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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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一、制度变迁理论 二、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中国） 三、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作用 四、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规律 五、制度变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问题时， 总是把经济制度看作是既定的前提， 假定市场经济具有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等暗含特征。 所以也就无法认识到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后起的新制度学派意识到这些暗含假设特征的严重缺陷， 指出无摩擦交易、完备的信息和明确界定的产权在现实市场经济中是不现实的。由此， 制度学派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 强调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经济增长就是社会最终产出的持续增长，也就是社会总供给和

2、总需求的持续共同增长。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人类社会不断繁衍和向前发展的 基础，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在新古典分析范式看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但 是新制度经济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观点，他们通过研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增长史得出 资本积累、劳动力、技术进步等因素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一、制度变迁 人们的交易行为，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组织约束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对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从而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也是不同的。既然经济效率与不同的制

3、度安排相关，要提高效率必然涉及制度安排的改变，即制度安排的变迁问题。一般来说，制度变迁就是一个用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来代替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 制度变迁是指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在诺思看来，经济增长的原因是，有效 的所有权体系降低了交易费用，这是靠制度的变迁作保证的。诺思秉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判断，即制度变迁的主体追求收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及其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他们都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

4、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 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交替过程（ D.C.North,1990） 1、经济发展与制度关系的观点 2、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 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的研究、 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观点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解 ） 3、有关中国制度变迁的理论 1、 经济发展与制度关系的 观点 在西方经济学的演进过程中，关于经济发展与制度的关系的认识不尽相同。根据不同学派或观点的结论来看， 对于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有一个从无视、忽略、认可到逐步重视的过程。 以卡尔

5、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为代表的模型派（ 其倡导了剑桥经济增长模型） 认为， 社会经济的增长或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的组合、配置、叠加和质变的结果， 与制度安排关系不大。 以刘易斯等人的“二元结构论”为代表的结构派和以罗斯托为代表的阶段派等虽然已经意识到经济发展和制度安排的关系， 但并不认为它和经济发展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总的来说， 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在考察经济发展或经济增长时， 强调要素的作用， 尤其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忽视制度因素的作用。 保罗 萨缪尔森就说：“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四个相同的轮子上，无论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

6、源”、“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 80 年代后期，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 思用历史与经验相结合的研究表明：历史上的经济 革命并不是由技术革命导致的，技术革命只不过是 伴随经济增长的一个现象或一个结果；是制度的创 新为技术革命铺平了道路。以诺思为代表的西方新 制度经济学自诞生以来，以其对社会经济观察的独 特视点和较强的解释现实的能力逐步融为西方主流 经济学的一部分。 2 传统的制度变迁理论 经济增长推动说。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由于经济增长所造成的， 经济增长是推动制度变迁的动力。 利益格局调整说。这种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是指由于制度环境的变

7、化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利益格局发生变化， 通过相互博弈所达成的新的制度安排。 技术决定论。这种假说将技术视为推动经济增长与制度变迁的动态原因，主张技术变迁决定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自我循环累积论。这种假说认为， 制度变迁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 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机制， 即主张制度决定论而否定技术决定论。 技术与制度互动论。这种假说认为， 制度变迁是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 不应该把两者割裂开来只强调其中一极， 而应该把两者统一起来看作为一个互动的过程。 （ 1）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的研究 （ 2）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观点 （

8、 3）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解 （ 1）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变迁的研究 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承袭了凡勃伦（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从制度方面或结构方面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研究的制度，不仅包括各类组织（公司、工会、国家、企业主协会等等），还包括社会集团的行为准则，社会意识类型。加尔布雷思自称他的研究是所谓“结构改革”，而不是“量的增减”。他不考虑所谓“经济增长”，认为对“结构”的研究比对“增长率”的研究更符合实际，制度方面的目标比“增长率”的目标更为重要。加尔布雷斯认为，应当把重心转移到“质”的方面来，应当主要采取制度分析和结构分析的方法。 加

9、尔布雷斯论证说，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有不同的生产要素成为“最难获得”、“最难替代”从而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谁掌握了这种生产要素谁就拥有了权利。他指出，在历史上土地、资本等曾先后成为这样的生产要素，所以曾存在过地主掌握权利和资本家掌握权利的时代。而当今时代，科学知识和技术已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于是权利转移到“技术结构阶层”手中。 （ 2）以科斯和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一般观点 制度变迁理论。它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其内容主要是探讨制度的起源、构成和功能，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制度变迁的主体、动力、方式、过程和类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等，旨在说明制度因素在

10、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参见：科斯等， 1996）。 在新制度经济学领域，诺思独树一帜，把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引入经济史的研究中，最终提出了宏大的制度变迁理论。长期以来，经济史的研究者更多的是进行史料的收集、整理和考证，在材料的堆砌中没有表现出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史学家改变了经济史学本身的历史，把经济学与历史考察结合起来，真正运用经济理论研究历史。不过，新经济史学的缘起还得益于理论经济学最近的一次革命 凯恩斯革命。凯恩斯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是产生了宏观经济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计量学，所有这些都成为经济史学家分析经济史的强有力的工具。诺思利用了经

11、济学的新的宏观统计技术，没有囿于以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力求以制度的变迁来解释经济增长。 在 20世纪 80年代以前，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框架局限在新古典的范围内，但到了 80年代以后，他们也感到很困惑，如诺斯说，大多数长期变迁不能简单地根据“个人主义的、理性的有目的活动这种严格属于新古典的约束”来解释（诺斯，1981）。威廉姆森也对新古典方法进行了修正，将有限理性与演进观结合起来（威廉姆森， 1985）。总的来看，此时新制度经济学循于新古典的标准形式化分析在它们处理复杂演进系统的能力方面，局限性很大（卢瑟福， 1994）。诺斯在 诺贝尔之路：诺斯 中对其制度变迁理论进行了回顾。他说，其初期的研究

12、成果（一是 1971年与戴维斯合著的 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 ，另一本是 1973年与托马斯合著的 西方世界的兴起：新经济史 ）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假设之上的，但其中有太多不合理的缺陷，诸如制度是有效率的（无论定义为何）。更严重的是，在新古典的架构下，无法解释经济陷于长期低迷的现象。另外，诺斯对制度变迁中的非理性行为和制度变迁的动态性把握也都感到困惑。 20世纪 8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家逐渐脱离新古典的束缚，也开始运用一些历史分析方法、政治分析方法和一些实证调查方法。如诺斯把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和路径依赖的思想引入到其理论中来。在其 1981年出版的 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 中，引入“

13、路径依赖”的思想，开始解释为什么“无效率”的统治会长期存在，同时考虑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作用，在该书的最后章节中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对经济史予以重新诠释。在随后写的“结构与变革”一文中，提出了一套国家理论，分析了统治者之所以创造出低效率的财产制度是因为竞争限制和交易成本限制。而后在 1990年出版的 制度、制度变革与经济表现 一书中，以政治经济的综合框架，探索长期的制度变化。在微观方面，新制度学家通过有限理性和适应性理性的假设来取代完全理性的假设，以“次优”理论和“满意”理论来超越最优化理论，在分析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时，更加重视行为分析和考虑文化、传统和环境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 从 80年代

14、以后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来看，一些老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逐渐引起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注意。如诺斯的“路径依赖”思想其实和凡勃伦的“累积性因果”的概念是相通的；另外，诺斯把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引入到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其实老制度经济学家对上述问题都有了深入的研究，如康芒斯一直都很重视政治过程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而凡勃伦则非常注重文化、风俗等社会意识形态在制度演化进程中的作用。 （ 3）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理解 在社会生产中，人不仅与自然发生关系，人与人之间也要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

15、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 1卷， 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就是生产关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切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并与它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构成一切社会形态的基本结构。这里，马克思生产关系分析框架中的经济基础实际上是有关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的经济规则和合约，即正式制度安排；而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艺术在内的意识形态则属于非正式制度安排。 马克思用两个概念来解释社会变迁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它们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其中生产力具有内在动力，它经常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是社会生产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同生产力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比较起来，生产关系一经建立，则是相对稳定的。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及其发展变化决定着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