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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寒门再难出贵子?王王第一章 被撕裂的“围城”一、突围前奏1300 多年的历史蛰伏内面的人想进来,外面的人想出去。这是钱钟书的围城被读者广为传颂的一句精言。然而无论是金丝的鸟笼,抑或深厚的城墙,触及的表意皆是一种人性的流露,一种不安和躁动的人生。围城内外的世界,作为内在的主体,其流动性是相互的,抛却现实性的优劣,起码在内心世界中具有诱惑性。而农村 80 后一代,他们则是在突围,并且是那么地义无反顾,心理上的从优感,甚至是危机感自始至终在激励着自己。冲出去的,永远都不想再回来,因为太想遗忘那不堪的回忆,太想湮没那可怕的现实。生于大山,长于黄土,沉重的泥土气息、落后的教育环境、夹带着贫困的恐惧和对未
2、来的忧虑,在政策制度的牵绊下,太多的显性与隐性因素宛若一座高不可攀、可望不可及的大山,横亘在他们能深切感知的爷辈、父 辈的一生中,结果是永远走不出去。是故,突围成为了必然,因为终 有一代人要为之承担而付出、牺牲。摘除代际的紧箍咒,打通世袭的阶层圈,变换祖辈的农身份,在特定的时代情境下成为了可能。而历史突 围的时点恰好敲打在了农村 80 后的身上,他们踩在前辈们的肩上,担起了这一重任。三代人齐上阵,现代农村最为震撼人心的一幕!千年的围城,在颓败中正一点点的剥落,时代的河流已经为之流淌到这里。内心的坚决,为自己的人生,即是承袭祖辈们的历史脚步。里程碑式的人生,是荣耀,更是未知!是故,突围成了农村
3、80 后一代的人生使命!范进:赤裸现实的代言人农民,阶层里最弱的群体;农村,社会单元中最基层的组织。由下而上,这种逆向的升迁,历史典籍儒林外史中早已为之刻画出一个伤痕累累、不忍直视的可怜者。范进,这个古代赤裸裸现实的代言人,无疑是最直白的警示。这个穷困潦倒的士人,20 时就开始应考,30 多年来,他怀着对功名的热切期望不断地应试,去接连地失败。期间,他卑怯地生活着,忍受着无尽屈辱,除了周围人的轻蔑和嘲弄外,他什么也没有得到。考了 20 多次,到 54 岁才终于考上了秀才,可是人们都认为,是宗师怜悯他, “舍与” 他的。面对如此难境,他继续扮演着“下人” 的角色,又参加了一次乡试,结果中了举人。
4、命运的大起大落,周围人的前后不同嘴脸,中举 前的鄙视和中举后的巴结,呈现出的是一幅多么市侩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范进,这个历史小说中的可怜人物,折射出的是现实生活中一个个处于社会底层拼命挣扎的穷困读书人的一生命运。他是一个群体的代表,是一个被浓缩的人生历程。他的一生无疑是突围的一生,直至年老都未放弃。真实的阶层围城就是被这样一个个未改命运的读书人前赴后继不断地撬动着,一砖一瓦地掀恳着。“三十老明经 ,五十少进士”,现实和心理的双重打击,在既得利益阶层的维护下,只要存有制度允许的前提,前赴后继就会成为读书人前进的一种姿态,所以千年的围城终究也逃不过被撕开的命运。农村 80 后大学生,读完大学就像
5、范进考上了穷酸秀才一样,没有社会地位。除非将来能够建功立业,才能像范金中了举人一般,成为家族圈的“ 寒门贵子 ”。科举吃不到的红苹果科举是读书取仕的分水岭,隋朝是读书正统的机遇期。秦朝以前,采用“ 世卿世禄”制,后逐渐引入军功爵制。那时,西周实行分封制,阶级分明。东周时,才有少量的“ 食客”“ 客卿” 等制度以外的人才凸现出来。到了汉朝,分封制逐渐被废,采用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才的察举制和中央、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的征辟制,前者缺乏客观评选准则,后者有荐者不实之现象,弊端种种。魏晋六朝时,则 采用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的九品中正制,这项制度后来成为仅限于门第出身的世
6、族的护身符,造成“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士族 ”的社会现象,严重堵塞了广大民间人才升迁的渠道。真正把读书、应考、做官三者紧密结合,从智商、能力等方面选拔人才的制度是科举制(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科举)。它开创于隋、形成于唐、发 展完备于宋、 强化于明、衰亡于清,沿袭长达1300 年。平民阶层,包括富贵阶层,终于有了攀梯入仕的机会。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最终通过科举成功向社会上层流动。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 竞争、 择优 取仕(宋代开始,科举才真正做到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单明清两朝的进士(可直接做官),就有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未做官的寒门子弟。1300 年间,科举共产
7、生了 700 多名状元,近 11 万名进士,数以百万名举人和秀才,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仅唐宋两朝,像唐代的贺知章、王勃、宋之问、王昌龄 、王 维、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杜牧等,宋代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都是 进士出身。然真正得以蜕变升迁者,只是极少数人。如隋文帝开始用分科之法选拔官员时,令各州每年贡士仅 3 人;唐代录取进士,每年不过 2030 人,少则十几人、几人。南、北宋 320 年,总共科举也就 118 次,取进士 2 万余人。元朝自仁宗至顺帝灭亡时,科举也就举办过 16 次,取进士 1139 人,国子学录 284 人,选中的人才结果最后还没受到重视
8、。明清两朝时,读书人以秀才计算,大多数时期都不下 50 万人。虽基数庞大,但除少部分人能在仕途上有所发展外,大多数人都成了原聚居区的基层知识分子,并未上迁。以清代为例,每年大概只有 40130 人的举人(候补官员,有资 格当县官)名额,而其中候补做官的人更少。以不严谨的计算方式和不科学的统计方法来看,1300 年间,每年仅录状元 1.86 名,进士 84.6 名。 读书人通过科举来改变人生命运的稻草实在让人觉得脆弱不堪,希望渺茫。高考科举的姊妹光绪三十一年(1905),最后一科进士考试,成为了科举被废的祭音。作为历 代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它无疑具有智商的考核、能力的培养、人才的挑选等社
9、会功能,是可见、可比、可控、可重复、可验证的,因此科举考试也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和接受,更成为了现代公务员考试、中高考、技能职称评定等制度的核心环节。所以,从形式上讲,高考是科举的延伸。关乎切身利益,改写人生命运,科举于古时,每一位读书人的全部人生都与其交织在一起,正所谓“十年寒窗苦度,一朝金榜 题名”。这一功用与当今的高考,并无异样。虽然科举的推动是一般人出于对功名的追求,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 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的人生激励,而不是对知识的渴望和出于对修养的提升,至少在程度上深浅有别。而高考同样也是改写人生的入场券,是命运转折的等同式,适用于 80 年代和 90 年代前半期的高考
10、青春期。 “高考=铁饭碗”,读书不要钱,国家包分配。特别是对于两手空空的农村考生,高考就是“ 鲤鱼跳龙门 ”,考上大学就是光宗耀祖,意味着此生无虞。平民要想进入权力阶层、获取功名,高考就是唯一通道,因此一场考试在一夜之间就能改变个人及家庭的命运。虽然现在“ 大学梦” 被现实敲得粉碎, “毕业 即失业”的惨状成了高考与命运不等的佐证,但对农村人而言,要想变换 身份、吃上皇粮,除了高考,别 无二路。考上大学, 户籍变迁,身份改写,有了 进入都市的门票、跨越门槛的文凭和生存立足的资本,虽 然没有快速的利益回报,但长久的发展路途却很笔直。虽然有脱胎换骨般的阵痛,却为人生找到了爆发的出口,所以,从功能上
11、来讲,科举无疑是高考的姊妹。其实,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盛宣怀效仿西方模式在天津建立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就是我国近代高考制度的发端。内部生发, 显而易 见。突围的集结号吹响民国时代,我国大部分省份都建立了省立大学,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共建立了一百多所。然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我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一直不大,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战全面爆发前,全国高校人数仅为 3 万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考更是处于停滞状态。虽然 19721976 年恢复了招生工作,实现上大学“推荐制” (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但就是把“ 政治表现、路线觉悟”(当时这样条件基
12、本人人皆能达到)放在招生条件首位的情况下,1972 年全国也仅有 13.3 万工农兵被荐入学,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机会上大学。直至 1977 年 10 月 21 日, 人民日报发表搞好大学招生是全国人民的希望的社论,全民思想意识的回归,高考才重新走上正轨。当年参考人数 570 万,最终录取了 27 万,录取率仅为 4.73%。伴随着分娩时的阵痛,高考涅槃重生,整整一代人抓住了命运改写的机会,虽然只有少数,但却是个体被历史重新赋予人生改写的机遇期,被誉为“国之复苏的第一声春雷” 。此后若干年,招生人数规模一点点增长,1979 年 468.5 万人参加高考,录取 27.5 万人,录取率为 5.87%
13、;1980 年 333 万人报考,录取28.1 万人,录取率为 8.43%;1981 年 259 万人 报考,录取 27.9 万人,录取率为 10.77%;1982 年 187 万人报考,录 取 31.5 万人,录取率为16.85%;1983 年 167 万人报考,录取 39.1 万人,录取率为23.41%1997 年 348 万报考,录取 100 万人,录取率为 29%;1998年 355 万人报考,录取 108 万人,录取率为 30.42%,首次突破 30%。而这一突破,整整用了 20 年。到了 1999 年,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160 万人,比 1998 年增加了
14、52 万人,增幅高达48%,入学率接近 15%。度量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指标,是高等教育适龄公民的毛入学率。按照美国著名学者马丁特罗的理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处于精英化阶段;超过 15%,处于大众化阶段;超过 50%,处于普及化阶段。可以看出,我国 1999 年以前的高等教育还处于精英化的阶段,而 这种精英化的教育发展模式,使得农村孩子想要突围的可能性变得很低。随着高校不断扩招,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 30%。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到了 2020 年将会提高到 40%,这就使得农村孩子突围的可能性进一步提高。2001 年,我国高考录取率首次突破 50%。2007 年,高校计
15、划招生 567 万人,与 30 年前报考人数极其接近,之后录取比例逐年提升。中国高等教育以跑步前进的速度,实现和提前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阶段。一个 阶层千年的蛰伏,终于被扩招的奇迹惊醒,高等教育门槛的降低和扩大,让更多的农村孩子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使得突围势在必行。大踏步的扩招,虽然带来了教育质量的滑坡、毕业生就业困难等问题,但对农 村 80 后一代而言,这却是为他们突围农村而吹响的集结号。突围大势所趋!二、高考信仰下的崇拜文明相续、文化承袭,读书在中国人的眼里,往往被看成是正统。读书的千年崇拜,还要追朔到科举时代。 “万般皆下品,惟有 读书高”,这样的读书信条曾在无数读书人的心里埋下了
16、自我优越的种子;“学而优则仕”的 发展道路,则为广大读书者找到了最终的归宿,萌 发出为国为民的雄心壮志。农业的束缚,自古已有,除却战争、灾荒、瘟疫等流动性的特殊变因,封建社会农、工、商的社会地位 顺序早已被固化,很大程度上促使着人们一步步靠近读书的路径。因为只有这一条合法化的上升渠道,才能最终摆脱这一被固化的命运。而现在的社会,却完全颠了个,商、工、农的排序,使得人们都在心底权衡:高考与命运,所系何为?高考与命运的等式对 80 后一代而言,儿时的宏大心愿就是上大学,他们几乎都不曾逃避过大人们对所谓“ 理想” 的追问,老 师、医生、作家、音乐家等懵懂的愿想,必然要过高考这一关卡。大学扩招前,高考就意味着“ 鲤鱼跃龙门”,大学生就是人皆艳羡的“天之骄子”。万人挤上独木桥,小学六年、初高中六年,小考中考、大考高考,如筛子般把不适者次次地筛选下来,剩下的人最终才能进入大学。有的甚至在高三就复读了 3 年,那种近乎疯狂地执着,在当时人们的心里多少都暗含着钦佩之情,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