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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乔治忠：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乔治忠：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乔治忠：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文献与史学网 2009-3-17 载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年 12 月在历史学内，历史考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学术探讨中，都应当从理论层次上对历史考据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和总结。中国历史学具有自古以来连续不断而异常兴旺的特点，因此总结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是研讨历史学方法论及思维路径的必要准备。前人对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已经作出不少研究，如陈垣先生从文献学方法上的论述、顾颉刚先生从古史辨伪角度的总结，均为精辟的开拓性
2、创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分析和新的总结，以供史界同仁商榷与讨论。一、 “历史考据学”的概念及其内容凡研讨用一个概念表达的学术对象，必须确切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否则可能致使著述随意取舍、漫无鹄的，论者浑沌，读者迷茫。这种有意无意使论题范围模糊不清，浑沌说去的现象，在当今史学界并不少见，亟应克服。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界定所要讨论的问题。考据，其成熟的形式以及规范的方法，是要条举证据，以论断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而考据之能够成“学” ，则须在学界出现了数量较多、影响广泛的专门著述，实际上形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治学方式，并且具备一定程度的关于历史考据的学术
3、理念。历史考据学就是在历史学之内，以历史考据的特定方法、专门著述为依托，并且形成特有学术理念乃至专门理论的分支学科。中国的历史考据，经历了虽有具体史实的考订，而尚不足以言“学”的长时期积累，逐步蔚成学者广泛认可和采纳的治学方向与治史作风，从配合修史著书的附属地位中相对地独立出来。在中国，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考察这个漫长的发展进程，要从清理早期零散的历史考订开始，揭示其如何逐步演化为一类专门的学术，并且怎样地继续充实与完善。历史考据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大致分为关于史实的考证和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所谓“史实的考证” ，包括核查以断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社会制度、社会生
4、活、社会文化等等一切历史的实际状况。以上各项均涉及到具体研究对象的时间、地点、具体情节，甚至整体上究竟是有是无，例如历史传说中的黄帝、被载入明史的李自成军内的重要人物李岩，都存在着需要考证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所谓“历史文献的考证” ，包括对文字形式的所有史料之形成背景、名义真伪、内容情节、可信程度等等的考订判断，如古文尚书的真伪、 左传的作者、 史记的史料来源、 清实录的可信度问题，皆曾经是学界考证、讨论的热点。史实的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应用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因此不仅必须利用历史文献方面的考证成果，而且在史实考证的进行中也往往需要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辨伪或考实，从而说明文献的是否可信。例如考证李
5、岩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要追朔各种历史文献有关记载的源流、变化，特别是最早文献记载的是否严谨可信。对上古史事、礼仪、典制的考证，更无可避免地牵涉相关文献真伪、形成年代、资料来源的清理和考订。而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又必然涉及到相关历史阶段的史事、人物和社会背景，即需要运用史实考证的可信成果。可见史实的考据与历史文献的考据不是相互孤立的，在比较复杂的历史考据中，往往是错综交插进行，但就考证的具体目的来说，则有理清史实与判别文献的不同。出土文物、出土文书及古代文化遗址，可以概称之历史遗存，是历史研究的另一类依据，同时也是考证、鉴定的对象。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运用大量特殊技术手段和特殊知识的
6、考古学，日益重要，蔚为大观。考古学其实是历史考据学的延伸，它仍然要应用一般的历史学知识，而撇开其特殊的技术手段与特殊的知识，文物与遗址的研究类似于史实的考证，出土文书的辨认与研究仍具有历史文献考证的性质。在中国古代，历史考据是伴随经学的考据活动兴起的。旧时经学的考据，很大一部分今天可以归入历史史实考证或历史文献考证，但也有一部分不属于历史考据，如诗经中名物的考释。这样，考据学就不止于现今历史学一个领域之内，于是有笼统的“考据学”的概念。其实，考据的内容多属于历史的范围文学方面的考据多为文学史范围，哲学方面的考据多为哲学史问题，以此可以类推。在文献考据上还有“辨伪学”的概念，从辨别真伪的对象来看
7、，有许多书籍虽不属于史籍，但任何伪书的出现总归是历史的现象，辨伪的研究方法与立说依据也多可归结为历史学的范围。因此， “辨伪学”乃是历史考据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考据是现今各个学科考据性治学活动中的根基和主干。二、从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历史考据从先秦到隋唐五代，历史考据活动作为撰著历史专书的附属，经历着方法上、实践上的漫长积累，而迟迟未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此予以深入探讨，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全面认识。（一） 先秦至西汉时期，历史考据的萌芽与初步发展中国先秦时期至春秋时代，文化事业有了广泛地发展，历史事实的考述与历史文献的考信都呈现为萌发状态。最初，史
8、实的考述尚多出于现实军政活动的直接应用，由于军政活动的某种需要，促使人们查阅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找出历史依据，提出解决方法，这对于历史考据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 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是年（公元前 634）齐国伐鲁，大兵压境，鲁国人展喜自称受鲁君指示来犒劳齐国军队。齐国君主问：我军来伐，鲁人怕不怕？展喜对曰：小人怕，君子则不然。齐君说：现在鲁人没粮食，田地上无青草（四月，青黄不接） ，依仗什么而不怕？展喜引述历史回答说：“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告之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 ，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 ”1又称各国
9、诸侯都说现今齐君即位，是沿袭齐桓公的政策，所以我们不作防守的准备。齐君于是退兵。这段故事当然是说明当时先王之命对春秋时期诸侯还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作为鲁国展喜而言，他是引据历史，通过考述历史事实来说服齐国退兵。左传定公四年（前 506）记载周天子使刘文公召集十国诸侯会盟于召陵，在排列各国次序时欲使蔡居于卫国之前。卫国使臣详考周代宗族礼仪之制，特别是引据此前晋文公践土之盟时卫国排列于蔡之前的史实，终于使卫国在此次会盟中仍居蔡国之前。直到今日，从政治、外交、军事上的现实需要来考查历史，仍然是常常发生的。因此，社会实际活动的需要往往是推动史实考述的重要因素，历史考据并非仅仅存在于纯学术领域之内。问题
10、的关键在于，为了现实社会活动的需要来考述历史，如何树立尊重史实的理念。春秋时期，晋国发生赵穿举兵攻杀晋灵公事件，史官董狐于史册记载“赵盾弑其君” 。据称孔子曾评论此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 ”2这段记载固然表现出如实记史乃是在当时礼法的制约之下实施，但“书法不隐”的“良史”观念已经突破周朝礼制的外壳，有利于造就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随后，齐国史官不惧强权、不惜牺牲生命而记载“崔杼弑其君”事件，3更强化了史家载笔忠于史实的理念。这对史学的发展，对历史考据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论语子张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对史书记述商纣王的罪恶有所怀疑，认为
11、“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焉。 ”4显然，将商纣王描述为恶贯满盈是周人政治上的需要，但子贡则表现出一种排开政治制约的考据意识，并且不讳言其对历史真相的见解。对传闻和记载的怀疑意识，是引发历史考据的契机之一。战国时期，这种怀疑精神有所扩展，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流漂杵也！”5这里怀疑周书记载失实，带有一个确认周武王“至仁” 、商纣王“至不仁”的前提，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命题，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给后来的历史文献考据和历史考据提供了启发。除官方之外，儒家是春秋与战国时期最重视记
12、述历史的学派，这与儒家主张“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相联系。而主张“法后王”的法家，对历史问题的质疑也具有去伪征实的思想价值。例如韩非指出：孔子、墨子都称述尧、舜而所言歧异，尧舜不复生，谁能分清其真伪？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 ”6韩非提出了必须经过“参验”的来确定事实，未经参验得以确认，则不能引为依据。这里的“参验”包含以理推测与事物之间对照的方法，其中倡导核定事实的思想，是与考据历史的理念相通的。总之，先秦时期初步产生了考核史事、订正历史文献的意识，但尚未形成充分引用证据进行历史考证的学术活动，如果对史事有所辨析，大多仅仅靠推理性论断。 吕氏春秋记述子夏读史书，见到有“
13、晋师三豕涉河”文句，认为其中“三”当为“己” 、 “豕”当为“亥” ，皆形近而讹，应为“晋师己亥涉河” 。这被许多著书引为校勘学的事例，但却不是通过不同版本的校对来订误，而是应用历史知识与文字学知识，通过思考得出的判断，实际仍然是对历史文献的推理性考订。战国时期频繁激烈的战争，对历史文献不能不造成损坏，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之中，被灭掉之国的历史记录也得不到战胜之国的保护，甚至有意地将其毁弃。待至秦统一六国之后，则出现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因此，秦汉之际，历史文献的残缺佚失已经极为严重。西汉兴起，统治者逐渐重视学术文化，而书籍、文献的残缺则导致许多疑难问题的出现，典籍的搜集、校对与考核工作也随之
14、开展，学术的发展使经学、史学都出现了一定的考据活动。考据渐渐成为一些学者著书立说过程中应用的辅助手段。西汉时期对历史史事的考订，至司马迁撰写史记 ，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司马迁具有考核征实的史学意识，撰入史记历史事件，是经过核定或选择的，有时候司马迁还将考据活动略记于史记中，如史记周本纪中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徙于洛邑。 ” 史记大宛列传中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 ，昆仑其高两千五百余里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 、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 ”他对许多史实还予以实
15、地考察并且与文献、传闻相参照，弄明了许多模糊的说法，更正了不少讹传。大为提高了史记的可信性。 史记记载的时代起于传说的黄帝，当时相关的文献甚多，司马迁说：“予曾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然而同类各书的记述出入甚大， “稽其历谍谱，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7于是他放弃记载共和行政之前的年月，仅编辑帝王世系的三代世表 ，表现出历经考核后的严谨慎重态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称史记的撰著乃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这里聚集史料之后的“考之行事” ，毫无疑问就充满了治史的考订过程。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 ，采用小注的方式对许多图书的作者、时
16、代作了判定，例如：“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 ， “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汤时，皆依托也” ， “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 ，在刘向、刘歆校订图书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有的也略言其判断的理由，呈现为初级的文献辨伪形式。古文经学家郑玄、文字学家许慎、思想家王充，均有对史事和文献的考辩，如郑玄对月令的考证：“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 ”8考辩的月令虽非史籍，但考订的证据则根于历史知识。经学家马融对当时流行的尚书中泰誓篇的辨伪，则达到了历史文献考据的精湛程度：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 ；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榖俱来，举火” 。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 ；国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