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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1 页从削藩看汉景帝的“有为”而治摘 要：“文景之治”乃“黄老无为而治” ，这是史学界的一致共论。本文认为，从景帝削藩起，西汉治国方略已开始发生变化，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汉景帝之时，并不崇尚“黄老” 。鉴于当时诸侯国强大难治，诸多皇子待分封而无合适领地，景帝大胆启用晁错削藩，并在七国之乱兴起后坚决予以镇压。随后，景帝改革王国政治，使封国郡县化，王国问题得到质的解决，为汉武帝时期顺利削藩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七国之乱也并非“吴王蓄谋” ，景帝欲作有为君主，决意削藩，人为原因激化中央与吴国的矛盾所致。关键词：王国问题；汉景帝；削藩；七国之乱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刘邦把分封同姓诸侯王作为
2、巩固皇权的政治支柱。 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但是，随着诸侯王实力的增长，他们逐渐产生了同汉王朝分庭抗礼的野心，如文帝即位不久，济北、淮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随着王国问题的日益凸显， “削藩”便成为西汉前中期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同时， “削藩”也是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关于景帝削藩，史学界看法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杜勇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同姓王对中央的离心力，除分封制本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外，皇帝对不法诸侯王的优容和皇位继承法的不完备也是重要的因素 1。古永继“文景分国为削藩”辨认为，文、景的分国与削藩没有必然的联系
3、， “不管是文帝，还是景帝的分国，都只是对宗室的一种例外恩典，齐王、淮南王、梁王由于与皇帝或太后有着某种特殊关系，因而其子孙取得了这种特权，而楚王与皇室关系一般，则未能享受这种待遇，吴王带头谋反，索性被断绝了奉祀香火。 ” 2谢春河、隽成军认为，汉景帝总体导演了“削藩”改革，但在关键时刻立场动摇，因此导致改革失败、晁错被杀 3。他高度评价晁错改革思想及实践对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岳庆平则认为，文景时期并没有出现诸侯王尾大不掉的现象，汉政府之所以急于“削藩” ，起因于政治家的片面夸大其词和皇帝对诸侯王的猜忌心理 4。他说，景帝的削藩是一大失误，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因为不削不一定祸大，而由削藩导
4、致的七国之乱使双方都蒙受损失。汉武帝从中吸取了历史教训，采取温和的政策，为以后诸帝立下了常规，也为王莽代汉提供了方便 5。董平均认为，文、景时期的分国与削藩，是增强皇权， “强干弱枝”政策的反映。皇权与诸侯国二者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对西汉王朝的治乱兴衰产生了深刻影响 6。本文认为，汉景帝并不崇尚“黄老” ；削藩是景帝“有为”而治的重要体现。当长期推行的“无为”政策引发王国问题，皇室内部又出现领地分封难题时，景帝锐意改革，坚决削藩，并及时巩固削藩成果。另外，本文亦对景帝削藩中的重大事件七国之乱的缘由作一番探讨。通过相关史实论证七国之乱与景帝“有为”意志的密切关系。一、削藩背景：封国隐患，皇子分
5、封无领地（一）王国强大难治，威胁中央汉初分封而形成的诸侯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文帝时期，势力迅速膨胀，足以同西汉政权分庭抗礼。这些诸侯国“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7第 2 页(卷一四诸侯王表) ，俨然独立于西汉朝廷之外，甚至“不用汉法” “自为法令，拟于天子” 8（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 ） 。文帝时，袁盎劝道：“诸侯太骄必生患，可适削地。 ” 7（卷四九袁盎晁错传 ） 贾谊甚至在治安策中惊呼：当时西汉政权并非“已安已治矣” ，而是危机四伏， “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他所谓“可为痛哭者一” ，就是愈来愈大的王国势力，已严重地威胁中央政府。他认为当时
6、天下的形势就像患了水肿病的人，不能行动自如， “失今不治，必为痼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 7（卷四八贾谊传 ） 。对于封国隐患，晁错更是表现出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屡屡上书文帝。他分析当时的形势后指出，诸侯王的封地占了大半个汉王朝，他们“专治异政，不禀京师” 8（卷二三礼书 ） ，和皇帝同姓不同心。西汉中央政府却在片面强调“无为” “安定”的“黄老”思想指导下，对潜在的封国隐患没有足够的重视。中央对骄纵跋扈的诸侯王纵容恣任，以致诸侯国强大难治，分裂倾向日益明显。早在文帝即位初年，济北、淮南两国就相继发生叛乱。其后，吴王刘濞称病不朝，失藩臣之礼。汉文帝反以刘濞为汉祭酒，赐予几、杖，特许他不奉朝请。
7、吴国势力已然凌驾朝廷。因此，文帝时期的诸侯国，由于势力恶性膨胀，已从初封时的社会稳定力量质变为分裂割据势力，成为西汉内政中最大的隐患。长期推行的“黄老”政策已不适应当时形势的发展，王国问题亟待解决。（二）诸皇子急待分封领地在王国问题日益严重的同时，景帝欲分封刘荣、刘端、刘胜、刘寄、刘越、刘乘、刘舜七位皇子而无领地，更将此问题置于必须解决的地步。汉景帝共有十四子，除太子外，余十三子皆需分封，以比同先帝分封同姓诸侯之制。为明晰起见，现将孝景十四子列表如下。王皇后 栗姬 程姬 贾夫人 唐姬 王夫人武帝刘彻 临江闵王荣河间献王德临江哀王阏鲁恭王馀江都易王非胶西王刘端赵敬萧王彭祖中山靖王胜长沙定王发胶东
8、康王寄广州惠王越清河哀王乘常山宪王舜高帝八子，除惠帝外，余七子的分封在铲除异姓王过程中完成，将矛盾化解于无形。其中，惠帝同父异母的兄长刘肥封于齐国，戚夫人之子如意封于赵国，薄夫人之子刘恒封于代国（原列侯、赵相国陈豨之地） ，其他子如刘恢封于梁国，刘友封于淮阳国（梁国、淮阳国为原梁王彭越之地） ，刘长封于淮南国（原淮南王黥布之地） ，刘建封于燕国（原燕王卢绾之地） 。惠帝无子，不存在分封问题。孝文四男，刘启立为王储，需分封的仅刘武、刘参、刘揖三子。其中，刘武封为代王，刘参封为太原王，刘揖封为梁王，分封领地问题亦不难解决。景帝则遇到了麻烦，需分封者有十三人之多。七国之乱前，景帝通过收回无嗣之诸侯王
9、领地等正常渠道，将刘德、刘彭祖、刘阏、刘馀、刘非、刘发六位皇子分别安置于河间、广川、临江、淮阳、汝南和长沙等地，但栗姬三子之一刘荣，程姬三子之一刘端，贾夫人二子之一刘胜，以及王夫人四子刘寄、刘越、刘乘、刘舜七位皇子的领地一时无法解决。按先帝之法诸侯王平均领三郡计，中央至少要拿出二十一郡才能将景帝其余七子分封到位。而当时中央直接控制者仅十五郡，且这十五郡既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也包括皇后、公主的封邑，故不能随便予人。当景帝面临不册封无以安内，要封土又无机动指标的两难选择时，自然要在先帝册封的诸侯王国内打主意。这些诸侯国包括：吴、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齐、济北、淮南等十个。另外，汉初
10、，全国共有五十九郡，其中先帝册封的吴楚等十个诸侯王国就占有四十二郡；全国人口约一千三百万，诸侯王国编户一百八十万，人口八百五十余万。即使到第 3 页“削藩”之前，前封诸侯王国虽屡经变故，仍占有三十八郡 9。与中央相比，无论是地盘、人口数量，还是经济实力，前者都占有绝对优势。这在景帝看来，削夺这批诸侯王的领地，即可一劳永逸地解决封地不足问题，又可消除地方尾大不掉之患，收一箭双雕之效。另外，这些前封诸侯王与新帝的血缘关系日渐疏远，动起手来也自然无切肤之痛。故无论是出于解决分封问题的现实考虑，还是为消除隐患的长远打算，景帝都需要“削藩”这样的对策。二、 “治世”中的皇帝性情史载景帝曾在其母窦太后强迫
11、之下， “不得不读黄帝 老子 ，尊其术” 8（卷四九外戚世家 ） 。这“不得不读”四字，即明白昭示景帝对“黄老” ，内心并无实际感情。且景帝在位期间，多行事激烈而有悖黄老。如文帝时大臣专制,景帝上台，则削夺大臣权利：申屠嘉为文帝时老相，曾当众折辱文帝宠臣邓通而文帝无可奈何，景帝却对其故意冷落，亲信内史晁错而对申“所言不用” ，申大愤，呕血而死；周亚夫为相与景帝意见不合，景帝于宴席中戏辱之，最后因其子为父买葬具之事，以“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 8（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 罪名，将周亚夫置于死地。景帝身边几任丞相，得善终者，都是“娖娖廉谨，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能发明功名有著干当世”的无碍皇权之人。
12、 8（卷九六张丞相列传 ） 景帝还任用酷吏到郅都、宁城等打击宗室豪强，从此“武帝严酷之风起” 10（卷三景帝 ） ，与“黄老”不尚苛察和严刑的作风成鲜明对比。特别是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黄老学大后台窦太后争论被罚入圈“刺豕”时，他认为辕贬斥老子书为“家人言”是“直言无罪” ，暗中提供利刃，使辕得免丧野猪之口，随后又擢升其为清河王太傅，等等。这说明，继文帝之后，景帝积极有为，并非“黄老无为”思想的忠实信徒，而且在儒、道之间的相争相绌中，明显站在儒家一边。景帝时， 春秋被立于学官，治公羊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被任为博士，当时被任为博士的还有韩婴、晁错、辕固生、田王孙等人。而当时颇负盛名的黄老之徒王生、黄生
13、，则无缘跻身博士之列。这些儒者博士侍于皇帝左右充当顾问，通古今，备咨询，秩比六百石，职卑而位高。除辕固生外，申公弟子、治鲁诗的王堿为太子少傅，传齐诗的博士韩婴为常山王太傅，通春秋的文翁为蜀郡守，晁错为太子家令、中大夫、内史、御史大夫。在王国问题上，景帝更是赞同直接削藩，与文帝迥然不同。早在文帝六年（前 174 年） ，时任梁王太傅的贾谊在所上的治安策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但文帝未能采纳。只是在贾谊死后数年， “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分淮南为三国” 7（卷四八贾谊传 ） ，其他强藩如吴、楚、梁等依然完好无损。贾谊的众建方案并未得到普遍推行，问题远未解决。人们往往指责文帝优柔
14、寡断，但这是用后人的目光去苛求古人，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首先，文帝得立为帝，是在平定诸吕叛乱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他得立，不是因为他是高帝的儿子，而是由于他“仁孝宽厚”和母后“薄氏谨良” 8（卷九吕太后本纪 ） ，可以避免“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 8（卷九吕太后本纪 ） 的局面。同时，文帝最初所在的代国本是边地小国，刘恒的势力在同姓诸王中也是较小的一个，在宗室大臣的拥戴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但是，作为皇权代表的他，并没有因为黄袍加身而权利陡增。相反，他的羽翼未丰，根基不深。相比之下，由于在折诸吕之难、拥立文帝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姓诸侯王们显得权重一时。当是时，诸吕叛乱， “赵王禄为上
15、将军，吕王产为相国，皆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 7（卷三八高五王传 ） 。危难之际，同姓诸王积极讨吕。齐王刘襄“屯兵西界待约” ，而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作内部策应，形成刘氏宗族内外呼应之势。朝廷内，在大臣周勃、陈平的策划下，解除了吕氏兵权，杀吕产，并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 7（卷九七上外戚传 ） ，又捕斩吕禄，笞杀吕嬃，诛燕王吕通，废鲁王偃，吕氏宗第 4 页族势力消除殆尽。此次平定诸吕，同姓诸侯王联合朝中大臣以政变的形式清除了吕氏势力，有效地维护了刘氏政权，避免了一次大动荡，并且充分体现了封建同姓王的屏藩枝辅作用。及诸吕已灭，丞相陈平、太尉周勃、大将军陈武、朱虚侯刘章、东牟
16、侯刘兴居、典客刘揭等人迎代王刘恒至长安代邸，即天子位。其后， “太仆婴与东牟侯兴居清宫，奉天子法架，迎于代邸。皇帝即日夕入未央宫。 ” 8（卷十孝文本纪 ） 由于同姓诸侯王的显著作用，文帝即位后大量赏赐， “朱虚侯刘章、襄平侯通、东牟侯刘兴居邑各二千户，金千金。封典客掲为阳信侯，赐金千斤” 8（卷十孝文本纪 ） 。其次，贾谊没有制订“众建”方案具体的剖分标准。公元前 174 年，贾谊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他认为，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 ” 7（卷四八贾谊传 ）众建的办法是：“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 ” 7（卷四八贾谊传 ） 此方法类似于武帝时期的推恩令，但具体的实施时间，剖分诸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