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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诗歌对诗人创作的影响 熊辉 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 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新诗文体形式、传播接受及史料整理研究” (项目编号:SWU1709105) 的阶段成果翻译诗歌为百年新诗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学界目前多从创作技巧、形式艺术或思想情感的角度去论述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较少从创作实践的层面去思考二者的关联。实际上, 新诗创作者由于接受了不同的文化而具有各自特殊的写作背景, 翻译诗歌对新诗创作的影响也因为创作主体的多元化而呈现出复杂的格局:部分诗人直接阅读并翻译了外国诗歌, 译诗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主要停留在翻译过程或思维转换上;也有部分诗人通过阅读其他人翻译的作
2、品而受到了译诗文本的影响, 这部分人也包括那些参与翻译的诗人, 因为他们自己在翻译诗歌的同时也可能会阅读别人的译作。一早在文学革命酝酿之初, 翻译诗歌便与新诗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诗人译诗是新文学历史上的特殊风景, 从翻译的角度来讲, 表明诗人可以更好地从事诗歌翻译;从创作的角度来看, 则表明译者可以更好地从事创作, 进而表明译者的诗歌翻译可能会对其诗歌创作产生积极的影响。翻译诗歌启发了译者的诗歌创作行为, 很多人因为翻译外国诗歌而逐渐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在新诗百年的发展历史中, 能够直接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的诗人通常充当了新诗创作的先锋, 他们受国内新诗运动的鼓舞, 加之对外国诗歌和文化的认同,
3、总是力图通过他山之石来启示中国新诗发展的方向。由此产生了两种相互联系而又各具特点的创作方式:一是译者模仿外国诗歌进行创作, 带动了国内的新诗创作潮流;二是读者模仿翻译诗歌进行创作, 从而不可避免地受到译者阅读视域的限制。抛开弄潮者的心态, 从激发个人审美爱好和表达冲动的角度来讲, 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 很多译者习得了诗歌的艺术思维, 找到了新诗创作的切入点和形式要旨, 从而开始诗歌创作。相对来说, 那些具有诗歌创作才能却没有从事翻译的诗人, 对新兴的诗歌艺术的理解就显得不够直接, 他们在新诗创作的历史上很难发挥引领的作用。因此, 优秀的新诗人大都直接从事诗歌翻译, 这就形成了新诗人的“二重身份
4、”特征, 即诗人兼译诗者。而诗人的“二重身份”特征暗含了译诗活动对译者创作的启发, 以及这种启发对营养匮乏的新诗创作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我们有必要先谈谈译诗活动在形式上对译者创作的影响。由于新诗形式与传统诗歌殊异, 而现代诗人在知识积累过程中接受的主要还是中国古诗的熏陶, 故早期新诗形式的创立就成为诗人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他们在与传统决裂之后别无选择, 只有依靠民间歌谣或外国诗歌来实现“革命”的目的, 有的因为翻译或阅读外国诗歌而直接产生了变革新诗形式的想法, 进而获得了域外的形式艺术资源, 开始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建构中国新诗。郭沫若曾谈到他用新形式创作的原因是“日本资产阶级文化”的启发:“五四运
5、动前后, 开始了我的初期的文学活动, 因为在日本受资产阶级教育, 与日本资产阶级文化一接触, 便开始用新诗形式进行写作。”不管郭沫若在政治层面上对他所接触的日本文化作怎样的定位, 有一点却可以肯定, 那便是他用“新诗形式”进行写作与他接触到外国诗歌是分不开的。从郭沫若创造十年中的记叙我们可以知道, 他在日本接触了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资产阶级文化”是泰戈尔、惠特曼、海涅、雪莱以及歌德等人的诗歌, 正是这些外国诗人的作品或译本的启发使郭沫若走上了模仿外国诗歌进行创作的道路, 进而在形式上与传统诗歌划开了界限。后来, 郭沫若又承认他采用白话口语写作也是外国诗歌的启发, 其在凫进文艺新潮中说, 在与泰
6、戈尔和海涅“这两位诗人接触之后, 我自然受了不小的影响, 在一六、一七、一八几年间便摹仿他们, 偶然也写过一些口语形态的诗”。郭沫若与外国诗人所谓的“接触”包含着对外国诗人作品的翻译, 比如他 1917 年迫于生计就开始翻译泰戈尔诗歌:“在民六的下半年因为我的第一个儿子要出生, 没有钱, 我便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 用汉英对照, 更可以解释。写信向国内的两大书店求售, 但当时我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固不用说, 就连泰戈尔也是没有人知道的, 因此在两家大书店的门上便碰了钉子。”郭沫若说是“辑了一部泰戈尔诗选”, 表明他在 1917 年前完成了泰戈尔的译诗集, 是中国泰戈尔译介的先行者。再就诗歌内容而言,
7、 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外国诗歌精神有长足的理解, 那些有关爱情、自由以及人文主义内容的诗歌自然会促动译者去抒发自己的感情。换句话说, 在缺少个体感情的中国传统诗歌语境中, 正是由于引入了表达个人情感的外国诗歌, 译者才开始创作爱情诗和反映自由精神的诗歌。比如胡适在翻译意象派诗人蒂斯代尔诗歌的基础上创作了自由诗形式的爱情诗, 闻一多在阅读并翻译美国诗人米蕾的十四行诗之后创作了追求新世界的现代格律体新诗死水, 徐志摩在阅读尼采的诗歌后创作了意境幽远的威尼市等等便是例证。当然, 我们不能将诗人用新形式表达情感诉求的动因完全归结于翻译或阅读外国诗歌, 没有译诗或译诗活动的启发, 他们也许同样会有这样的
8、情感表达, 只是在表达方式上会与新诗有所差别。翻译诗歌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译者的创作风格。诗歌翻译和诗歌创作之间存在着较多的一致性, 诗人如果大量翻译或接触了某位外国诗人的作品, 那他的创作必然会染上相应的外国诗人的色彩。因此, 译诗活动会改变或铸就译者的诗歌创作风格,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众多中国诗人的作品中感受到外国诗歌的韵味。以徐志摩为例, 其诗歌创作的爆发是在接触了英国诗歌以后, 我们能从他的作品中看到罗赛蒂、哈代等人的影子;更为奇怪的是, 徐志摩一生中创作过诗歌、散文、戏剧、游记等文体的作品, 而他创作文体的演变是与他所翻译的外国文学样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 如果某一时期徐志
9、摩的翻译偏向诗歌, 那他的创作就会相应地以诗歌为主, 从这个意义上讲, 翻译不仅改变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风格, 而且改变了他创作的文体类型。有人在论述徐志摩的翻译活动对他创作风格的影响时说:“徐志摩的翻译, 几乎与他的创作是同步的。而他的翻译是与他的创作相配合的, 他的创作偏向于诗歌, 其译文也集中于诗歌;创作偏向于戏剧, 其译文也偏向戏剧;旅游偏向于游记、散文, 其译文也偏重于同类文体。”对兼事翻译和创作的诗人而言, 翻译与创作之间应该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译诗风格会影响译者的创作风格, 而译者的创作风格反过来也会影响译诗的风格, 译诗往往会打上译者创作风格的烙印, 余光中先生在翻译和创作一文中
10、说:“一般说来, 诗人而兼事译诗, 往往将别人的诗译成颇具自我格调的东西。这当然是常见的现象。由于我自己写诗时好用一些文言句法, 这种句法不免也出现在我的译文之中。”因此, 我们一方面能够从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诗歌中看出魏尔伦、波德莱尔等人诗歌的风格, 能够从徐志摩诗歌中体味到哈代的厌世情绪, 但也能够从胡适等人的译诗中反窥到早期新诗创作的风格。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 诗歌翻译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明显的, 反之亦然。译诗能够提升译者的诗歌创作能力。诗歌翻译含有许多创作的因素, 大凡从事诗歌翻译的人都会在翻译过程中使他的创作技巧和诗歌思维得到适当锻炼, 同时积累大量新鲜的创作经验, 进而使自身的诗歌
11、创作得以调整并更趋成熟。译诗对译者诗歌创作能力的提升首先体现在诗歌思维上, 很多诗人把阅读外国文学当成创作的引子, 在思维枯竭的时候通过翻译或阅读外国诗歌来“不可遏制地促进写作的兴趣”, 或者促进诗歌创作灵感的发生。郁达夫在再来谈一次创作经验中明确指出翻译可以在技巧、思维和状态三个方面增进译者的创作能力:“我个人就老有感到绝望, 虚无, 完全不想做东西或看书的时候, 这一种麻木状态的解除, 非要有很强的刺激, 或很适当的休养不能办到, 创作不出来的时候的翻译, 实在是一种掉换口味的绝妙秘诀。不过翻译惯了, 有时也会不想再去创作的, 除在这一点地方, 少许带有些危险性外, 则于倦作之余, 试一试
12、只为娱乐自己而作的翻译工作, 终究是很有意义的方法;因为在翻译的时候, 第一可以练技巧, 第二可以养脑筋, 第三还可以保持住创作的全部机能使他们不会同腐水似地停注下来。”尽管郁达夫以小说创作为主, 但他的创作经验却具相当的普遍性, 充分说明了翻译活动可以在思维层面提高译者的创作能力。翻译诗歌是译者检验并实践自己诗歌创作理念的手段, 有助于促进译者的诗歌创作更加成熟和完善。在百年新诗的发展历程中, 翻译诗歌在诗坛扮演着多重角色, 它不仅是新诗创作模仿的对象, 而且还参与了新诗创作, 声援了新诗的理论主张, 成为检验并实践新诗创作理念的有力手段。朱自清先生在译诗一文中说:“这时代翻译的作用便很大。
13、白话译诗渐渐的多起来;译成的大部分是自由诗, 跟初期新诗的作风响应。北平晨报诗刊出现以后, 一般创作转向格律诗。所谓格律, 指的是新的格律, 而创造这种新的格律, 得从参考并试验外国诗的格律下手。译诗正是试验外国格律诗的一条大路, 于是就努力的尽量的保存原作的格律甚至韵律。”朱自清先生的话说明译诗“跟初期新诗的作风相应”, 是对初期新诗理论的实践和检验。在同一篇文章中, 朱自清先生认为译诗可以“练习”无韵体诗:“在我们的新诗里, 无韵体的试验已有个样子;翻译剧诗正可以将这一体继续练习下去。”这其实是对译诗可以检验或践行新诗创作理论的认同。在论述闻一多先生对英国诗人霍斯曼 (AEHouseman
14、) 诗歌的翻译时, 南治国先生说:“因为是诗人译诗, 这几首译诗的质量很高。闻一多基本上保留了原诗的节奏和韵律, 在形式上非常整齐, 因此, 这几首诗可以被视为他的新格律诗的试验。”无论是哪种诗歌形式, 只要中国诗坛对之大力提倡, 译诗在形式上必然对之加以忠实地呼应, 译诗活动的意义此时不再停留于文学交流的层面, 而具有创作的功能, 成了检验并实践译者提出的诗歌创作理念的有力手段, 进而参与并推进新诗创作。总之, 翻译诗歌为译者提供了写作资源, 启发了译者的创作灵思, 改变了译者的创作风格, 提高了译者的创作能力, 实践了译者的创作理念, 在此基础上促进了译者新诗创作实践的整体提升, 为百年新
15、诗创作积蓄了能量。二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 那些翻译兼创作的诗人对外国诗歌的接受并不仅仅局限于外国诗歌原文, 他们也会阅读别人的翻译作品。因此, 本节讨论的创作受到译诗影响的“非译者”, 既包含了单纯从事创作的诗人, 又包含了部分创作和翻译兼顾的诗人。在背离传统而力求建构中国诗歌发展新路的清末民初, “观念先行”使新诗倡导者在革命的语境中迫于无奈而选择一首译诗作为新诗成立的新纪元, 这在确立新诗形式模板的同时, 也奠定了译诗在中国的地位。由此, 新诗人开始纷纷效法翻译诗歌的形式来创作属于他们自己时代的诗歌, 比如俞平伯、康白情乃至冰心等人均是在翻译诗歌的影响下走上了新诗创作的道路。早期新诗的处
16、境十分暗淡, 新诗人不仅要面对守旧分子的攻击, 而且站在与旧体诗对立的立场上也不利于他们吸纳传统诗歌的合理要素来喂养刚刚诞生的新诗, 在这种情况下, 除部分诗人直接从外国诗歌中汲取营养外, 很多诗人只有借助翻译诗歌来辅助新诗创作。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来实现的, 而翻译诗歌影响的对象更多的是那些并不从事翻译的诗人。译诗与原诗相比, 在内容和形式上存在着一定差距, 为什么是译诗而非原诗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影响呢?原因当然是中国有部分诗人不能直接阅读原文, “能够欣赏原作的究竟是极少数, 多数人还是要求译诗, 那是从实际情形上一眼就看出的”。朱自清先生的话实际上说明了多数阅读或创作诗歌的人对外国诗歌的接受主要是阅读翻译作品, 说明译诗对非译者创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普遍现象。很多诗人在谈创作经验时, 都不约而同地提到阅读翻译诗歌给自己创作带来正面影响。诗人与外国诗歌的接触有两种路径:一是直接阅读外国诗歌;二是阅读别人的译诗, 这两种阅读方式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不可估量:“读外国作家的东西很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