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上）》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上）（12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1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与我国刑事辩护制 度的修改完善（上）一、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解析（一）刑事辩护在公约确定的公正审判国际标准中的特殊地位一般认为， 公约第 14 条是关于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从总体上来说，它适用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各类诉讼。但具体来看，则会发现该条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刑事诉讼的，其中又有相当部分是关于刑事辩护的内容，即“三、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甲）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乙）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丙）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
2、（丁）出席受审并亲自替自己辩护或经由他自己所选择的法律援助进行辩护；如果他没有法律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有此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法律援助，而在他没有足够能力偿付法律援助的案件中，不要他自己付费；（戊）。 ”为什么关于刑事诉讼以及刑事辩护的内容和要求在公约第 14 条所规定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中占有相当的篇幅和特殊的地位，这是由刑事诉讼不同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首先，刑事诉讼是由强大的国家发起并由其与弱小的、孤立的个人之间发生的诉讼，双方力量极其悬殊1。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些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刑事诉讼制度中还存在着由被害人个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对被告人提起诉
3、讼的刑事自诉制度，但从总体上讲， “当代的刑事诉讼大部分是以公诉的形式进行的，以国家的2名义和权力对一个人进行控诉和审理。 ”2这不仅意味着在静态上，诉讼双方的力量对比极其悬殊，被告人天然处于弱势的地位，而且在动态上，被告人永远处于被动、 “挨打”的劣势地位。诉讼双方力量的严重失衡必然影响诉讼过程的公正性和诉讼结果的公正性。为此，就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刑事诉讼立法人为地加强被告人一方的力量，使其能够与代表国家发动起诉的控方形成抗辩，以保障和实现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的公正。民事诉讼则不然，它是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诉讼，诉讼双方的力量不存在天然的悬殊，诉讼双方的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因案而异，彼此可
4、以互换，今日之原告明日可能成为被告，今日之被告明日则可能成为原告。由此决定了诉讼双方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行政诉讼中虽然诉讼中的一方是代表国家的政府机关，另一方是普通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静态地看似乎也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但当它们处于行政诉讼的动态法律关系之中时，相互之间却是平等的，而且身为普通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一方永远处于主动起诉的原告地位，而代表国家的政府机关永远处于被动应诉的被告地位。不仅如此，它还必须承担法定的举证责任，证明自己在诉前针对原告所为的行政行为是正当的、合法的，否则将要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其次，刑事诉讼的过程及其结果都直接涉及到对被刑事指控者即被告
5、人的人身、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如前所述，刑事诉讼实质上是代表统治关系的国家针对“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而与其进行的表现为诉讼活动的“斗争”，为此不仅诉讼的结果可能限制、剥夺被告人的人身权利，例如判处被告人人身自由刑或者剥夺被告人生命的极刑，而且在诉讼过程中就可能限制、剥夺被告人的人3身权利、财产权利，例如将被告人强制羁押在特定场所，强行扣押、查封被告人的财产等。显然这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截然不同。在民事诉讼中，无论是诉讼过程本身还是诉讼产生的结果，一般都不涉及对当事人人身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充其量只能对当事人某一方的财产权行使一定的限制或处置，例如在诉讼过程中保全、扣押一方当事人的财
6、产，诉讼产生结果后，依照裁判令一方当事人赔偿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损失。行政诉讼也是同样，诉讼过程本身和诉讼结果本身都不能限制或剥夺当事人的人身权利。再次，刑事诉讼过程及刑事诉讼结果对于被刑事指控者即被告人人身权利的限制或剥夺，一旦发生适用错误，必将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后果。例如被告人在诉讼中被强制羁押，经审判后即使确定无罪依法释放并对其所遭受的错误羁押给予赔偿，但其生命中由于被羁押而失去的宝贵的人身自由则永远无法挽回。至于在那些刑法上尚有死刑的国家，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并执行了死刑，即使后来发现判决是错误的，也永远不可能使死者复生。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则不然。如前所述，通常情况下，它们并不涉及对当事人人
7、身权利的限制或剥夺。所能做的主要是对当事人财产权利的限制或剥夺。例如在民事诉讼中对一方当事人的财产予以保全性扣押，在判决结果中责令一方当事人赔偿另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损失，在行政诉讼中维持被告一方即政府机关被诉的行政行为，没收原告一方的财产或对其处以罚款。这些措施或裁判即使后来发现是错误的，也主要是给当事人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完全可以通过赔偿损失得到弥补。正是由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在诉讼双方力量的对比上，在诉讼过程4和诉讼结果上对于当事人人身权利的限制或剥夺上，在诉讼结果一旦发生错误可否挽回错误后果的可能性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为了制衡控方的强大力量，促进审判公正，防止在诉讼过程和诉讼结果中
8、对被告人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造成不应当并且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 公约在其确定的公正审判的国际标准中对刑事诉讼以及刑事辩护较之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赋予了特殊的地位。（二）刑事辩护在公约确定的公正审判国际标准中的基本要求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甲）、 （乙）、 （丙）、 （丁）四项集中规定了公正审判国际标准对刑事辩护的基本要求。虽然它们表现为不同的四个方面，但相互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形成了一个关于刑事辩护制度的内在的有机整体。31 “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是受刑事指控者即被告人行使辩护权的前提。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第甲项规定：“迅速
9、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地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 ”这一规定从字面看起来似乎与刑事辩护无涉，但实质上与刑事辩护的有效行使密切相关。刑事辩护是以存在刑事指控为前提并针对刑事指控为内容的。没有刑事指控，就不存在刑事辩护，有了刑事指控，若不告知受刑事指控的被告人，其也无从进行刑事辩护。因此，在被告人应当享有的刑事辩护权里，首要地应当是被告知指控的权利。第甲项的规定即首先为被告人设定了此项权利。按照该项规定被告知指控的权利应当包含以下内容：其一， “告知”应当“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进行。在这里“迅速”是对告知速度、告知时间提出的要求，即在对被告人提起刑事指控后应当不拖延地及时告知对方；5“
10、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则是对告知手段或告知方式提出的要求，因为如果被告人不懂得告知的语言，即便告知得再迅速也是白搭，失去了告知的意义。至于告知的“语言”是从广义上讲的，应当包括文字方式的告知而不只是口头方式的告知。向公民提起刑事指控，对于控方是极其严肃的事项，对于被告人是极其严重的事件，因此不仅应当向被告人“迅速”告知，而且还应当“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采用口头或文字形式告知。其二，告知的内容应当“详细”，包括“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向被告人告知受到刑事指控的事实，不仅是为了使其获知自己受到了刑事指控，更重要的是为了使其能够针对刑事指控进行辩护，为此就要求告知的内容应当“详细”，包括“对他
11、提出指控的性质和原因。 ”所谓“指控的性质”，是指所指控的犯罪的性质，是由控方对指控行为所做的法律评价，一般表现为指控的罪名，它解决的是指控所根据的法律。所谓指控的原因则是指指控所根据的事实，它回答的是控方根据什么事实对被告人提起了刑事指控。这两个方面是被告人受到刑事指控最先想知道的内容，也是被告人进行辩护最需要掌握的内容。唯如此，他才能对刑事指控展开针锋相对的辩护。在刑事诉讼中， 公约不仅在其第 14 条第 3 款第甲项规定了受刑事指控者应被告知上述事项的权利，而且还在第 9 条第 2 款规定了被逮捕的人应被告知有关事项的权利，该项规定：“任何被逮捕的人，在被逮捕时应被告知逮捕他的理由，并应
12、被迅速告知对他提出的任何指控。 ”但是，此种被告知的权利与本处所讲的被告知的权利是有区别的。首先，告知发生的诉讼阶段不同，前者发生在任何公民被逮捕的时候，一般为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而后者发生在任何公民被提起刑事指控的时候，通常是刑事诉讼的起诉或审判阶段。其次，告知的对象不同，前者告知的对象6是“任何被逮捕的人”，后者告知的对象则是任何被提起刑事指控的人。最后，基于前述两点，两者告知的内容不同，前者告知的内容是“被逮捕的理由”，即向被逮捕的人说明因为什么要逮捕他，后者告知的内容则是“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 ”尽管有种种不同，两者却有着密切的联系，都体现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2 “有
13、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是受刑事指控者即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的重要条件。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第乙项规定：“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 ”该项规定是第甲项规定的必然延伸：既然“迅速以一种他懂得的语言详细告知对他提出的指控的性质和原因”是为了使受刑事指控者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辩护，那么，为了有效地进行辩护就应当赋予他“有相当的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有相当的时间”听看来比较模糊，缺乏量的规定性，实质上则非常明确，充分体现了质的规定性。刑事案件千差万别，有可由治安法官独任审判的简单案件，也有须由陪审团与职业法官共同
14、审理的复杂案件；有几个小时就可以审结的轻微案件，也有需要数十天才能审结的重大案件，如此等等。不同的案件，不仅审判所花的时间和采用的方式不同，而且为了进行辩护所需要的准备时间也不同。因此，应当视不同案件为被告人准备辩护提供“相当的时间”，该长则长，当短则短，因案而异，一切服从准备辩护之所需，而不可能也不应该为所有案件设定一个长短完全统一的准备辩护的时间。可见， “有相当的时间”是一个充分体现质的规定性的量化概念，它要求，一方面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应当为所有案件规定一个准备辩护的共同最短时间，另一方面，在刑事诉讼实践中，应当在遵守立法规定的最短时间的基础上，7因案而异，为那些复杂、疑难案件提供更多的
15、足够准备辩护的时间。准备辩护不仅需要时间，而且还需要其他条件，诸如了解控方的证据材料，进行必要的调查取证，联系选择、聘请律师担任辩护人，等等。为此就需要为被告人提供相关的便利，例如向辩方展示控方指控的证据材料，赋予辩方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的权利，允许并提供条件使被告人与律师取得联系，相互见面等等。为此，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第乙项在要求为被告人准备辩护提供“相当的时间”的同时，还要求为被告人准备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提供“相当的便利”。“相当的便利”也是一个充分体现了质的规定性的量化概念，概括起来是指为准备辩护所需的必不可少的工作条件和制度保障。而在每个具体的案件中“相当的便利”
16、则有所不同。例如，在根据公约第 28 条建立的人权事务委员会受理的Yasseen and Thomas 诉几内亚案件中，申诉人称警察遗失了扣押他们的可能含有无罪证据的日记和笔记本，他们在审判中要求提交，所在国家未能满足该项要求。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这违反了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第乙项和第戊项，使申诉人失去了准备辩护的“便利”。43 “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既是保障辩护权的需要更是实现辩护目的之需要。公约第 14 条第 3 款第丙项规定：“受审时间不被无故拖延。 ”该项规定字面上似乎与刑事辩护无涉，实质上则与刑事辩护相关，是与第乙项规定“有相当时间和便利准备他的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相辅相承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乙项强调的是应当为被告人准备辩护并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联络提供“相当时间和便利”，否则，辩护就将成为空谈。但是，如果经过“相当时间和便利”，被告人8已经准备好辩护包括与他自己选择的律师取得联络，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审判却被无故拖延，那么，首先就使辩护权的行使受到负面影响，至少不能使被告人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