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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物”的问题的哲学言说文化哲学视角的“物质文化”阐释所有的问题在哲学论域展开，无不围绕一般与个别、本原与生成、物质与精神、时间与空间的关系及其变相而泛起，或偏执一方，或辩证中庸，或直接改变提问方式。“物”的问题也不例外。哲学史上，如果说从具体的、个别的物体抽象出来的终极一般，是谓“物质”（客观实在性），那么，从具体的、个别的物体抽象出来的比较一般，则谓之“物”。很显然，物与物质是两个不同层面的哲学概念。换言之，与存在论阐释的哲学“物质”概念不同，“物”的哲学概念，主要规定在认识论和生存论的场域。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近代早期哲学的“实体”概念和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都是对“物”的哲学概念的分有。
2、陕西师范大学金延教授曾概括出“自在之物”的四大内涵，即刺激感官的对象，思维对象的本质，事物可感与可知性质的载体，以及绝对真理。这也基本归纳出认识论或知识论视域中的“物”观念的哲学内涵。与西方哲学对“物”的认识论阐释理路不同，中国哲学思想对“物”的诠释则主要立足于生存论视域。譬如，中国哲学上的天、地、气、器、象等概念其实意谓和指代的都是“物”观念。南京大学林德宏教授就专门考察了“ 中国古代关于物的哲学”，他逐一分析了八个中国式“物”的生成路径：天地万物、气化万物、圣人创物、百工开物、物阜民安、君子爱物、格物致知、重己役物。看得出来，中国哲学言说的“物”，其实是借“物”言志，其落脚点更在于张载的“
3、四为句”，在于成就“大写之人”。中西两种言“物”进路不同，中西两种文化也就截然不同。众所周知，西方言“物”，重在物质世界自身的改变，所以科技文化比较发达；中国言“物”，更为了衬托生长于斯的人，或为了成就人，所以人伦道德文化积淀颇丰。当年梁漱溟基于中西文化比较视野，曾指出中国对西洋文化的接受，主要是接受其先进的“物质”文化，而中国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精神生活则是高出西洋人的。马克思语境下的“物”，则更多集中于批判论域，“物化”“商品拜物教”“市民社会”“资本”“财富”等可谓代表。至于伦理学的“富裕社会”、科技哲学的“工具理性”、美学的“日常生活审美化”（包括“身体美学”）等，也可谓“物”的概念隆起从
4、而“ 物”的问题延展的新研究高地。毋庸置疑，关于“物”的相应观念及其引致的问题，无论在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还是在作为其下属八个二级学科的领域来说，都有不同向度的呈现。问题在于，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剧，“物”的问题并不限于一般的概念论争，而在于相关更多社会问题被勾连引申出来，亟待厘定。还是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总结得好，他指出，在物的问题研究中存在三方面的张力，唯物主义由作为一个正面内涵的观念变得为人所诟病；古代哲学中物的内涵与现代思想体系中的物观念；物质与精神之间的张力等问题需要在新背景之下予以分析。事实上，当下我们开展的“记住乡愁”一系列活动正是对与“故乡”有关的“物”的关注与解读。 “物
5、质文化”的哲学阐释与非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相对应，物质文化（）一般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创造的一切物质系列产品及其包涵和体现的文化，它主要涵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器物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建筑文化、新媒介文化等等。无论就外延还是内涵而言，物质文化都是一个加速度与日俱增的概念。因为人类社会在不断向前发展，人类生存空间与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延展和攀升，从而更多新的琳琅满目的“物”质性商品及其所造就并带来的文化意蕴也“现象”出来。就研究而言，物质文化研究属于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新兴域界。特定的物品或事物，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乃至思维模式交互作用的成果，也是建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及其历史进
6、程的重要载体。而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变迁，更是集中反映于各种日用消费品、媒介产品、建筑及人造空间的变化之中。从家用电器到赛博空间、从居民住宅到空间生产，从吸引眼球的各类珠宝首饰、古玩收藏到消费意识的改变，从众多“造星”选秀到梦想言说，从资本全球化到星球大战，这些“物”观念乃至“物质文化”的呈现，亟待被提升到一个更高的研究层面。事实上，“空间哲学”“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研究范式的出场，早已在“物质文化”领域的研究开了先河。为什么要重提“物质文化”呢？从社会发展来看，难以阻挡的现代性社会造就并带来的社会分化逻辑与世俗化图景，使得现代人只能在当下的时间体验中感受着历史与文化间的
7、深层“断裂感”，在格式化的空间中独自承受着文化之本土与外来、实体与象征、理论与实践、产业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生产与消费、民族性与时代性等层面的“零和博弈”和“破碎感”。这样的社会文化景致反过来要求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重新寻找生命的真谛与“意义”。问题在于，对经典“真善美”的追求不能陷入我们约定俗成乃至自欺欺人的“乌托邦想象”之中，必须承认“价值理性之限度”并把问题落实到具体的“利益”格局（包括觉醒了的利益意识、分化了的利益群体、复杂了的利益关系和正义关切了的利益分配等）之中。其中的道理很简单，尽管我们不断批判资本本身带来的社会发展“事实”及由此炮制的意识形态“神话”， 但谁也不能否认资本为持续拓
8、展全球流动新空间所作的努力，以及资本执行利润逻辑、文明逻辑和责任逻辑的合法性。同理，当众多学人致力于“以正义求发展”理念时，他们是否考虑过“以发展求正义”逻辑的优先性呢？直言之，意义的追寻势必要求人们首先直面当代世俗世界，析虑之，解释之，整合之，然后提炼之，改变之。也因此，“物”的问题浮出了水面，“物质文化”需要被合理阐释。以中国为例，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自世纪年代以来，一直处在剧变和分化的“转型”过程中，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越来越觉得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社会越是进步，财富越是增长，精神状态就越是流于缺乏深度的表面。单向度发展和高速度递增的现代化，使得人们富裕起来了，却也世俗起来了。
9、人们自嘲到，“我穷的只剩下金钱了”。这个现代化之“世俗化”过程，既让社会生活中原本的公共性维度无处安身，也让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宗教性超越维度丧失殆尽。但无论我们对“财富”“利益”等做何不屑状，“ 利益差序格局”事实上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结构的主要特征，我们必须正视之。那么，如何介入“ 物质文化”呢？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物”或“物质”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问题。具体言之， 属于文化哲学问题。下面以文化哲学研究目前遭遇的理论困境为例展开论述，期待对当前的“物质文化” 研究有所方法论指导或启示。关于文化的界定问题一般学理上，文化被冠以“狭义”和“广义”之别。狭义文化主要指涉文学、艺
10、术、宗教等独立的精神领域，它外在于政治、经济等领域而独立存在；广义文化，则统摄了人类所创造的全部内容，而且，较之于狭义文化，它更肯定文化之于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外在独立性，即非独立性和内在性。这是众所周知的，也似乎没有什么疑问。但在实际研究和运用中，问题就出现了：文化的“ 广义”之说首先得到研究者的青睐并加以罗列和评述，而后，囿于研究者自身视域和所论问题的差异，“ 狭义”文化往往成为研究者真正指陈的对象。也因此，文化研究者经常陷入大而化之的文化理论“整合”机制与具体社会历史进程中文化事象“分化”机制之间的逻辑悖论。或者，虽已注意到此一逻辑跳跃但又仅仅停留于我们司空见惯的理论思辨的辩证法（名曰“辩
11、证批判”）层面，因而永远不可能洞观到人类社会文化发展中各种复杂的社会发展现象和要素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最多只是契合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把致命的冲突变成慢性疾病，却不可能超越冲突”。一个简单的道理更在于：“一揽子”有时是解决不了诸如哲学假设问题的，休谟早有深彻的论证。事实上，与人类社会发展相关的领域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和个人行为六大领域。无论是把其中哪一领域单独提炼出来加以抽象的纯粹的理论描述和定论，都是不明智的，也一定是片面的；而无论在何种意义上对人类社会发展不进行具体领域的规律把握和深度规定性探究，其所给结论都是苍白的，难以服众的，甚至是无效的。这就是文化哲学在“文化” 界定层
12、面遭遇的逻辑悖论或曰理论谜团，属于文化哲学难以克服的“内部矛盾”。 关于现代性特别是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关系问题滥觞于西方的现代性概念，造成的观念误区就是：以物质、工具与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性的甚嚣尘上，而现代性的其他维度常被遮蔽。这种倾向事实上在诸多研究者（特别是批判西方理性文化危机者）的文化哲学视域盘点下，导致的后果可能是：原本作为整体性的文化被切割成碎片，特别是其丰富的“人文化成”内涵也被一起肢解了。这一点不但有哈贝马斯三个“合理性”分化的回应和批判，而且，这种“泼洗澡水把婴儿也一起泼出去”的做法也被美国学者华勒斯坦的“技术现代性”和“人类自我解放的现代性”扭结所隐喻。不仅如此，面
13、对“文化全球化” 和“文化性生存”的世纪，全球化与地方化或者民族化之间的矛盾也与日俱增。特别是“”事件之后，由于“民族国家”重新成为国际关系主体，那个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的“东方西方”文化冲突问题便获得了新的内涵并以另类形式（譬如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等）凸显出来。从而，文化哲学必须在新的更高的理论视野和范式转换基点上做出深生态阈的本体论承诺，使文化理论明晰化。以“现代性”为例，究竟是倾心于“全球现代性”还是青睐于“地方现代性”，抑或执著于“多重现代性”，都需要澄明之境。实际上，现代性尤其是文化现代性与民族文化认同之间所纠结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堂奥，即使仅在理论层面立言，也不是文化哲学一家能够担当
14、的，更不是文化哲学一劳永逸地能够解决的。而且，从逻辑上讲，以个性化的理由去追问知识的普遍性，也是极不自洽的。问题在于，现代性内蕴的“他者”文化和民族文化认同指向的“自我”文化，总是纠结于对“偏见”之认可度的把握。进一步，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绝对主义、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堂奥就成了又一个人类认识的“斯芬克斯之谜”。 关于文化哲学与人学、实践哲学等域界划分问题按照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划分体系， 文化哲学和人学都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下属研究学科。且不论其合理性与否，首先就文化哲学与人学的关系而言，二者在学理上，究竟是文化现代化最根本还是人的现代化最根本？谁之“文化”？“人”是谁？抑或何种
15、“现代化”？理论争论不止。换言之，究竟是人的文化？还是文化的人？何者是第一位的？这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循环论证”解释就能服众的。即使可以凭借“文化就是人化”或者“人是文化的存在”得以理论圆融，却为何又要开显文化哲学和人学不同向度？而即使假借生物学同一性（譬如人性恶或人性善）规制“文化人”的同一性（主要是文化比较研究诉求的民族文化认同趋向），逻辑上却遭遇苏格拉底所说的“没有分清原因和条件”的诘难。其次，文化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也不像有的学者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文化哲学”断言，就可以一代而过的。再次，“文化的哲学研究”与“哲学的文化研究”关系不能仅仅按照历史进程的先后（历时态）给
16、予“线性发展”式的评述，而要在共时态层面上进行立体式的本质考量，诚如政治哲学的政治学界定和哲学界定争论。一言以蔽之，就是文化哲学的历史定位与“位阶划分”，依然在前行的路上，需要上下求索。关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特殊性”或“特色”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文化发展面临融“历时态”与“ 共时态”为一体的“特殊性”现实存在，无疑增加了文化哲学进行理论透视和提炼的难度。而且，目前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为龙头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哲学之“文化诉求”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中心边缘”错位或者理论与实际“脱节”之嫌。固然我们可以设定文化和经济是社会发展的不同领域， 可以并行不悖，或者可以想象“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和谐变奏曲，但问题是，所唱文化是否真正属于文化哲学所蕴涵所言说的文化？以“文化产业”名义复兴的文化究竟还有没有人文意蕴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