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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色经典及其当代境遇当代文学的红色传统与当代变异王学谦【摘要】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就是经典。 20 世纪 40 年代到文革期间的“红色经典”并非稳固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虽然依然被记录在权威文学史著作之中，但整体上看，对其文学性的评价逐渐降低；调查表明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相当陌生，少数读者以怀旧心理接受红色经典。红色经典改编与红色题材的创作，是商业化、传奇化和红色化的混合，体现了各种文化、文学力量的相互妥协、融合。【关键词】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改编 商业化 一、经典与红色经典文学经典，就是具有持久而广泛地发生影响的文学著作。如诗经、楚辞、唐诗、宋词，水浒传、红楼梦、文心雕龙等都是中国文学经典；鲁迅的
2、呐喊、彷徨是现代文学经典。这些文学经典往往流传时间长，社会阅读面大，不仅专业研究者阅读，一般读者也有所阅读或了解。文学经典是在历史的变动中产生的，并随着历史的变动有所波动，成为经典当然具有复杂的、乃至偶然的历史性因素，但是，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文学性，即文学价值本身。距离现实越近，越会参杂更多的非文学因素，一旦与现实拉开距离，非文学性因素就会减少。这就是为什么古代文学经典比较牢固而现代文学经典却处在动荡之中的缘故。某些现代作家曾经被认为是经典作家，而现在其文学史地位就不如过去那样崇高。比如，郭沫若曾经被看作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但是，现在却不再有人这样评价郭沫若了。茅盾被认为是第三个重
3、要作家，但是，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其经典地位也不如原来那样的稳固了。在文革之前的中国大陆，张爱玲很少为人所知，但是，文革之后张爱玲的文学影响却直线上升，乃至成为经典作家。钱钟书在 50-70 年代默默无闻，但是，现在却成为经典作家。什么是文学价值呢？就是具有永恒的人性的作品。如果从具体作品着眼的话，这种文学价值可能丰富多姿，不同的经典作品具有不同的个性和魅力，但是，它们往往都从不同的侧面表达了一种人类普遍的情感和思想。现在，学者往往喜欢以历史性眼光研究文学问题，认为一切都是在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不存在抽象的游离历史空间的文学精神，其实，还是存在着超越具体历史空间的稳定性结构的。经典都是既有历史
4、性同时又具有超越性。因为具有超越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对经典产生共鸣，都可以从经典中获取一些艺术、思想、情感资源。所以，我们读古希腊神话、蒙田散文、读诗经、楚辞、论语，也会产生强烈的共鸣。“红色经典”，应该算是当代中国性的经典，具有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特征的文学经典。其实，经典是不分颜色的，经典就是经典，无所谓红的或白的或黑的。西方文学中并不把经典分成颜色，没有红色经典，不知道苏联文学是否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文学自然也打上这种特殊国情的烙印。在当代中国，“红色”具有一种很明确的政治性象征意义，它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党旗、国旗都是红色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红色具有更
5、高的级别。我们曾经有红色崇拜。文革时期，红色具有至高无上的意义。红太阳象征毛泽东，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著作被称作是红宝书，红小兵、红领巾、红卫兵、红袖章，解放军是红领章、红帽徽、红星，工厂里的女劳模往往被称作是“三八红旗手”。文革时期出生的，很多人名字上都带有红字。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在世界范围之内产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浪潮，中国产生了左翼文学，所以，有红色二、三十年代的说法，但是，当时并没有“红色经典”这个词，好像没有人说国际歌、高尔基的母亲是红色经典。40 年代解放区文学、49 年以后的新中国文学，一直到 80 年代文学，在文学界，都没有“红色经典”这个词，甚至“经典”一词使用率
6、也非常低。但是，并没有使用“红色经典”这个词称谓无产阶级文学。“红色经典”一词是 90 年代末期产生的。90 年代初期，荷兰学者佛克马年月至月在北京大学的学术讲演中，专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问题。此后，“经典”一词开始在文学研究界和各种传播媒体之间扩散，逐渐普及。90 年代末期，有三种文学选本出版：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全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谢冕、孟繁华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海天出版社）同时，1997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红色经典丛书 ”，重印五六十年代的一批长篇小说，包括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平原枪声等，可见，最初的红色经典是指五六十年代
7、的一些优秀长篇小说。此后，“红色经典”一词不断扩散，在社会、文坛被广泛使用，它的内涵和外延也扩大了。“红色经典”比较确切的含义是指 1942 年毛泽东讲话发表到 1976年文革结束这一历史时期的优秀作品。其中，50、60 年代的长篇小说占很大数量。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青春之歌、保卫延安、林海雪原、有人概括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还有文革时期的“样板戏”、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红色经典作家，都是革命者，很多是书写自己的亲身经历；这些作品是按照毛泽东讲话精神创作的。题材是两类，一类是革命历史题材的，就是叙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大致涵盖了中国革命的主要过程，第一次国内革
8、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时期的生活；其主题是歌颂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张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与道德风范，主人公是英雄人物，集体主义、献身精神是其性格的核心；具有大众化、民族化的特点，吸收古典小说的传奇性，类似于英雄传奇故事，善恶分明、情节曲折、惊险，主要人物是英雄人物。也有史诗化的追求。一类是现实题材的，比如 50 年代的合作化运动，赵树理、柳青、浩然等人的作品。这类作品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应。主要是书写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合作化运动。如果按照经典的标准去衡量当代的红色经典的话，红色经典，还算不算经典？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红色经典”不过是当代中国过渡时期的产物，无法成为永恒
9、性的文学经典，它无法和古典经典相比，也不能和现代经典相比。红色经典的文学性和文化蕴含，无法和鲁迅、曹禺、巴金、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人的作品相比。之所以作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红色经典的文学性不是很高，它的最大局限在于以政治为核心建构作品的，不是以人性为核心建构作品的，即它没有切入永恒人性这一文学母题，只是适应了一个时代的政治要求而已。二、红色经典的当代境遇这些“红色经典”，在当年文学生活甚至社会生活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而且，逐渐被写进文学史之内。直到现在，我们的文学史也还要记录它们的，仍然是我们文学教育的内容之一，还是大学当代文学史教学的构成部分，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对象之一。国家也一直重视红
10、色文学传统的延续、传播，仍然希望文学能够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在 50 年代，文学承担着非同一般的历史使命，是国家构建意识形态、阐释自身存在合理性的一种工具。这种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即使是今天，仍然具有明显的表现。比如，在当代文学研究之中，人们公认存在着三种文学类型或文学力量：精英文学（纯文学）；大众文学；主旋律文学。按今天的说法，“红色经典”就属于文学史中的主旋律文学。但是，毕竟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的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性，价值观念、文学观念都与发生了巨大的变异。整个社会对于“红色经典”的阅读态度，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单纯、统一，往往汇聚着各种不同的的社会心理、文化意图和文学精神，各种不同
11、观念相互冲突。这反应了我们当今文化生活和文学生活的丰富性和多元性。首先，我们看到，权威文学史对“红色经典”的态度，不仅没有把“红色经典”作为经典，而且，对其文学性是持怀疑态度的。从文革以后的 80 年代，到目前，在文学史上，“红色经典”所占的比重不断缩小，篇幅越来越小。人们对它们的肯定性评价，开始的时候基于对文革的拨乱反正。随后，提出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观念，以启蒙主义情怀面对红色经典，这些红色经典显然缺乏更高的意义。到 90 年代以后，人们喜欢用历史、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当代文学。文学史学者把 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看作是高度“一体化”的文学，注重分析“一体化”过程的诸多因素或机制，这种分
12、析及其结论，蕴含着明显的怀疑倾向，即使进行美学的分析和判断，也不会进行太多的肯定性，只是分析其美学特征而已。只要翻一翻流行的权威文学史，就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是教程等等，几乎都是这样处理红色经典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文学史书写主要是学术性书写，主要基于纯粹经典的尺度来进行的，如古典经典，现代经典、外国经典，以这样的经典标准来看，红色经典显然文学价值不高。其次，社会阅读率不高。尽管出版社翻印这些作品，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去认真阅读，人们是否可以接受其中的价值观念，诸如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英雄主义，也是很难说的。有人搞过“大学生红色经典阅读调查”，调
13、查数据显示：在记者随机采访的 40 名大学生中，65以上的学生几乎不知道“红色经典”为何物；27的大学生能够说出作者和主要内容的“红色经典”不超过 3 部，主要集中在青春之歌、林海雪原和红岩，并且大多是通过观看影视作品后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只有不到 8的大学生能够流畅地说出“三红一创，山青保林”等大部分“红色经典”的书名、作者和内容。当问到“红色经典”的可读性时，70的大学生认为不好看，离当下生活太远；18的大学生觉得一般；12的大学生认为值得一读。看来，曾经风靡一时、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在当代青年的阅读视野中已被逐渐遗忘。在繁忙的社会现实之中，在艺术资源丰富化的日常生活之中，
14、文学日益边缘化，人们很难静下心来阅读“红色经典”。其实，其他经典的阅读，也并不是很多。大家喜欢于丹那样的“心灵鸡汤”，无意进行认真阅读。“百家讲坛”是通俗性的大众文化，不是学术性研究，在电视这样的大众媒体上，只能在娱乐过程中传播一些文史知识。李零还有一个丧家狗，试图将通俗性与学术性结合起来，在学术上更严谨一些。再次、个人性阅读。一些人接受红色经典，但是，和“红色经典”的传播目的并不一致。现在，人们往往是本着一种好奇、怀旧、个人收藏，乃至纯粹艺术方面的接受，这种阅读范围不是很大。比如，94 年浩然的金光大道（1994 年 8 月，京华出版社将金光大道第一、二卷予以再版，同时首次出版了该书的第三、
15、四卷。）曾经再版，浩然签名售书，很多人排队购买。包括“样板戏”的重播、重演，也是这样。很多地方都演样板戏，而且，有一些观众。台湾演过红灯记，反响很大，很多人很喜欢，这里有猎奇的心理，也有对样板戏艺术上的接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京剧票友演出的杜鹃山，大家演得很认真，观众看得也非常认真，这些人与其说是留恋文革，毋宁说是喜爱现代京剧。应该注意的是，个人化阅读不应该进行简单的否定。红色经典的重演、再版往往引起文坛争论。一些人认为这种现象值得警惕，仿佛人们还在留恋文革。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没有人留恋文革，只不过是可以理解的一些个人心理在起作用。金光大道就引来一些学者的激烈批判，其实没有必要。我以为这种再版
16、，是一种文学观念的进步。在思想、文化、文学中，我们最好不要简单地使用政治标准、时代标准，而更多地应该尊重个人的趣味、爱好，不要简单将个人的爱好、趣味看作是代表一种历史时代，进行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其实，建国以来的教训，就在于完全否定个人性趣味。大家要把新中国与旧社会区别开，凡是不符合新中国时代要求的，一律清楚。个人情感是非常复杂、丰富的，往往沉湎于过去之中。因为一个人的过去，就是他的全部。三、红色经典的改写与红色题材的创作在世纪之交，红色经典的改编、重演，几乎成为一种潮流，尤其是影视方面。2000 年，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改编，搬上荧屏，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然后，红色题材、红色经典的改编逐渐扩散，并产生巨大影响。逐渐一些红色经典、红色题材作品被影视界改编成电视、电影。电视剧烈火金刚、小兵张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