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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育龙网校 WWW.CHINA- B.C0M 2009 年 03 月 12 日 来源： 互联网 育龙网育龙网核心提示：核心提示： 提要：辽、金两朝在接受华夏文明之后，都以正统相标榜： 辽承晋统，金承宋统，并企图为其正统论寻找德运的依据。蒙、元一代，围绕着宋 辽金提要：辽、金两朝在接受华夏文明之后，都以正统相标榜：辽承晋统，金承宋统，并企图为其正统论寻找德运的依据。蒙、元一代，围绕着宋辽金三史的纂修义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正统之辨。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纷纷重修宋史，其旨趣不在于订讹补阙，而在于另创义例。在清代，宋辽金正闰之争本当是一个颇有忌讳的话题，但当清朝统治者
2、从北方民族王朝立场转向中国大一统王朝立场之后，最终也否定了辽金正统。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关键词：辽金正统观德运华夷观念自秦汉大一统王朝形成以后，正统问题便成为中国传统政治学说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一百年前，梁启超在新史学论正统中总结出历代正统之辨的六项标准，其中之一是“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辽、金王朝的正统性之争，自始就是与种族问题纠缠在一起的，它从一个侧面彰显了近千年来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一契丹王朝之正统论与德运说辽朝虽然始终坚持草原本位，但自从燕云十六州汉地入辽后，文化的融合已是大势所趋。契丹人对汉文化的认同，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华夏正统观
3、念的形成。辽代前期，契丹人以“蕃”自居，自外于“中国”。辽朝人中国意识的觉醒，大致是兴宗以后的事情。自重熙年间起，辽朝开始以北朝自称。重熙二十一年遣使于宋，“其国书始去国号，而称南、北朝”。道宗大康七年萧孝恭墓志，首行称“北朝大辽国萧孝恭墓志铭”】辽代中晚期石刻中，常见“南瞻部州大契丹国”或“南赡部州大辽国”的说法。按照佛教的地理概念，中国属于四大部洲中的南瞻部洲，郑樵说：“释氏谓华夏为南赡部洲。”唐宋石刻中以南赡部洲指称中原王朝的例子比比皆是。辽人既自称为南赡部洲，则是自比于华夏之邦。辽道宗的言行最足以说明契丹统治者从“夷”到“华”的文化立场的转变。道宗曾作有一首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松漠记闻
4、卷上记述的一个故事更是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大辽道宗朝，有汉人讲论语，至夷狄之有君，疾读不敢讲。则曰：上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卒令讲之。”这实际上就是金、元时代人所竭力张扬的“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华夷观念。契丹人传统的青牛白马故事反映了本民族根的意识，而道宗末年修成的耶律俨皇朝实录却“称辽为轩辕后”，无疑是对华夏文化的明确认同。五德转移说是华夏正统观的核心因子，辽朝的德运观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咸雍元年耶律宗允墓志云：“我国家荷三神之顾諟，乘五运之灵长。”但今存辽代文献中并没有关于本朝德运的任何记载。金章宗泰和间讨论德运
5、问题时，秘书郎吕贞幹等人有“辽以水为德”之说，这是目前辽、宋、金文献中有关辽朝德运的惟一明确的信息。冯家昇先生认为：“金章宗去辽未远，吕贞幹所云辽以水为德，必甚可靠。”除此之外，清代学者还曾举出一个新的论据，道光四年殿本辽史在卷五三礼志“腊辰日”条下有一段考证文字说：“按五德运补曰：辽以水德王。又按魏台访议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为祖，衰日为腊。水盛于子，终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腊。按本志以辰为腊，可见辽用水德。”五德运补一书未见著录，估计是明朝人的著述，其“辽以水德王”的说法亦当源自大金德运图说。问题是“腊辰日”的记载是否能够证实辽为水德说？辽史卷五三礼志六“嘉仪岁时杂仪”的原文是这样的：
6、“腊辰日，天子率北南臣僚并戎服，戊夜坐朝，作乐饮酒，等第赐甲仗、羊马。国语谓是日为炒伍侕尀。炒伍侕，战也。”辽史卷五一礼志三“腊仪”条也有类似的记载。根据这些内容来看，腊仪很可能是契丹传统礼俗，以十二月辰日为腊，与五德终始说“水德子祖辰腊”的说法不过是一个巧合而已。通检辽史，可以发现太宗纪会同八年十二月已有“戊辰，腊，赐诸国贡使衣马”的记载，礼志则谓自穆宗应历元年以后，以腊仪为常仪。要知道，在太宗和穆宗时代，辽朝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华夏正统观念，可见其腊仪与五德确实是没有关系的。尽管“辽以水为德”说仅有金代文献中的一条孤证，但所幸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辽朝中后期的正统之争识破其中的玄机。大约从兴宗时
7、代起，辽朝开始以正统相标榜。正统之争是由辽太宗得自后晋的所谓秦传国玺引起的。辽史卷五七仪卫志三曰：“会同九年，太宗伐晋，末帝表上传国宝一、金印三，天子符瑞于是归辽。”自秦汉以降，人们习惯上视秦之传国玺为正统王朝的象征性符号，“天下之人，遂以为帝王之统不在于道而在于玺，以玺之得失为天命之绝续，而五季更相争夺，以得者为正统”。辽朝前期因尚无华夏正统观念，据说曾打算将此传国玺送还宋朝，后山谈丛卷五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余，又何足贵乎！契丹畏服。”辽朝中期以后，契丹统治者逐渐意识到这枚传国玺的价值，于
8、是开始拿它大做文章：“圣宗开泰十年，驰驿取石晋所上玉玺于中京；兴宗重熙七年，以有传国宝者为正统赋试进士。”据宋人记载，“仁宗朝，有使虏者，见虏主传国玺诗云：一时制美宝，千载助兴王。中原既失守，此宝归北方。子孙宜慎守，世业当永昌。”这就是辽朝正统论的理据所在。其实辽朝得自后晋的这枚传国玺实为晋高祖石敬瑭所铸，而并非真正的秦玺，宋人于此多有辨析。周太祖广顺三年二月，“内司制国宝两坐，诏太常具制度以闻”，太常寺所上奏疏对石晋传国玺的来历作了具体交待：晋主奉表归命于虏王，遣皇子延煦等奉国宝并命印三面送与虏王，其国宝即天福初所造者也。延煦等回，虏王与晋帝诏曰：“所进国宝，验来非真传国宝，其真宝速进来。”
9、晋主奏曰：“真传国宝因清泰末伪主从珂以宝自焚，自此亡失，先帝登极之初，特制此宝。左右臣僚备知，固不敢别有藏匿也。由此看来，辽朝统治者对所谓传国宝的真伪理应是心知肚明的，但为了与宋朝争华夏之正统，不惜拿这枚伪玺大做文章。这件事情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辽朝的正统论是建立在承石晋之统的基础之上的。金朝末年的修端明确主张：“辽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夺，复承晋统，终当为北史。”又辍耕录卷三引杨维祯正统辨，也有“议者以辽承晋统”的说法。若以辽承晋统为前提，上文谈到的辽朝德运就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解释。在宋辽金时代，对五代以下各朝德运的通行解释是：唐为土德，“朱梁篡代，不可以为正统”，故列入闰位；后唐“中兴唐
10、祚，重兴土运”；此后石晋为金德，刘汉为水德，郭周为木德，赵宋为火德。辽朝既以承晋统为其正统论之理据，必定自认代石晋金德为水德，这样就等于否定了宋朝的正统性，使宋之火德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基于这种考虑，我相信金人所称“辽以水为德”确是事实，尽管由于辽代史料极度贫乏，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辽朝人关于本朝德运的第一手记载。对于辽朝的正统论，宋人肯定是不屑一顾的。欧阳修新五代史将辽朝打入四夷附录，曾引起辽人极大不满，这就是宋人的华夷观念。澶渊之盟后，宋人甚至对两国往来国书互称南、北朝都不能接受：“始，通和所致书，皆以南、北朝冠国号之上。将作监丞王曾言：古者尊中国、贱夷狄，直若首足。二汉始失，乃议和亲，
11、然礼亦不至均。今若是，是与之亢，首足并处，失孰甚焉。狄固不可启。臣恐久之非但并处，又病倒植。愿如其国号契丹足矣。上嘉纳之。”虽然澶渊之盟规定两国皇帝以兄弟相当，但宋人骨子里始终视辽朝为夷狄之邦，岂能容忍与之“首足并处”？仁宗皇祐四年，辽朝遣使贺乾元节，其国书“称北朝而去契丹号”，宋人认为辽朝“意以自尊大”，亦托辞拒绝。自金代以后，对辽朝的正统性普遍持否定态度。在大金德运图说所列历代王朝德运图中，根本就没有辽朝的位置；同书引章宗泰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尚书省上奏说：“辽据一偏，宋有中原，是正统在宋。”关于金人的宋辽正统观，下文将作出具体阐释。二金朝的德运之争及其文化选择金王朝的建立者“生女真”原本是
12、文明程度较低的一个部族，被宋人称为“夷狄中至贱者”。女真入主汉地之初，尚无华夏正统观念。自熙宗改制后，金朝迅速走向汉化道路。到了海陵王时代，女真统治者已经具备中国大一统王朝的政治伦理观念。五德终始说自秦以后成为讨论历代王朝正统性的理论基础和对话平台，而金朝则是最后一个试图通过“五运”说以寻求其政权合法性的王朝。德运之争是金朝历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陈学霖先生已对此做过专题研究，但仍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探讨。首先，在章宗泰和二年改定土德之前，金朝究竟奉行什么德运，就有几种不同说法。从金朝官方文献的记载来看，泰和二年以前毫无疑问应是金德。世宗大定十五年册封长白山册文云：“阙惟长白，载我金德。”
13、章宗时讨论德运，翰林学士承旨党怀英主张“宜依旧为金德”。宣宗朝再议德运，应奉翰林文字黄裳说：“泰和之初，改金为土。”那么，金朝究竟是从何时开始奉行金德的呢？泰和初，刑部尚书李愈说：“本朝太祖以金为国号，又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若止以金为德运，则合天心、合人道、合祖训。”李愈以“大金”国号附会金德，当时即已遭到有力反驳：“李愈所论太祖圣训，即是分别白、黑之姓，非关五行之叙。”也就是说，太祖称帝时所谓“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云云，是指白号、黑号之姓而言，与德运无关。李愈又谓“自国初至今八十余年，以丑为腊”，这一说法也得不到史料支持。据我了解，金代文献中有关金德的消息最早见于世宗朝。大定三
14、年十二月丁丑，“腊，猎于近郊，以所获荐山陵，自是岁以为常”。这就是“以丑为腊”的最早记录。其实，不仅我们今天看不到有关金德的更早记载，就连金人也没有金朝前期奉行金德的文本依据。宣宗朝再议德运时，赞成金德说的右拾遗田庭芳认为：“向来以丑为腊者八十余年，应是当时已有定论，后疑失其文本，不得其详尔。”头一句话乃是拾李愈之牙慧，后面的疑似之词才透露了实情，原来主金德说者对金德的渊源也“不得其详”。须知在完颜阿骨打建国之时，女真人根本就没有华夏正统观念，怎么谈得上德运之说呢？有证据表明，直至海陵王时代，金朝尚未确定其德运所尚。清人辑本大金德运图说，最后有一通省奏云：尚书省奏：“准尚书礼部举，窃闻王者受命
15、开统，皆应乎五行之气，更王为德。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伏睹今来方以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窃恐随代制度不一，有无委所司一就详定。”奏讫，奉圣旨：“分付详定，须议指挥。”右下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可照检依准所奉圣旨详定讫，分朗开立状申，以凭再具闻奏施行，不得住滞错失。付详定所。准此。金文最卷五六收录此文，改题为集议德运省劄，并注明“贞祐二年”。陈学霖先生认为，这份省奏可能是贞祐二年德运论辩之初呈给宣宗的。我觉得这一结论还值得斟酌。据我判定，此段文字不应该是大金德运图说的原文。大金德运图说收录的是宣宗贞祐二年讨论德运的档案材料，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而根据以下三点内容，可以完全排
16、除这份省奏作于贞祐二年的可能性。第一，如上所述，金朝德运之确定，最迟不晚于世宗大定三年，而省奏谓“方今并有辽、宋，统一区夏，犹未定其所王”，则显然是世宗以前的口气。第二，“伏睹今来方以营造都邑并宗庙社稷”句，对于确定该省奏的系年很有帮助。贞祐二年宣宗迫于蒙古的军事进攻而临时决定迁都南京，是一个非常仓促的行动，根本来不及进行土木建设；况且宣宗南迁在当时被称为“巡幸南京”，金朝政府从不承认迁都南京的事实，按照官方的说法，南京只是“行宫”而已，故“营造都邑”肯定不是指营建南京。至于金朝前期的国都上京会宁府，规模相当简陋，从未进行过认真的“营造”。惟有海陵王迁都之前曾对新都燕京城进行过大规模建设，时在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间。第三，省奏提到的“详定内外制度仪式所”也有助于判定其大致年代。此官司在金史中缺乏明确记载，仅见于大金集礼卷四“朝会”门：“天眷二年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