“国家”之所以难以研究，是因为它具有深刻 的双重性。国家是一个组织、一套体系、一系列的实践；同时国家是一个主观构建，是一个想象。这 个主观想象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它无法和可观察的现实直接对应。当我们要在客观世界里指出来 “国家”究竟在哪里，我们能指的无非是某个具体官员、部门或者政策，显然不等于我们脑子
16、里的那 个“国家”。这就像树木和森林的关系，我们所能直接观察的无非是树木而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森林”的概念是完全虚假的；相反，没有“森林”的概念，我们就不能认识树木。韦伯对国家的理 解是经验主义的，把国家看作是一个实质性组织（官僚体系），但是他注意到，如果人们没有主观上 对这个统治的秩序的想象，那作为实体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Abrams（1988：58）指出：“国家并不 是隐藏在政治实践背后的存在，而它本身是一个表象，它左右我们如何观察具体的政治实践（国 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主观）构建。” 但是我所强调的国家“理论”和不少人类学文献描述的国家想象，即国家如何通过文化、象征系 统来构建自己，又有所不同。吉尔兹描述的“那轧拉”通过一系列居于中心、向外衍射的文化和仪式 表演来整合政体，他因此称之为剧场国家。Aretxaga （2003：398）建议把国家看成一个“现象学事 实”，从而考查国家如何通过 “权力的实践和表述，基层的日常互动，公共文化、哀悼和庆祝的话语， 以及和官僚机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