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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熙载在陶渊明论中的思想探析摘 要：刘熙载一生恪守着儒家信仰，特别重视人格修养。他在艺概中，把人品摆在了第一位，并明确提出了“诗品出于人品”这一论诗范畴。他特別服膺陶渊明，认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本文试图通过刘熙载对陶渊明论说的分析，以窥其思想及他对人品重视的原因。 关键词：刘熙载；人品；艺概；陶渊明 刘熙载是一个粹然儒者， 清史稿称其“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注: 刘熙载兴学育才，传承孔孟之学，并注重笃实践履，这与胡瑗同。他在晚年所撰自传性寤崖子传中说：“于古人志趣，尤契陶渊明。其为学与教人，以迁善改过为归，而不斤斤为先儒争门户。 ”“迁善改过”是儒家自我修养的根本， “德之不修，
2、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刘熙载在自述中以此自称，可见他不仅主张且以身实践着儒家道德修养。咸丰帝曾赐他“性静情逸”1四字，胡林翼以“贞介绝俗”1特别推崇。在他督学广东时，曾作惩忿、 窒欲、 迁善、 改过四箴训士，认为学圣贤应先从这些开始。他所撰的持志塾言、读书劄记、 游艺约言和艺概等书中都表现了其书生本色和儒者气象。刘熙载“平居尝以志士不忘在沟壑、 遁世不见知而不愠二语自励”213158，就是把陶渊明当作这种典范而以此笃实践履的，可谓遥承陶氏意趣。 一、 “大要出于论语” 陶渊明的价值是一个逐渐彰显的过程，特别是到了宋代得到王安石、苏轼、苏辙、黄庭坚等文学家和学
3、者的钦慕，他们推崇陶氏独立的人格和创作任意无为的2精神。之后不同时代对陶氏有不同的阐释，清代人对他也别有体悟。清代学术“超汉越宋”，考据之风盛行，崇尚博闻实证，影响到文学上表现为重视学问，许多文人和学者在谈文论艺时强调学问与人格的并重。钱谦益“诗有本”说、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都注重诗人的胸襟及强调诗文须根柢于学问，并且认为诗人思想道德和艺术素质两方面的修养是写出诗意深厚、诗境质实之作的前提。沈德潜“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3。这里的“胸襟”大约是先天秉性和人格器度综合的素质， “第一等真诗”是需将人的胸襟、人品与学问融为一体。陶渊明的诗并非只直抒
4、性情而已，洪亮吉说：“人但知陶渊明一味真淳，不填故实，而以为作诗可不读书，不知渊明所著圣贤群辅录等，考订精详，一字不苟也。 ”4可见，陶渊明的学问不一定以“故实”的形态出现， “真淳”也需读书，需要学问的依托。那么当诗人将学问与人格融为一体并达到一种化境时，即便自出机杼，亦为精深之言，陶渊明卓尔不群的人格何尝不是从学问中汲取营养。他的诗冲和平淡，其骨髓却在于“厚”与真性情，此皆因他有伟大的胸襟和高超的艺术修养。 “历代论陶，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隐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的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
5、 ”5224 可以说从宋代开始就有人认为陶渊明是出于儒家，清代却能踵事增华，使陶渊明为儒家说成为一种特色，认为陶氏几乎可以列于孔门，是儒家中的典范。清人吴淇的六朝选诗定论、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梁章钜的退庵随笔、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都认为陶渊明其人其言都符合圣贤之道，这体现了清代的文人学者对儒家人格修养的重视。刘熙载对儒家思想也有他独到的体会。他赞赏陶氏诗文的高明，但更加推崇他的3人格魅力，认为陶渊明是因崇高的人格，才有他诗文的通脱率性和强烈的感染力。 通常认为陶氏受玄学思想较深。萧统、朱熹就主道家之说；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主张新自然主义说，说陶渊明始终是天师道的信徒，是外儒内道之人
6、；朱自清认为陶氏的主要思想在道家5224。而刘熙载却提出“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然陶氏的诗似乎与儒家积极的入世精神不符，那么刘氏是怎样理解的呢。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 ”654“陶诗有贤哉回也， 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 ”655 颜回“忧道不忧贫”，有圣人淡泊之志；曾点能与人偕乐，何尝不能自乐；而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论语微子）。陶渊明在述酒、 拟古、 咏荆轲、 咏三良及拟古、 杂诗等诗中表现了“忠愤”之情，并提到了许多儒家的典籍，例如“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
7、之十六）， “诗书敦宿好”（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二）， “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答庞参军）。并一再引“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常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自勉“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他在当时找不到知音，于是打破时间的界限，心游于千载，发现了与自己志趣相同的古人，并说“何以慰吾怀，赖古此多贤”（咏贫士）。刘熙载从陶渊明的诗中窥见的是作者的人品。 “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至语气真率，亦不夸，亦不让，亦令人想见其为人。 ”7583 刘熙载把陶渊明归入儒家，认为他那种胸襟是儒家自我人格修养的表现。所谓“陶渊明诗文，几于知道”
8、。这种“道”在刘熙载看来就是儒家之道，他从陶渊明那些描写田园生活、悠闲自在的诗句中深触到一位儒者的情怀。陶渊明的“真”也不是自我标榜，而是他能诚以待己，拥有高尚的道德，而这一切都是儒4家思想的表现。 孟子尽心有“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中庸言：“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 ”陶渊明以他这种真诚不仅是道德的真诚，而且是人性的真实感动着许多人，并将这些率真地表现在自己诗文中，正是这种感人的内在思想品质，再加上清新自然的风格和真挚的情感，才有其诗文的厚重。 沈德潜古诗源中在饮酒其二十中的批注说：“晋人诗旷达者徵引老、 庄，繁缛者徵引班、扬，而陶公专用论语。汉人以
9、下，宋儒以前，可推圣门弟子者，渊明也。 ”8他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该首诗而言的，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论：“照本书所引（古直陶靖节诗笺定本），单是庄子便已比论语多；再算上列子，两共七十次，超过论语一倍有余。那么沈氏的话就有问题了。 ”5224 他还认为“真”、 “淳”都不见于论语，是道家的观念。当然我们不能完全以引用次数来判断某位作家的思想， “真”、 “淳”虽不见于论语，但儒家的“诚以待己”的思想何尝不能反映陶渊明的真性情。可以肯定的是陶渊明思想中既有儒家的又有道家的，刘熙载没有像沈德潜那样认为陶氏“专用论语”，而是“大要出于论语”。由于“中国有文字的文学的根，只能求之于儒家的经”911，儒家是文学的
10、主流，它发展了“仁义”的这一面，并非排斥道家“虚静”的一面。 “道家虚静之心与儒家仁义之心，可以说是心体的两面，皆为人生而所固有，每一个人在现实具体生活中，经常作自由转换而不自觉。 ”910 刘熙载从陶渊明身上看到了强烈的儒家的精神，却也没有排斥他身上的道家思想， “他一生品格立脚点，大略近于孟子所说有所不为、 不屑不洁的狷者，到后来操养纯熟，便从这里头发现出人生真趣味来”10。刘氏并非为顽固的守道士，而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其“生平于六经，子、史及仙、释家言，靡不通晓，而一以躬行为重”213158。可见他是对儒家的精神的深刻理解后，才看到陶5渊明的志趣的。 二、仕、隐与“君子之志” 陶渊明虽过
11、着隐居生活，却是符合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精神。刘宝楠说：“孟子谓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又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11261 又有“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11 303。陶渊明并非遁世不问世事，他人品之高，与儒家这种天下无道则隐，以修身见于世之义相合。正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11262。陶渊明知富不可求，乃从其所好，回归自然。所谓“圣人之不苟仕，存其义也。此与仕以行义，其心一而已矣”7542。陶渊明诗
12、文的“真”是从胸臆中流出，不烦绳削而自合。他隐逸并非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刘熙载说：“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 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 ”655“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 ”618 陶渊明文章的归宿及他人品素养高、心胸开阔是因为他志向的高洁。刘熙载在陶渊明身上所体会到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正而实的志向，且用自己一生的言行实践着儒家的理想。因此，陶渊明不是遗世独立、保持清高的人，他在诗文中情感真挚且深厚，如一股浩然之气在萧散冲淡的意趣下激荡着。 “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 言在耳目
13、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 ”655 又“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655 这种真性情的表达需才与学，更要有操守。正与刘熙载所提倡6的 “文当兼尊、 亲二字。高风亮节，尊也；深情厚谊，亲也”7582 的主张一致，且与他自身的一生“表里浑然，夷险一节”1的行为相契合。 刘熙载对仕与隐的观点与论语中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在持志塾言中曾说：“志于隐，志于仕，皆不可谓之立志。盖此乃境，非志于道也。君子之志，惟欲随在尽所当尽而已。 ”74“对避世者言，则曰：
14、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对干时者言，则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 仁以安人，义以正我。可以观其合矣。 ”730“成仁取义，不独当懔之死生之际，凡外富贵贫贱及一切之境，皆不可须臾忘之。 ”738“处逆境，能宽解而不自苦；处顺境，能抑损而不自奉。世俗或遂以此为难及，不知一境有一境当尽之事，此未足副其实也。 ”738 不管身处何境，仍须以仁义唯上，不忘自身修养。可见志不当在境而是在道。正所谓“时有造次，而心不可造次；时有颠沛，而心不可颠沛。每当造次、颠沛时，须念之”744。儒家君子之志就是为人处世的立足点，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尤其是在名利权贵前，不阿谀怯懦，卑谦乞怜，又非书生意气，逞气争强；而能
15、始终坚守志向，锻造深醇的涵养。在刘熙载看来，遵循儒家仁义的宗旨不仅能提高自身的境界，而且是文人救世的良方。儒家的“三不朽”中就将立德放在首位，只有自身有了根柢，才能将仁义惠及百姓。而他在陶渊明身上看到了这种志趣，这也是他自己一生所孜孜以求的。 刘熙载处在清末，恪守着儒家济世之道，他把儒家作为安身立命之道，坚定儒家圣贤之志，其志洁行芳是值得敬佩的。正如陈澧所言：“先生之醇德清风，人尽知之。先生之硕学，则知者寡矣。若其意趣高出于一世，远侪于古人，则知者益寡，有相与愕眙耳。学政一官，世所艳羡也，先生为之未满任，告病而归。盖世之人皆好进，而先生独好退，不知美官厚禄之可羡，而惟知读书，此古之君子，而澧以得见为幸者也。 ”12陶渊明岂不是于其心有戚戚焉。然陶渊明安贫乐道的精神是远绍7孔子的遗意。 论语卫灵公中“君子忧道不忧贫”，孔子称赞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并津津乐道于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乐在其中”（论语述而）。陶渊明的诗文和一生的形迹不也表现了这种精神吗？刘熙载非常崇尚这种品德和精神，自己一生也在不断追求和实践着。在他的教学笔记中也常常有所体现。 “贫与死皆常事。惟不忧道而忧贫，不闻道而死为可惜耳。然则知富贵寿考者，亦可思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