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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机械电气工程学院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2011 级一班 韩斌斌 2011509268自从上了杨老师的课，确实对社会和自己身边的事有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本课是关于文学，关于小说的一门课，故此查找了一些相关的材料，就近代文学的发展来阐述下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下面是我的一些观点。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审美表现的中心。因而，如何表现人性，张扬人道主义精神，便成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一个重要话题。在当代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历史中，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曾因左倾政治的影响出现过弱化、衰退，乃至消亡，也曾有过它的觉醒、复苏与高扬。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而伴随其中的批判与论
2、争，在这个过程中则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限制或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时，人们对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认识，是建立在三四十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论争的基础上的。二十年代末，以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宜扬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人性是测量文学的惟一标准” 。 “文学家的心目中并不含有固定的阶级观念，更不含有为某一阶级谋利益的成见”。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
3、学。鲁迅对梁实秋人性论的批驳，在当时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内阶级斗争处于激烈时期，是很有必要的。他充分肯定了文学的阶级性，为革命文学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但是，对梁实秋“普遥的人性”所具有的合理成分。鲁迅却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这不仅表现出当时左翼文学观念狭隘的一面，也为以后文学否定人性找到了立论的依据。四十年代在延安解放区整风运动中又一次展开了关于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论争。当时的延安，作为革命圣地，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和革命青年纷纷奔赴这里，使得陕北的这个小城，成为革命文艺家聚集的中心。由于许多作家、艺术家来自国统区，又多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便难免带来抽象的人性论和人类的泛
4、爱论。他们有的把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有的则主张“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毛泽东对人性、人类之爱的批
5、判，长期以来被奉为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观点，对建国后的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基于以上两次论争，基于鲁迅、毛泽东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述，建国初期的文学创作，涉及情感领域，多是歌颂共产党的恩情，抒写对战争年代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的怀念，对新社会新生活的热爱。即使是写男女青年的爱情，那也是共同的劳动、共同的理想把他们纽结在一起。如种瓜姑娘巴尔汗姑娘和情人约定婚期：“等我成了共青团员，等你成了生产队长。 ”这里的爱情，基本超出了人性、情感的范围，变成了简单的同志式的劳动竞赛。但是，人毕竟是有复杂感情的高级动物。只要从生活的真实出发，随时都会看到人性光辉的闪烁，人道主义精神的张扬。朱定的短
6、篇小说关连长 ，应该说是当代文学中最早表现人道主义的佳作。小说写于 1949 年 11 月，叙述的是解放上海的战争中，我军第三连关连长率领战士摧毁敌人据点的故事。要炸掉这座作为据点的洋房，调动迫击炮轰炸，可能是一件酣畅痛快之事。然而，这座洋房却是一所学校，一个房间里还挤满了孩子。惨无人道的敌人就是想利用这些孩子做掩护。关连长决然放弃了炮队的支援，亲自率领战士逼近围墙，炸哑了敌人的机枪，保护了楼上满屋的孩子，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作品歌颂的正是这种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与敌人利用孩子。以维持自己的苟延残喘相对比，这种精神越发显得光彩照人。然而，当这篇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后，却遭到了不应有的
7、批判。什么“庸俗的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什么“没有高度战略思想的拼命主义冒险者” ，什么“违犯纪律的个人英雄主义行动”等等。直到三十年以后，对关连长错误批判的危害性才被人们所认识：这是“建国以后我们文艺界的第一次批判。虽然那时还没有把谁打成反革命，但那种简单粗暴的态度，无限上纲的措词。以及用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观点对文艺创作的横加干涉，应该说，开了此后一次又一次大规模批判运动的先河。 ”1954 年前后，路翎连续发表了几篇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短篇小说，其中洼地上的战役影响最大。这篇小说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叙述了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故事。金圣姬母女为战争付出
8、了牺牲。她们对赴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感情是诚恳的、真挚的。金圣姬对王应洪，由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关心支持，发展为男女之间的恋情，这对于一个热爱着志愿军的朝鲜姑娘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这是感情的深化与升华，这是人性的正常表现。作为志愿军战士的王应洪，他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护和珍藏着这份萌生在心底的爱情，把金圣姬送给他的绣着他们俩人名字的手绢揣在怀里，另一方面又严格地服从军队纪律和战争胜利的需要，自觉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爱情乃至生命。作品歌颂的就是这种自觉精神。他自觉地将自己的隐私汇报给组织与他共同执行侦察任务的班长王顺;他自觉地选择了危险，以自己的死亡保护了班长的安全返回。 “作品正是在这样
9、的无私、无瑕的纯化境界中，使普通战士和活泼少女在斗争激流中达到了崇高人格的自我完成，为战地爱情和革命的理想主义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 ”1956 年春天，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唤来了文学艺术短暂的繁荣。干预生活的口号，不仅使作家干预到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不良作风，而且也鼓起了作家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勇气。一些作品就是通过家务事、儿女情、悲欢离合的生活故事，揭示人的复杂感情，揭示人的心灵变化，进而鞭挞丑恶的灵魂，歌颂美好的革命情操和高尚的人格精神。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和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是两篇比较早的自觉表现人性、人情的短篇小说。 在悬崖上描写的是夫妻关系中男主人公“我”的一段
10、曲折的感情变化。 “我”与妻本是自由恋爱，结婚后生活幸福、美满。自从结识了漂亮、活泼、风流的女性加丽亚后， “我”渐渐地冷淡了朴实、正派、传统又一心爱着“我”的妻，而将感情倾向了加丽亚。显然，作者的批判指向，是针对“我”感情的移位。 “我”与加丽亚的关系从友情发展为恋情，是一步步走向“悬崖” ，当然应该立即“勒马” 。而妻的爱情专注、胸怀大度，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这也是“我”能够悬崖勒马的一个重要因素。作者能从感情的角度反映生活，批判现实生活中在夫妻感情上见异思迁的现象，这在当时公式化、概念化盛行的年代，应该说是具有新意的。但是，如果用今天的观念来观察“我”的感情变化，仅仅用“
11、小资产阶级情调”是不能完全概括的。 “我”与加丽亚相处时的愉悦、开心、丰富多彩，和“我”与妻一起时的呆板、枯燥、单调乏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面不只是感情的因素作怪，而且也确实是客观实在。追求健康健全的家庭生活，以丰富多彩的内容充实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这也是人之常情所在。倘若妻能从五十年代生活到今天，她一定也会为自己当年生活的呆板、单调而感到遗憾。这就是说，作者在写作时的批评与赞扬，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有时也会存有一定的局限性。陆文夫的小巷深处是以一种新的题材旧社会曾经当过妓女的女性的爱情生活，反映了建国初期的社会问题，体现了充分的人道主义精神。徐文故为生活所迫，在旧社会有过一段受
12、屈辱的不光彩的历史。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不仅没有歧视她。而且关心她、帮助她，使她淡忘内心深处的自卑与屈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种对人的理解，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显示了我们国家的革命人道主义力量。徐文霞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善良、进取，都说明她人的意识的觉醒，人的尊严的恢复。过去曾经做过燎客的投机商人的突然出现，又一次给徐文霞的心灵蒙上了沉重的阴影。但是，深深爱着徐文霞的技术员张俊，在经过了短暂的徘徊、犹豫之后，终于又鼓起勇气。敲响了小巷深处徐文霞的房门。张俊以一个新中国知识青年人道主义的胸怀，冲决了封建观念的罗网， “显示了新社会贴心的温暖，新思想无比的优越，而曾经是最羞辱、最下贱的徐文妓也因得到双重的解放而显得更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