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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国际法的新发展 1盛红生 2内容提要：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无疑是后冷战国际格局演变的重大事件。作为世界经济总量构成和国际政治实力对比改变的结果，国际社会中涉及重大全球性事务的决策权的权重与分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国家在发展援助和和预防冲突方面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正在下降。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现行国际秩序演变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对于国际法发展变化施加的重大影响也极为广泛和深远，至少表现为推动能源环境等领域国际法的演变、遏制国际和平与安全领域国际法的异变和促进司法领域国际法的发展等方面，而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法发展变化的过程明显呈现出渐进而不是突变的特点。群体性崛起的新兴
2、国家能否主导 21 世纪国际法的走向，关键就在于新兴国家是否能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安全、人权保护、国际规则等） ，提出不同于以往西方大国主流价值观的思想，为国际秩序的重构做出贡献。关键词：新兴国家 群体性崛起 国际法 国际秩序回顾从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会迄今为止近四百多年来的国际法历史，不难发现从提出“主权平等原则 ”到废除“领事裁判权 ”，从基本原则的确立到具体规则的改变，国际法的每一次重大变化无不涉及“国际经济政治力量对比”这一因素，而此轮始于冷战结束后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对于国际法发展变化施加的重大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21 世纪上半叶国际法的走向，因此其
3、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似乎都不为过。在本文中， “新兴国家” 的范围包括中国、俄罗斯、 3印度、巴西和南非。 4“新兴国家” 的“身份” 在一定时期内呈现出稳定的特征，但是如果放置于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考察，新兴国家又是相对的和动态的。之所以将此次新兴国家的崛起方式称为“群体性崛起” ，是因为不同于以往强弱转换或者历史上大国的依次交替崛起，此轮新兴国家的崛起几乎是同步展开，而且群体性崛起的这些新兴国家在大部分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者相似的主张要求和立场观点，为了行文方便和保持术语的前后一致，因此使用“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 这个表述，借以指涉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处于现有西方大
4、国（或者大国集团）与广大第三世界其他中小国家（或者国家集团）之间的中间地带的那些具有自成一类（sui generis）身份 (identity)和独特性 (uniqueness) 的国家崛起成为具有世界或者地区影响国家的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现象，用“群体性崛起”来表述主要是想强调其在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中的态势变化，突出“ 崛起” 过程的动态性和巨大张力。准确评估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对于后冷战时期国际法律秩序的建构究竟施加了何种影响及其具体方式十分重要；而如何把握后冷战时期国际法律秩序的未来走向，以此为基础寻求引导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后冷战时期国际法律秩序也比较困难。本文旨在通过“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这一独
5、特视角考察国际法的最新发展，进一步拓展国际法研究的新思路；借助于历史研究和实证研究，对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和影响国际法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在理论指导下进行有事实根据和数据支撑的归纳；在总结一系列符合历史事实和客观实际的认识和结论的基础上，为未来中国参与制定国际法新原则和新规则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学理支撑。一、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是国际法演变的重大背景1本研究得到浙江理工大学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编号 1006826-Y）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2012 年度课题（课题编号 12JDFZ02YB）资助。2 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教授、法学博士。3
6、 与超级大国苏联不同，俄罗斯联邦只是部分继承了苏联，其整体实力不同于 20 世纪 50-80 年代美苏争霸时期的苏联，故也属于“新兴国家 ”之列。4 本文所指的“新兴国家”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与“金砖国家” （BRICS ）的范围相同。最近十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加速调整。国际社会也面临更加复杂多样的安全挑战：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猖獗，防扩散形势依然严峻，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安全依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法律秩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变化，世界格局进入更加不确定的时代。如果我们可以把目前
7、的国际政治局势大体上归纳为“东稳西乱” ，那么在经济领域中则因全球性金融危机而呈现出明显的“南兴北衰 ”的态势，即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有明显上升。世界格局从“一超独霸 ”到“一超多强” 再转而进入了“多极”时代，而各国围绕 21 世纪世界新秩序的竟争也成为目前国际关系中各种力量博弈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毋庸讳言，长期以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西方发达国家一直都占据主导性地位。然而1997 年始自泰国的亚洲地区金融危机爆发使西方发达国家逐步意识到，要解决全球性金融问题离不开新兴国家的参与。在此国际大背景之下，1999 年 9 月 G20 横空出世。在近年来 G20 的发展过程中，特别值得关注的
8、是 2010 年 6 月的多伦多 G20 第四次峰会。此次峰会是 G20 政治机制化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峰会，在 G20 演变历程中起着标杆的作用。这次峰会提出允许各成员国根据自己的特点采取不同措施应对世界经济危机，这也是各国共同努力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一个具体体现。我们必须看到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和传统大国在经济、政治、金融、社会领域的实力和影响变动，导致相互间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在贸易领域，西方大国的传统优势正在逐渐丧失，他们只得诉诸于贸易保护主义等手段来维护其原有地位和国家利益。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上升速度在近十年间表现得最为突出。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经济要素流
9、动和全球经济存量的历史格局，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绝对优势正在地位受到挑战。根据加拿大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一项预测，到 2025 年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 GDP 中所占比例将从目前的 11%提高到 20%，其中巴西、南非、俄罗斯和墨西哥四国保持在 4%左右，中国和印度将提高到 14%。到 2050 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将各占 50%。最近十多年来，随着金砖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全球经济结构板块重心漂移速度加快，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飞速前进。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 2001年的 17.71%上升到 2009 年的 24.22%，显示出金砖
10、国家与美国经济总量的差距在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份报告称，欧元区国家经济规模在 2011 年已经落后于“金砖五国”；在2016 年前， “金砖五国”整体经济规模将达 21 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经济高速发展还带动其他中小新兴经济体的发展。 5近年来，美元世界货币地位衰落，欧元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由于现有的货币制度明显不合理，造成了美国依赖其美元优势地位非法侵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情况，其结果是美国作为最大的债务国在和其他债权国进行博弈时出现的零和游戏中成为实际上的胜出者。因此国际社会中亟待出现新的国际性货币，有的中国经济学者更预测可能出现所谓“全球独立货币” 。 6始自 200
11、8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可谓自 1973 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旧有格局在日渐解体，而新秩序形成的过程中，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无疑成了促成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革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大国也不得不调整其与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的关系。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的直接结果表现在国际社会中涉及重大全球性实务的决策权的权重与分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离开新兴大国的参与，仅靠既存大国的实力，既无法全面应对挑战，又在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方面缺乏正当性。系统考察此轮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就无法避免两个重要的国际大背景。其一是冷战结束前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系列大国地位开始式微或者
12、说相对衰落， 7为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在另一方面，随着经济、政治、军事和科技实力的增强，新兴国家表现出了要求改变国际政治格局现状的强烈愿望，也促使西方既存大国对新兴国家通过崛起成为强国或者大国的5 以上数据参见：金砖国家先起步，带动群体性崛起 ， 新民晚报 2011 年 12 月 30 日第 A41 版， 2012 年 8 月 25 日访问.6 马国书：全球独立货币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7 美国（伊拉克、阿富汗、反恐 6 万亿美元） 、欧洲、日本的不同表现。身份和地位的承认。这是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推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发展变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变
13、量，不应忽视。毋庸讳言，既存大国对于正在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的身份与地位的承认与接收并非是自愿和主动的，而是迫于国际经济、政治、军事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情势变迁之后不得已而做出的抉择，其间充满了龃龉与对抗。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国际权力加速由西向东转移，美欧大国不得不让渡部分话语权。政治的核心和关键词均指涉“权力”、 “权威 ”和“支配”。与国内政治类似，经济实力地位的提升必然要求获得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权力，这种对抗又最终突出表现在话语权和决策权的再次分配和分布上。在历史上，国际政治中各种力量之间的对比关系经历过多次重大变化。在冷战时期，美国和欧洲与苏东集团及中国在加上其他国家
14、各占一半。国际政治实力的变化会改变国际政治格局，客观上也呼唤出现与之相适应的国际法。后冷战时期，西方主导地位进一步发展，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前达到顶峰。世界进入21 世纪以来，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呈现出这样几种主要特征：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继续呈现；国际经济体系进入改革和构建的重要时期，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呼声更加强烈；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整体实力继续上升，国际力量对比格局出现新的此消彼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客观上要求获得更多的、与经济实力相对应的政治权力。具体表现在，新兴国家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投票权分量增加，在一系列国际司法机构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中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专家数量增加
15、，审理案件和发表法律意见的过程也可以视为新兴国家表达利益诉求的特殊方式。以美国为代表的既有大国和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之间达成默契，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对立，都放弃使用“代理人战争 ”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这一点是冷战时期甚至是冷战后初期都无法想象的，因为冷战固然已经结束，但是根植于冷战时期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对立都使冷战时各大势力集团惯用的手段还延展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学者统计，30 多年来，美国至少否决了 32 项联合国安理会不利于以色列的决议，超过所有其他安理会成员行使否决权的总和。毋庸讳言，在当下的国际政治中，远未达到理想中的最佳状态即所谓“国际善治”，大多数情况下都在“国际善治”
16、（good governance）和另一个极端状态即“丛林规则”(jungles rule)中间左右摇摆，而且通常更靠近适用“ 丛林规则 ”的状态一端。如果我们将本轮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与历史上的一系列大国崛起加以观照，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在世界近代史上，以经过斗争最终获得制海权和海上贸易主导权为代表，先后崛起的 9 个大国依次登上国际政治舞台，有些至今仍然是世界性大国，另一些则沦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而目前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是同时崛起，并驾齐驱，而不是彼此相互替代，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合作大于竞争。如果系统考察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国际政治语境，就会看到此轮崛起的国际大背景是国际体系正在经历一个变革期。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带来的直接结果是世界重心悄然东移，西方大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受到削弱，围绕国际秩序主导权的新一轮竞争全面展开，国际关系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叠加并且持续发酵，使国际关系发生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有学者指出：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三组矛盾 ”主要是指“国家主权与全球治理”、 “不干涉内政与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