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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老子“不言之教”管窥兼与儒家 “六艺”之教的比较论文关键词：“无为而无不为”“不言之教”“六艺”教育 论文摘要：通过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 “不言之教”思想之深刻剖析，并反视当时摇摇欲坠的“礼乐文明”之教“六艺”教育，发现老子不仅揭示了当时的“礼乐”之教对人类“素朴”本性的戕害，而且进一步地告诫了我们：人性的素朴具有崇高的内在价值。 老子，姓李，名耳，字老聃，为我国春秋末期杰出的思想家与教育家。他以“无为而无不为”作为其思想核心“道”的根本特征与功用，并以“道”为核心（也是起点与归宿），展开了对宇宙（天地、以及高于天地之“有物混成”）、人性（未直接点明，但在道德经中几乎处处涉及）、人生、社
2、会等一系列“范畴”的探讨。有意思的是，这种“探讨”本身，在老子看来，就是与作为宇宙本体的“道”的演化完全同构的或者就是演化本身，也就是说，在他“游心于物之初”的境界里，我们今天所讲的“宇宙本体”与“人性本来”之对立早已象彗星撞上太阳，无影无踪了是完全合“一”的。于是，这一系列“探讨”便似乎非常“有根有本”了。当中的“不言之教”，与人类社会教育关联甚密，似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一、关于“不言之教”的解读 “不言之教”在老子中有两个章节提到， 四十三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 ”二章：“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有无相生，难
3、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 2这两章都将“无为”与“不言之教”相提并论， 四十三章讲二者的功益是天下希有其匹， 二章讲，实施“不言之教”的基本前提是“处无为之事”。 “无为”乃是作为宇宙本源的“道”完成其自我意识的本然状态， “处无为之事”，也就是人的精神通过扬弃“万物”（同时也是自我扬弃），达到与“为天地母”之道合一（或者说，精神通过自我扬弃、否定， “看”到了与道齐一的“本来面目”）。 “无为”就是它自身无善无恶、无得无失、无福无祸而这本身就隐含着一个“反”“无不为”，这样， “无”
4、必然要过渡到“有”。于是， “美丑”、 “善恶”、 “有无”、“得失”、 “福祸”等诸矛盾对立显现了相反而相成的双方相互对立、相互转化，而由于“万物”又必然存在自身的“反”（通“返”）， “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由“有”到“无”的“反”。于是， “无”通过对“有”内一系列矛盾转化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达到了对自身的认识。 在“无为”的境界中， “道”（或精神）扬弃了“万物”自身的矛盾对立（包括“生”与“死”的对立），达到了宇宙的本源性层次（或生命的本源性层次）。 当“道”演化至人类社会这一层面时，为“无为”具体讲就是行“不言之教” 何为“不言”？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5、 “道”若可用语言来表达，那早就不是它自身了。 二十三章：“希言自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何况于人乎？”生于“道”的“天地”都要反于“道”，何况它产生的“飘风骤雨”？生于“道”的“人”也要反于“道”（通过“生”与“死”），何况其思维及其语言。 何况“大象无形”1，要与无形之“大道”合一，仅停留在“有形”之“言”上，显然是难得其门而入了。 “言”应是广义的，涵盖人在天地间的一切思维、行动、情感等。又指人的精神在社会、人生这一层面的整体活动的符号指代。 “不言”不是取消“言”，而是不要仅3停留在任何“言”的层面上。 因而， “不言之教”就是要使人们明白在社会人生中
6、，在整个自然、宇宙的背景下，“唯道是从”，包括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现象教育在内，一切活动都必然地要取法于“道”，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最后复归于“道法自然”2的境界。 在老子看来， “不言之教”涵盖了人类教育实践活动的各方面，再说透一点，它即是“无为而不为”在社会人生及其教育活动层面的“翻版”具体化。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三十四章）。从“大道”的境界看，天下万事万物都是它的“相貌”（它本身不是也没有任何“相貌”），都是本身的自我异化。简单说，都是“道”，都有“道”，不“道”，也是“道”。“道”是很朴素的，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
7、故大治不割”（二十八章）。做人做事与修德悟道是一回事，不能随意分割。 从老子素朴的人性论出发， “不言之教”就是使民“少私寡欲”、 “见素抱扑”，从而“复归于婴儿，复归于朴”。具体讲，就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 ”（五十七章）首先从施教者，从我做起，再具体讲，就是要将那些使人性产生异化的“累赘”抛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十九章）， “无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十二章），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四十九章），等等，则“不言之教”的“功德”将“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
8、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五十四章）。 这又可看出， “不言之教”是使受教育者体会到自身与“道”齐一的“素朴之性”（也即是体会“人性”与“道性”、 “人道”与“天道”本来无二），而这一过程本身，同时也就是将自然无为扩而广之，应用到社会人生诸领域的过程。 “不言之教”施行的特征又是如何呢？ 4二章云：“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辞，生而不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圣人”处在“无为”的并以此莅临天下的一切，从而实行“不言”的教化。任凭万物自然生长而神处万物本源（参与运化），生育万物而不据其功，运化万物而从不显彰。正因如此，其
9、功德才真正不会失去。 反映到人类社会及其教育这一层面上，就是“太上，不知有之”。 “悠兮，其贵言。公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十七章） 最高明的统治者（或教育者），百姓并不知晓（或无必要知晓）其存在；他（或他们）的精神风貌是那样的幽闲而与世无争，从不轻易发号施令。以至于天下大治，百姓（或受教者）都认为：“我们自自然然就成这样子了。 ” 佛学中的“三轮体空”亦如是也：“三轮”指施者、受者、施事（即为佛教的各种布施）。无论那种布施，施者应该抱无所施的心态，做到施者无别人受自己恩惠的念头布施处于同情，过后即刻忘记“事如春梦了无痕”，施者空，受者亦空，亦无施事即为佛法布施的真精神：“无我相，无人相
10、，无众生相，无寿者相”3 因此， “不言之教”首先是让受教育者认识到自己才是自己真实永久之主人，没有什么救世主。 “以道莅天下”以自己真实本然的自我莅临天下之万事万物，包括看破“生死”都要靠自己。然后在此基础上，使受教者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就是发生了转化。至于转化前是什么样子，转化前后的差别如何，一概无意义了。施教者亦如此， 庄子赓桑楚里已讲得很清楚了（畏垒一带百姓将丰收作为赓桑楚之功德加以歌颂，并打算为之建立生祠，后者知晓后，立刻逃亡深山，以此打消百姓心中的凡圣观念）4 二、 、 “不言之教”与“六艺”之教的比较 一般认为， “六艺”教育起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动，而主持祭祀活动的一开始就是5巫
11、。 关于巫， 国语楚语下有云：“巫，筮，见鬼者。 ”巫师首先是具通“神”本领的人。国语楚语下又云：“古者民神杂揉”， “家为巫史”，说明在原始社会中末期， “鬼神”与先民的关系是相当密切且相当普遍的，事鬼敬神的观念是深入人心的。于是乎，若有“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神或降之”5者，百姓必然会“蚁附之”，看来在当时，巫及巫文化是有其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考古材料显示，从距今 55005200 年的大汶口文化开始，黄河流域出现了一种陶鼓此为巫师使用的最重要的一种道具，高天麟先生认为其中一部分是“专为死者特制的通神灵的陶器”。这种陶鼓，在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半山文化，马厂文化中均有发现。另外
12、，甘肃出土的仰韶文化的头顶带有“一黄豆大的小孔”的陶塑人像，与半坡氏族出土的彩陶盆所绘鱼纹人面图，有学者认为均为巫师之写照。最为典型的，在 1987 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的墓葬 M45（属仰韶文化），其中埋有 4 人。墓主人为一壮年男性，其余 3 人为殉葬者。墓坑平面南部呈圆形，北部呈方形。墓主头朝南，在骨架的东西两侧，有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图案，其足端（墓的北面）另有一堆摆成三角形的蚌壳加上胫骨。冯时先生在其极具说服力的论文中，指出了此墓的平面布局实际上是一幅公元前 4500 年左右的星空图。龙虎分别代表东宫苍龙、西宫白虎，北部的三角形蚌壳加上胫骨代表北斗。南圆北方的墓穴，则代表天圆地
13、方的古宇宙学说。童恩正先生以为，墓主是巫师的可能性极大。笔者亦赞同童先生的见解，并认为该墓主不仅掌握着至关重要的历法天文知识甚至养生之道，而且极有可能为所在氏族的（至少是）精神领袖（有殉葬者）6。 而且，通过该墓葬坑的平面，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地联想起周易乾卦文言当中的一段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6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尚书泰誓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亦如是也。君也者，巫师也由精神领袖进而世俗领袖。 所以，笔者以为，墓葬 M45 实际就是一幅仰韶部落的祭祀教民图。 这些证据初步表明，在原始社会后期
14、，各部落的日常主要的社会生活中，巫师的地位是显赫的，作为这一时期原始部落阶级分化的最重要特征之一祭神权开始在部落内部向少数人（主要是巫师）集中（由“民神杂揉”演进至“民神不杂”），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确切讲，通过其“通神”本领与神明相通。这些人既掌握着祭神权，也掌握着社会历史、天文历法、养生、艺术宗教等关系部落“国计民生”的知识。许多人干脆就是氏族酋长，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历史上的中国早期文明国家的雏形行政与宗教高度合一的体制（即君师一体），与此相适应，氏族教育的领导权必然牢牢掌握在部落巫师们的手里，祭祀与教民是合一的。确切的证据可从属红山文化后期辽宁大凌河西岸东山嘴遗址中得到，其中心部分可确认为迄
15、今发现的可确定年代的最早的祭祀遗址，并被看作是神农始作“祭祀与教民”的明堂的典型证据。7 就祭祀本身而言，与“神明”相通的直接必然历史成果之一就是“八卦”乃至于“易”的产生。 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即是著名的“观象制器”。 在巫师们的境界中， “八卦”是其精神与天地、鬼神、自然万物及其运作直接同构的符号结果。反过来，又可以在此符号的“诱导”下，进入“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7之情”的状态，这样就可以使人的智慧达到与宇宙直接合一的境界（即“天人合一”），从而把握自然的“真
16、实状况”，有助于精神与物质财富的创造，而创造本身又被看作是“通神”取法自然的结果。 易系辞下曰：“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 “神农氏作耒耜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盖取诸噬嗑。 ”等等，乃至于为“神器”社稷；“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 坤”。 （与礼有关）历史是发展的，但这种“发展”仍然逃不出巫师祭祀通神明的“五指山”。 又“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与“书”教有关。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与“射”教有关。 “古之葬者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又与“礼”教有关。 又由于“八卦”本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