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戏剧悲剧意识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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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论曹禺戏剧悲剧意识的建构人文与社会学院 00 中文本 1 林 孜 4 号 指导老师:陈灵强摘要:曹禺之所以能够成为 20 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与他善于吸收中西方的思想和中外文学的艺术精华是不可分割的。本文通过对曹禺前期戏剧的文本分析来考察曹禺戏剧的艺术建构:即基督教思想、原始崇拜情结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因此,曹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话剧由幼稚走向成熟的伟大历史转折。关键词 :曹禺 前期戏剧 基督教文化 原始崇拜情结 中国传统文化曹禺是公认的 20 世纪文学大师,以其经典的戏剧艺术创作著称于世,尤其是他前期创作的雷雨 、 日出 、 原野 、 北京人这四部戏,每一部都攀上了一座高峰,显示

2、了他高超的戏剧创作艺术。而这四部悲剧作品,既是一个独特完整的世界,又是一个发展变化的世界,它所蕴涵的美学意境是丰富多彩的。本文试图对这四部作品中所反映的共性及个性的东西作一番阐释,以期达到更好地理解曹禺及其戏剧悲剧意识的建构。一、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世界上杰出的戏剧家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世界、宇宙怀有终极追问意识(追问终极性的理想存在是什么和如何是,包括社会的终极形态和人生的终极意义) 。我们在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奥尼尔等伟大戏剧家的作品中都可以领略到这一点。终极追问之意识之有无决定着戏剧家灵魂的深度和高度:只有那些具有终极追问意识的戏剧家才能将自己的处境与宇宙的整体存在联系起来,使自己戏剧的

3、意义空间获得最大限度的伸展,创造出超越性的戏剧文本。曹禺作为 20 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具有追思不可理解之物的强烈爱好和探索天地之迷的执着精神,如他在雷雨序中所说的对“宇宙间许多神秘事物的一种不可言喻的憧憬” ,在其作品中也表现了较强的终极追问意识:雷雨以天地间的“残忍”为语境对人类命运的呈现和思考, 日出在天道人道的对照中对“人道”的批判, 原野在对感性生命的旷野和内在无意识结构的展示中关注“野人”的命运, 北京人作为曹禺前期的“关门戏”则在昨日北京人今日北京人明日北京人的历史维度中守望人类的未来。曹禺的终极追问意识具有多方面的精神资源,其中基督教的影响最为直接和巨大。据曹禺本人回忆

4、,他接触圣经是比较早的,小时候常到教堂去,在基督教的影响下思考人生的真谛:人究竟该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1到了青年时代, 圣经等宗教经典是他的主要读物之一。基督教的影响在他前期的戏剧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雷雨的序幕和尾声都充满了浓郁的基督教氛围已经改成教堂医院的周公馆、走来走去的修女、2皈依了基督教并将在忏悔和赎罪中度过余生的周朴园;日出更是引用了诸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将不必在黑暗里走”等七段圣经中的话语来表达戏剧的主题;原野和北京人则部分地体现了基督教的原罪-审判-惩罚和救赎的逻辑。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宇宙图式,认为在尘世之城之外还存在上帝之城(天堂) ,

5、将人内在的精神之眼从当下之境中移开,投向理想的彼岸世界。由于彼岸世界特有的乌托邦品格,对彼岸世界具体形态的追问便造就出不同的理想国。显然,这种宇宙图式既可以满足青年曹禺批判当时社会的愿望,又能为渴望“天边外”生活的他提供一个诗意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发现,在曹禺最著名的雷雨 、日出 、 原野 、 北京人中,剧中人所处的现实世界几乎毫无例外的是诅咒的对象,而不同样式的理想国则在“天边外”昭示着希望。这与基督教中的地狱-天堂二元对立结构是同构的。由此可以初步断定:基督教的二元对立宇宙图式对曹禺戏剧的深层结构的形成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基督教的天堂-地狱二分法设定了一个彻底超越的世界,然后依据此理想世界

6、来否定人当下的生存状况,号召人们完成由现实世界进入理想世界的飞跃。曹禺戏剧具有相似的结构和逻辑:在雷雨 、 日出 、 原野 、 北京人中,剧中人所处的世界都是闭锁的,是监牢、棺材、地狱,而在这闭锁的世界边缘则存在着光明的“天边外” ,即昭示希望的理想国,剧中人要想获救,就必须走向理想国。所以,曹禺的前期戏剧就具有了共同的结构-闭锁的世界(地狱)与理想国(天堂)的对照与对立。在雷雨中,周公馆是一个人间地狱,有如“残酷的井” 2,“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以逃脱这黑暗的坑” 3。与此地狱般的世界相对照,周冲则这样憧憬:“有时我就忘了现在, (梦幻地)忘了家,忘了你,忘了母亲,并且忘了我自己。我想,我

7、像是一个在冬天的早晨,非常明亮的天空,在无边的海上哦,有一条轻得像海燕似的小帆船,在海风吹得紧,海上的空气闻得出有点腥,有点咸的时候,白色的帆船张得满满地,像一只鹰的翅膀斜贴在海面上飞,飞,向着天边飞。那时天边上只淡淡地浮着两三片白云,我们坐在船头,望着前面,前面就是我们的世界。 ”4其实他构想出的是一个“没有争执,没有虚伪,没有不平等”的真真干净,快乐的地方人间天堂。由于这个理想国过于虚幻,拯救性力量过于弱小,剧中人全都走向了毁灭和受难。 日出中的现实世界也是个重复“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间地狱,在其中人们没有获救的可能性。然而作者在剧本正文前却宣称“我看见了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将不必在

8、黑暗里走,必得着生命的光” , “我又看见一片新天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说明必有一个理想国展示拯救性力量。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曹禺告诉人们:阳光生命的光是照在夯工身上的,而夯工们所唱的“日出东来,满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 5乃是寄托理想的歌谣,它表明他们心中的理想国3是一个所有的人都作为平等的劳动者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社会。虽然这个理想国在日出中没有作为实体性的力量与闭锁的世界对抗,但它隐隐地显示着必将在未来实现的拯救性力量。原野中的人物生活在由阎王中国式的地狱之王所统治的世界里,它闭锁而黑暗,活在其中无希望可言。拯救性的力量照例存在于天边外:仇虎逃脱后第一次见到

9、花金子就提到一个黄金国-“那边金子铺的地,房子都会飞,张嘴就有往嘴里送饭那地方天天过年,吃好的,穿好的,喝好的。 ”6我们看到,在整个剧情进展中,这个黄金国始终与剧中人阴暗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和对立。剧终时,并不真正相信黄金国的仇虎死了,而虔诚相信黄金国存在的花金子则逃脱了,说明理想国在原野中已经成为实在的拯救性力量:跟从它的,就必得到生命的光。 北京人所展示的现实世界恰如一口棺材,在其中只存在“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 。唯一能够拯救剧中人的是“有那样一个地方” 7一个在某处存在的明朗世界。它作为实在的力量,引导着曾瑞贞等人走出了闭锁的棺材,因而变成了实在的拯救性力量。所以,从雷雨到北京人

10、 ,曹禺戏剧呈现了理想国(天堂)战胜闭锁的世界(地狱)的过程。这一基督教的审判-拯救说有逻辑上的同构关系。虽然曹禺将基督教当作自己戏剧的精神资源,但他并不是基督徒。他曾明确说过:“他(周冲)的死亡和周朴园的健在都使我觉得宇宙里并没有一个智慧的上帝做主宰。 ”8青年曹禺追求自由的品格使他不可能成为某种教义的信徒,而是做整合各种思想资源的创造者。在借鉴基督教的二元对立结构时,他对之进行了创造性的转换:理想国不再如基督教所说的彼岸世界,而是即将在大地上实现的人间乐园。所以,曹禺戏剧性的二元对立的结构与基督教的二元对立结构具有了质的不同。这种不同恰恰说明曹禺对待各种思想资源的建构主义立场,表征着曹禺的

11、创造性。二、原始崇拜情结在曹禺这四部前期作品中,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崇古的倾向,这种倾向我们称之为“原始崇拜”情结。当然,作者并不是要求人类退回到原始社会阶段,而是对远古人类单纯质朴、自由快乐的幸福生活的憧憬,即对人样生活的追求。具体地说,曹禺的这种“原始崇拜”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内容:一、表现人类无拒无束的原始野性,对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大加赞赏;二、肯定人的劳动属性,将劳动视为人类的本质属性和人类获得幸福的根源;三、将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些道德伦理法则视为束缚人的自由发展和吞噬人的生命力的罪恶之源。从最早的雷雨开始,曹禺便一再强调“原始的生命之感”对他的创作所产生的巨大的推动力,他说过:“雷雨可以说是我

12、的蛮性的遗留 ,我如原始的祖先们对那些不可理解的现象睁大的惊奇的眼。 ”9而在雷雨的全部人物中, “我最早想出的,并且也觉得真切的4是周蘩漪。 ”10出现在剧中的蘩漪,是“一个中国旧式的女人,有她的文弱,她的哀静但她也有更原始的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 ”11曹禺说过,在全剧的人物中,蘩漪是最能让曹禺怜悯和尊敬的人。显而易见,这种“怜悯 ”是源于她的不幸遭遇,而尊敬则是源于她身上那种敢爱敢恨、不矫饰、不畏缩萎靡和困兽犹斗的勇气。原野亦然,仇虎和花金子的复仇行为,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原始生命力中所蕴藏的泼野和残酷,但正是这种原始而简单的责任感和义务

13、观念,加上他们身上那种敢做敢为、敢冲破一切束缚和障碍的气势和胆量,使得这部悲剧爆发出一种夺目的强光,令人心悸。同样的,在仇虎和花金子的身上旺盛的原始生命力和强有力的“蛮性”的反衬之下,焦大星的怯懦和无能暴露无遗。曹禺的崇古思想表现得最为充分的一部悲剧是北京人 ,他将自己对人类生活的憧憬和希望,都凝聚在“北京人”的身上。 “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的拘束,没有文明的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14、”12作者勾勒了一种人类返朴归真、臻于自由境界的人生图景。在曹禺的心目中,远古北京人的生活是自由而快乐的,他们身上洋溢出来的旺盛的生命力正是源自其不受束缚的原始野性。而崇拜“北京人”的人类学家袁任敢仿照北京人培养出来的女儿袁圆,不仅在思想上崇拜“北京人” ,行为方式上也是模仿“北京人 ”的。她俨然一派摆脱了现代文明社会所有束缚的模式。袁圆虽然已十六岁,而且身体发育远比十七八岁的女孩丰满,但她的心理发育却停留在幼儿时期。她喜怒无常, “正哭得伤心,转眼就开怀大笑,笑得高兴时忽然面颊上又挂上可笑的泪珠,活脱脱一个莫名其妙的娃娃” 。 13现代社会的文明规范对她可谓毫无浸染。她将父亲研究“北京人”头

15、骨的屋子当成“四十万年前民德尔时期的森林,持弓挟矢,光腿赤脚,半裸着上身,披起原来铺在地上的虎皮,在地板上扮起日常父亲描述得活灵活现的猿人模样。叫嚣奔腾,一如最可怕的野兽。 ”13而作者显然是带着欣赏的眼光来表现她身上那种颇有几分蒙昧色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并且将她这种单纯质朴、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当成人类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可以说,袁圆正是作者所描摹的人类的希望“未来的北京人”的蓝本。该如何看待曹禺思想上对人的原始属性的肯定和对文明社会的中的某些道德伦理规范的否定呢?应该说,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但简而言之,可以归纳为外因和内因两个方面:(一) 外因生命哲学的影响5可以说是曹禺借着“原始”的名

16、义来肯定蘩漪等人身上的强烈的生命意识,这种不屈服于任何强大的外界压力而敢于追求自由境界的反抗意识,正是体现人物悲剧精神的核心内容。悲剧精神是指人类敢于置身于鲜血淋漓的悲剧运动,在灾难中确证自己,在毁灭中提升自己,在人与命运的败仗中实现自己的精神力量,它不是悲剧的本质规定,却是悲剧焕发崇高光芒的动力源泉。 14所以,我认为推动曹禺创作自己主要剧作的乃是他的野性崇拜。众所周知,对曹禺影响最大的西方戏剧流派之一是表现主义戏剧,尤其是奥尼尔的剧作,而表现主义戏剧最重要的哲学资源就是以尼采哲学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尼采对个性独立和感性生命的热爱使他在文学家、艺术家、学者中拥有众多的知音。他终生歌颂感性生命,认为感性生命即使在受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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