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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丁玲的政治式写作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谈起09 级汉语言文学一班 姬盼盼 2009214450摘 要 写于 1946 年到 1948 年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作为“左翼文学的女性开拓者 ”站在党政立场上，再 现中国农村、农民进行土地改革过程的一部作品。本文运用政治式写作 理论对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人物形象以及出版问题加以解析，借助对文献的研究，从而表明丁玲在作品创作过程中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而对小说进行的政治式写作，不惜以牺牲作家的艺术审美观念和艺术良知来迎合政治要求。文章论证了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政治式写作是一种畸形的、不正常的模式，通过文学四要素与政治关系的比较得出应该由作家
2、这一角色来定位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两者之间应该保持一个度的界定，以此来彻底改变当代中国文学的政治化现象。关键词 丁玲 文学定位 政治式写作 艺术良知 土地改革 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这一理论，正是在毛泽东思想与党政策的指导下，丁玲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初开始创作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一部反映农民、农村斗争主题的长篇小说。同时这也是一部左翼文学实践工农兵方向，表现阶级斗争和乡村贫苦农民大众翻身解放的代表作。作家丁玲通过鸿篇巨著，饱含激情的颂扬了土地改革，并且为我们呈现出了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不同阶层人们的心理活动以及行为举止。丁玲笔下的这 36 个主要人物，其身份大体可以分为五种：干部、地
3、主、富裕中农、贫农、佃户。作者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的过程中，通过人物语言、行为、心理、以及细节的描写，向读者们展示了不同社会阶层代表不同集团利益的人们在土改过程中的不同反应。尽管作者曾经亲临土改一线，但是她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党政集团的利益这一政治化的倾向。丁玲笔下的这些农民形象是她在桑干河畔的涿鹿县温泉屯搞土改时留下的影子，同样不得不承认丁玲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饱受着身心煎熬，但此时的丁玲已经无法作为一个作家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了，确切的来说是沾染了党政色彩的文艺工作者。1、农民形象的透析作者在小说中，着重描写了张裕民、程仁、钱文贵、顾涌，四个人物三种身份，包括领导干部、地主、富裕中农。但其
4、中仍有一些小人物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出现才使得文章这 36 个主要人物错综复杂并紧密相连，例如：黑妮、任国忠、李子俊等的出现。按丁玲所说，她是把顾涌作为全书的线索，是因为他的身份使他对土改十分敏感，处于中间阶层且与农村各个阶层之间又密切相连。顾涌所处的地位是一个被错划为富农的富裕中农，因此在整个土地改革过程中总是处于一种被压迫的地位，中间地位决定了他性格上的软弱以及妥协。可以说顾涌的出现就是为了烘托气氛，一开始的顾涌从亲家胡泰那里驾回来的胶皮轱辘车子就已经向人们暗示着政治局势的紧张；到小说中间献地一环节，也向我们透漏出土改已经进入了紧张阶段。无论是作者对顾涌的行为、语言以及心理活动的描写，都彰
5、显出了顾涌这一社会阶层在接受新事物时的无奈与紧张。可是顾涌不同于地主，他的财富是自己辛勤劳动换取的，因此在土改的过程中，他不应该作为被斗争的对象，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应该保护和支持这样的阶层。与顾涌一样拥有财富但二者性质完全不同的一个角色是钱文贵，被定义为地主。钱文贵最早出现是因一颗倒了的柳树，扮演了一个蛮横无理的霸道者形象。第二次出现则是由于顾涌驾回来的那辆胶皮车，在人们的好奇声中，对于顾涌的回答他则表现出了极不信任的态度，即所谓的“有事就不能瞒他” ，也向读者们透露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那就是好胜以及好面子。用作者的话来说，钱文贵是个“天外飞来的富户” ，赚着不正当的钱，干着不正当的事。
6、钱文贵在整部小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不仅因为他是暖水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而且因为从他的身上反映着当时的时局。作者从他身上展开了三种矛盾的叙述，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主要矛盾；地主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地主家庭内部的矛盾。作者并没有把钱文贵这一地主恶霸的形象加以扭曲，而是依据这一类型的地主恶霸的实际情况来处理的，在写作的过程中严守本人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正是这样的基于作者深刻的观察与分析，才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很成功。虽然说不上十恶不赦，但却在暖水屯人民群众的心里是一份沉重的负担，就像小说中所说的：“老百姓背地里都说他是一个尖 ，而且是村子上八大尖里面的第一尖” 。钱文贵以他的深谋远虑，奸诈
7、狡猾使得自己成为老百姓心头的一根针，不断地抹杀着农民们想要奋起抵抗的斗争激情，这种来自于心灵上的压迫远远超过了地主剥削与压迫带给农民的伤害。这样的描写从侧面上是当时政策对地主阶级全面否定以及加以批判的客观再现，抹杀了作家的主观情感评价。钱文贵的阴谋笼罩着整个暖水屯，却也有那么一个人是为了钱文贵的阴谋而活着，那便是小学教员任国忠。这个酸腐的书生在思想上是那般的卑微，充当着地主阶级的狗腿子。作者对任国忠的描写是十分成功的，通过语言神态以及细节的描写，生动的再现了一个附庸者的形象。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描写“他说完后便把眼睛极力去搜索着他对面的那张脸，看有些什么反应” ，正是这样的描写告诉我们他在地主钱
8、文贵面前的无尊严，无地位，以及满脸乞求的可怜态。他没有真正的朋友，始终保持着鹤立鸡群的姿态，内心有太多的狂妄，就像他在劝慰过李子俊之后，他是多么的渴求能够有一个人同自己聊天，倾听自己所谓“伟大”的事情，希望能够有那么一个人称赞他。但是现实中的他却好像没有根的浮萍，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地主钱文贵，在他那里得到一点安慰，一点认同，为自己的闲暇找一点乐子。说起暖水屯的农民，侯忠全当是农民形象的一个典型缩影。那时候的农民备受地主的压迫，怀揣着宿命论，在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往往表现出了愚昧无知以及冥顽不化的古板态。正如文中所说的，他把一切的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这样的
9、宿命论思想禁锢了他在面对土地改革时的热情与激情，使得他在精神上真正的沦为奴隶。即使是斗争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他依旧没有办法正视自己的地位，就像他害怕侯殿奎向他投来的责怪鞭打的眼神一样，即使此时暖水屯的斗争已经到了高潮阶段，而他也已经从地主恶霸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了，但是那份压在他心头多年的宿命论思想还是把他禁锢在狭隘的奴隶身份上。当地主恶霸们受到惩罚时他也是那样的屈膝卑下，把一切归咎于命运的安排，可怜的灵魂在中国传统思想的笼罩中游荡着这个老头以一副憨态可掬、慈祥淳朴、冥顽不化、卑躬屈膝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国共两党你争我抢的白热化状态下无依无靠的农民的典型代表。2、
10、政治牵动文人1942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会议中，毛泽东号召“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 。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丁玲开始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记录了在土地改革过程中中国各色农民成长的鲜活历史。正如郭沫若曾经感触到的，在极端的民族群体的生存困境面前，本来最具个性的作家诗人却放弃原来的文学立场，从“为自我而艺术”一百八十度地转变成“为革命而艺术” ，宣布了一次新的涅槃，即集体的精神自杀。丁玲也从她独特的女性视角中脱离出来，进而追
11、随政治局势的变动，使得自己在文学生涯中有了一次精神跌宕。此时的丁玲，作为革命根据地文艺战线主要领导者与组织者之一，她身体力行，深入前线，借助她作者的身份为党政利益服务。丁玲在她的作品中描述了中国农村的这次大变革，土地作为农民的命根子，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牵动着暖水屯所有人的心，在中国这个农业大国也足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作者在文中借助人物刻画以及情节再现向我们宣传当时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是一种以小说的形式来宣传政治路线的举措。就像小说中的农民思想中略带一些滞后以及愚昧的成分，往往需要那些积极分子或者领导干部的劝解开导才可以醒悟，这是作者为了凸现政策的号召力而故意将农民的力量淡化的结果。这种用政
12、治语言取代文学语言的写作方式被称作是“政治式写作” ，最早是法国的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在他的作品写作的零度 中提出来的。正如书中所说的：“在政治写作中更其如此，在这里语言的假托既是一种威胁又是一种颂扬，正是权势或斗争产生出那些最纯粹的写作类型。 ”针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我们不难了解其背景，此书的发表出版可谓是历经重重阻挠，可是它依旧成为代表当时文学发展水平的重要作品之一，其背后隐喻的某些政治意味也是不难体悟的。正如钱理群曾经解读说，在中国，一本书的出版竟然牵动了那么多的党领导干部，可见其并非一般作品。在丁玲的小说出版的过程中，最高领袖毛泽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次干预向我们表明了当时文学艺术
13、在党的领导干部心目中的地位，文艺已经成为党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所谓的“齿轮和螺丝钉” 列入党领导机构的重要议事日程。这也与后来我党在 60 年代提出来的“全党管文艺”以及“第一书记管文艺” 的思想有些不谋而合了。这种党政对文艺的领导促使了当时政治式写作在中国的发展，同时，本书的命运与丁玲此后的人生历程也告诉了我们政治式写作带来的弊端。也正是这种充当着党机器中的螺丝钉的工具不断地生产与传播着，才使得文艺彻底的走向了一个政治领域的极端。政治牵动文人朝着政治化的方向迈开了步伐。3、丁玲的政治立场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确成功的描写了很多农民，并且看似栩栩如生，真实感人，但当我们把眼光停放在当
14、时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时，也不难感觉到本书中那股浓重的政治气味。作者写作的目的很明确的指向了土地改革这个在当时看来是时事的敏感话题，一个有着从旧社会向新社会递进意味的严重话题，因此也必然会引发很多的争议。在中国千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农民作为一股重要的力量，总是不断地推进着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饱受着统治阶级压迫的农民在沉默中选择爆发，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突如其来却又带着历史必然的精神崛起才使得中国人民战胜重重阻挠，义无反顾的立身于世界大国之林。而农民因为长期处于压迫下，精神状态已经濒临崩溃边缘，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使得他们是那么的热爱土地，热爱着那片养育他们的黄土地。丁玲在描写侯忠全老头时，有
15、一个情节却违背了农民那种急切渴求土地的愿望，那就是侯忠全把分给他的土地又悄悄送回去了。虽然作者在文中做了这样的申辩：侯忠全认为“是前生欠了他们的，要是拿回去了，下世还得变牛变马” ，这样的申辩看似合理，却是作者为了凸显土地改革这一政策的明智与正确而设下的铺垫。只有政策的感召力强大才能使得作者笔下这一群有着强烈的守旧思想的农民逐渐接受新政策新思想。政治式写作有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背景，是一种伴随着政治化进程的隶属于权利、政策的文学形态。在当代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导致很多问题逐渐被透明化，因此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往往难以脱离实际，由此而出现的抨击社会、揭露现实的作品也就越来越多。而像丁玲这样的以宣传党
16、的政策为目的的作品也就失去了存活的价值，这也正是这部小说历经坎坷的原因。作家本应是用自己的笔向读者倾吐自己的思想感情，以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把人类活动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我们在文学理论中所提到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无法割断。因为每一个人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无法做到丝毫不涉及政治。但是我们又将如何界定和维持文学与政治的这种关系呢？在我看来，纯粹的政治文学是作家在写作中带有一定的政治意识，是人自身品质的一种自然流露，这与后来出现的问题文学、反思文学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关怀是一致的。然而丁玲在写作的过程中并非自身与政治产生了交融，而是作者把自己摆在了党政机关的位置上，为了宣传党的政策土地改革而做出的宣传决策。我们承认文学与政治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但并不等于我们承认文学应该从属于政治，成为政治的工具。文学应该具有独立于政治的地位，正如鲁迅所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并非是文艺” 。文学与政治的亲密关系应该有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