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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中国古代茶马互市的重要意义日月山下首开茶马互市武德八年(公元 625 年)，唐朝派广德郡公李安远来青海与吐谷浑修好，双方达成互市协议， “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安远之功也。 ” （旧唐书 卷五十七） 在分析日月山茶马互市的成因时，任玉贵（青海昆仑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编者注）说： “日月山是我国农牧区的分界线。牧区的老百姓将大批牲畜交换到内地，而内地的丝、茶及 日用品，也源源不断地进入西部广大地区，这不仅满足了广大牧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需要， 而且还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进一步团结。 ”这是我国有关茶马互市的最早的正史记载。 （文化 昆仑，大美青海 ， 西海都市报
2、，2011 年 12 月 1 日。 ）（青海茶文化形成的民俗文化学分析 ，唐仲山，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副教 授。 青海民族研究2010 年 03 期。 ）这种官办的茶马贸易，是历代封建王朝从政治上“羁縻”藏区各族人民的重大措施。 为了 确保获取足够量的马匹，茶马互市置有凭证。明廷制作“金牌信符” ，发给甘青藏区纳马之 族，作为互市时的凭证，也作为“差发” （即征调征购）马匹时的凭证。 洪武三十年（公元 1397 年）共制金牌四十一面，额定纳马 13805 匹，其中发至今青海境内 的金牌三十七面，额征马 10755 匹，约占明朝在西北征马总数的 78。 随着茶的生产和马的需求情况，茶马
3、比价也随之变动。北宋熙宁年间，河湟地区以茶一驮 （一 百斤）以上，易马一匹，良马则需要茶二驮；洪武十七年（公元 1384 年） ，西宁茶马 的交换牌价为“上马 1 匹给茶 40 斤，中马 30 斤，下马 20 斤” ；洪武二十三 年（公元 1390 年）茶马互易的牌价变为“上马 120 斤，中马 70 斤，下马 50 斤” ；雍正九年（公元 1731 年） 茶马互易的牌价为“上马给茶 120 斤，中马 90 斤，下 马 60 斤” 。 这种比价显而易见是提高茶价，压低马价，使藏区少数民族遭受到封建王朝不等价交换的沉 重剥削，其结果最终导致了官营茶马互市的 衰落。 茶马互市贸易始于唐，兴于宋，盛
4、于明，衰于 清，前后延续近千年。 一方面，在当时特定的历史 条件下，历代封建王朝通过控制茶马互市，获取了大量的战马， 达到了“以茶驭番” ， “羁縻”的效果， 确立并稳固了对甘青川藏区人民在政治上统治地 位， 加强了其边防防御能力。另一方面，它在中国 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对 推动边疆和中原经济发展和各民族间文化交流， 密切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关 系，维护民族 的团结和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青海高原，气候比较寒冷，是不产茶叶的地 方。然而，茶与青海世局各族人民的生活却结 下了 不解之缘。当地有“茶是头道饭菜” “宁可三日无 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因为茶 叶中含
5、有咖啡碱、 茶碱、鞣酸、挥发油等，除有兴奋大脑和心脏作用外，还具有帮助消化、 消热降火的功能。这自然与高原人们的食物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牧区以肉类、青 稞为主的饮食结构关系密切。当牧 民吃完酥油糌粑（炒面）或手抓羊肉后，喝上几碗 酽酽 的奶茶，一天之内，很难出现饥渴之感。而肉食引起的维生素 C 的缺乏，也靠这奶茶来弥补。诸如此类问题的深入研究，对“民众记忆”与“族群认同” 、 “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2等具有文化人类学、民 族学、民俗学的学术意义，同时进一步揭示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 “美美与共” 、和谐共荣的伟大意 义。藏区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实际体验到喝茶可以帮助解油腻、助消化、提精
6、神、除疲劳、消烦 燥、抗缺氧的保健功效。这是茶受到藏族群众特别喜爱的 原因，使藏区人民有“宁可一日 不食，不可一日无 茶”的谚语。唐贞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 ，文成公主入吐蕃，唐太宗赠送了许多礼物，其中就有茶叶， 西藏政教史鉴 （附录）说：“茶亦自文成公主入藏土也” 。藏文书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 年）在位时吐蕃已经出现茶和茶碗， 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 。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 ，陈庆英译，西藏人 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3145 页。 ）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 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 。 （
7、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 集 ，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04106 页。 ）唐开元十九年（公元 731 年） ，吐蕃向唐朝提出：“请交马于赤巅” （今青海日月山） ，开始 了唐蕃历史上的“茶马互市” 。当时吐蕃王朝已设有商官管理市场贸易，并专门派官员到长 安经营茶叶贸易，称为 “汉地五茶商” 。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 “烹茶帐中，赞普问曰 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喝，所谓茶叶。 赞普曰：我处亦有。 遂命出之，以指 曰：此寿州者，此蜀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澭湖者。 ” （李肇：国 史补下卷。 ）这些茶的产地分别为安徽茶、江
8、苏茶、湖南茶、湖北茶、四川茶（待考） 、江西茶等。可见 当时吐蕃派往长安的 “汉地五茶商”经营内地茶叶品种之多。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 （781 年） ，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 80-90 年。据汉藏史集载：墀松德赞时（755797 年）吐蕃“买茶叶的、 卖茶叶的以及喝茶的人， 数目很多” 。宋代，饮茶习俗在藏区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 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 侵扰，需要大量战马。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
9、：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 值 ， 西藏研究2002 年 04 期）据文献记载，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 1074 年）派 “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今天水） 、 风（今风 县） 、熙（今临洮） 、河（今临夏）博马” 。这是在甘青 一带设置以茶易马（即 “博马” ）机构的最早正式记 录，也是“茶马司”机构的开始。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 2 万匹以上，南宋达到 1 万匹以上，3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 3000 万斤中，每年至少有 1500 万斤销往藏区。 （贾大泉：川茶输 藏的历史作用 ，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
10、页。 ）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 ，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 （宋史黄廉传 。 ）明代时汉藏茶马交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依中国茶为命，故 设茶课市场司于天全六藩，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藩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 不敢为变。 ”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朝 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更是大量 “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 ，足见当时 茶叶输藏之胜。 （明英宗实录卷 177）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经
11、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 化纽带，它对加强明朝中央与西藏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 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 马司支给” 。 （明英宗实录卷 291）成化三年（1467 年）又“命”进宫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有四川，不得迳洮、岷，著为例” 。 （续文献通考卷 29） 成化六年（1470 年）又明令西藏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 。 （明宪宗实录卷 78）自此， 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骚，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又有长足发展。 顺治十八年（1661 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
12、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 （清圣祖实录卷四。 ）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 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 也开始大量输藏。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 茶引 3 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 （参见成崇德、 张世明：清代西藏开发研究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75 页。 ）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 300500 匹到西双版纳 运茶，销往西藏
13、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 、 “蛮装茶” ，每年约 3000 担。 （王世睿： 进藏纪程 ；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2 页。 ）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 5000 斤，班禅 2500 斤。4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 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 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 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石硕：茶马古道 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 西藏研究2002 年 04 期）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 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 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副 所长 石硕：茶马古道及其历史文化价值 ， 西藏研究2002 年 0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