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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报酬递增经济学,参考文章： 贾根良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报酬递增经济学:回顾与展望 阿林杨格 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 ,80年代中期以来，新增长和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及布赖恩阿瑟对报酬递增“路径依赖”过程的处理，重新引起了人们对报酬递增理论的浓厚兴趣。,但深入研究可以发现，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思路: 前者试图通过外部性概念把报酬递增重新引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 后者强调历史、偶然事件以及制度等因素的重要性，放弃了均衡分析的方法。,报酬递增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对此也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当新古典经济学兴起以后，除极少数几位经济学家继续在探索报酬递增通向解释现实的道路上踽踽独行以外
2、，报酬递增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几乎被完全清除出去了，以致于主流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不确定性、创新、技术和制度变迁这些重大理论问题，不能解释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长期陷入停滞不前的境地，不能解释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持续提高生活水平的原因以及国家间生产率增长的趋异，不能解释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与危机，更不用说面对前苏联东欧巨变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了。,亚当.斯密,长期以来，报酬递增在经济理论中之所以处于不稳定的地位，从思想发展过程的承续角度来看，源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两种不同理论思路，“斯密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经济均衡和经济进化的两种理论”。卡尔多认为这两种理论分别处理了市场的配置功能和创造功能。这两
3、种不同的思路在国富论中没有明显的冲突，但当边际主义开始致力于分析上的精密化时，斯密未能把这两者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所导致的种种矛盾就凸现出来了。,国富论就是围绕两个不同经济分析领域的定理展开的，即生产中的劳动分工是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而新的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的扩大，斯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 。 这种自我持续的增长过程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这是一种累积因果的过程。然而对这种循环累积因果过程的认识，只是后来由杨格在其经典论文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1928）中完成的。,斯密在论分工的原因中提出分工累积发展的原因在于人类的交易倾向，
4、结合道德情操论等著作，很明显对斯密来说报酬递增的深刻根源在于人类社会的合作行为，而合作问题本质上是制度安排及其变迁问题，除马克思以外，这个问题在报酬递增经济学家的论述中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重又引起了人们对分工问题的兴趣，但由于其新古典方法的局限性，我认为它对报酬递增的处理是不妥当的,斯密分工理论的另一重要遗产是，它把报酬递增的源泉归于技术变迁。在斯密的理论中，技术变迁是以分工展现出来的。与新古典经济学把技术变化看作是“生产函数”的移动不同，斯密把技术变迁看作是生产实践改进的过程，它来自于经验积累，或协作效应的提高，更好地生产方法，技能培训以及机器的采用等。机器的采用替代
5、了劳动，开辟了新的产业部门，以至于使科学技术、现代实验室成为越来越细密的产业部门。技术变迁以分工加速知识积累的形式，成为报酬递增永不枯竭的源泉。,一般均衡理论与斯密理论框架的不一致具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一般均衡理论的基本假定是规模报酬不变，在斯密的均衡理论中这隐含地包含在单独由生产成本（不考虑需求）所决定的“自然价格”概念之中，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这明确地存在于同质和线性生产函数的假定之中，这个假定对完全竞争和利润最大化的假设来说是公理性的。均衡理论的静态性质导致了报酬递增与其框架不相容。因此，施蒂格勒感叹道，斯密定理造成了一个两难境地，“如果确是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那么典型的产业结构就必定是
6、垄断的；如果典型的产业结构是竞争的，那么这一定理就是错误的，或无重要意义。这两种情况难以否认，”这似乎是一个难解之谜。,马克思,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与新古典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不相容的,就分工理论而言，马克思比古典经济学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不均衡过程，不仅以分工概念为基础深入分析了技术变迁，而且提出了一个报酬递增导致资本主义内在演进的宏大理论。,马克思用分工的发展分析了资本主义技术发展的阶段，把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两个历史时期，工场手工业产生于分工原理应用于仍未机械化的产业，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导致了机器和大工业的诞生，这明显地包含有技术发展的演
7、化性质，但机器大工业以生产资料为起点引起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注：马克思：资本论，第40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使之本质上有别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了市场规模对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将受制于生产技术的性质。马克思从技术特性上把工场手工业区分为混成的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前者马克思使用钟表手工业做为例证，其生产组织方式可以采用包买制，后者以斯密的制针业为例，说明了垂直分工的好处。 马克思从技术性质论证分工与市场规模之关系为斯密的“两难困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答。从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来思考分工与市场规模之关系，导致了马克思关于企业内分工和社会分工之区分，
8、这一区分对报酬递增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垂直或企业内分工取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技术，而社会分工或水平分工最基本的问题是最小经济规模问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导致产业和社会经济结构的自发演进。“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91页，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企业内分工与社会分工的对立运动过程蕴含着报酬递增的机制。,从生产过程的一般性质来说，两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但从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规律来说，两者又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特有的制度性质。,如
9、上所述，马克思强调了分工过程的技术性质，这是工场手工业转化为资本主义工厂生产的基础，“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注：马克思：资本论， 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但马克思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其理论核心是分工与社会经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分工的技术发展过程受制于剩余价值生产的目的，马克思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以及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仍是最卓越的企业理论和生产理论，它揭示了报酬递增的根源来自于资本主义企业生产过程的特有性质。,不仅如此，马克思通过企业间动态过程分析，揭示了企业内分工与企业间分工（社会分工）交互作用如
10、何导致了不可逆的报酬递增过程，从而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马克思认为这种过程来自于技术变革和企业重组的动态竞争，企业的目标是攫取瞬间的剩余利润，并将它转化为长期的增长潜力，通过不可逆的，虽非长时间持续出现但却以审慎的步骤进行的技术变革与创新，走向不均衡与不平衡。,以外，通过技术变革进行的竞争不是一种最佳技术的结果，而是多种技术并存的结果，而加权平均技术排除报酬随规模和租金而递减等例外，才是决定长期正常价格的调节技术 .,最后，马克思报酬递增理论强调了动态累积的不稳定性质及其对制度变革所产生的压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后果，这种不稳定性质来源于分工（资本积累）与收入水平之间的不匹配或矛
11、盾。,二、承前启后：马歇尔和杨格,自上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学的主流致力于把经济学建立成象牛顿力学那样精密的科学，在马歇尔、瓦尔拉和杰文斯等边际均衡分析大师的带领之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到阿罗德布鲁体系，一般均衡分析技术及理论已经相当完备了。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对稳定均衡条件的探讨，为了建模的需要，不得不对其前提条件做出极其严格的假定，其中报酬递增和技术、制度变化的性质被排除在外了。但在边际均衡分析的溪流逐渐汇成强大洪流的过程中，有两位经济学家因其强调报酬递增而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马歇尔和杨格，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思想成为今天处理报酬递增的两条不同思路的直接来源。,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论及古典经济学家关
12、于分工和报酬递增的内容，并提出了对其在均衡框架中处理报酬递增问题至关重要的两个概念：代表性企业和外部经济。但由于结构变革过程的时间如此之长，在理论上以精确方法分析其全部后果是不可能的，马歇尔不得不在“其他条件不变”假定之下，采用静态方法，转向产业水平的分析。从长期角度来看，在其他条件相等情况下，代表性企业的规模由产业的一般扩张所决定。因此，需求的逐渐增加总的来说增大了企业的规模和效率。通过这种简化方式，把众多企业的差别抹煞掉了，这可能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简缩为一个点的起源。,马歇尔,代表性企业规模和效率的提高（从而报酬递增）来自于产业的一般发展，为了指明报酬递增的源泉，马歇尔在均衡分析中引入了
13、外部经济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因任何一种货物的生产规模之扩大而发生的经济分为两类：第一是有赖于这工业的一般发达的经济；第二是有赖于从事这工业的个别企业的资源、组织和经营效率的经济。我们可称前者为外部经济，后者为内部经济。”,由于意识到企业内分工所产生的内部经济之差异使竞争均衡有可能瓦解，正如古诺指出的，报酬递增（内部经济）最终将导致垄断，马歇尔规定，“我们假想不论任何时候，该厂都享有所属工业生产总规模所具有的那些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的平均份额”。而外部经济“有些决定于种类相近的生产的总量；而有些尤其是与知识的发展和艺术进步有关的那些经济主要是决定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生产总量。” 结果是外部经济的自然
14、增长成为报酬递增的唯一源泉，企业内分工、创新、技术变化等在分析框架中就被抽象掉了，分工只不过是企业水平上（企业仍做为一个点）对环境静态调整的简单机制。而且，更为严重的缺陷是，因为供求静态均衡的条件是，“如果其商品的正常生产增加，继而又减至原有的产量，则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将又回到它们在该产量上的原来位置”，,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静态可逆的报酬递增， 这说明经济进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静态可逆被琼罗宾逊批评为没有时间方向的围绕均衡点摆动的钟摆。马歇尔写道，“必须承认，这个理论和现实生活是完全脱节的，因为当任何偶然的干扰使某商品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增加，从而导致大规模的引用时，这些经济是不易丧失的。机械
15、工具、劳动分工和交通运输的发展，以及各种组织上的改进，一旦被利用之后，是不会被轻易放弃的。” 因此，马歇尔对静态均衡理论的适用性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它的限界常常为那些特别是从抽象观点来研究它的人所忽略，以致有使这种理论完全定型的危险”。无疑， 马歇尔的这种警告几乎被新古典经济学家遗忘了。,虽然马歇尔通过外部经济概念，把报酬递增纳入竞争均衡框架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但长达三十年这种解决办法并没有改观，直到二十年代初弗兰克奈特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发表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才对此提出异议。奈特在书中不仅以精确的术语定义了完全竞争的概念，而且认为，为了经济分析的目的，必须严格区分“静态”和“动态
16、”问题，“外部经济”和报酬递增归于动态领域，马歇尔把它纳入静态价格理论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斯拉伐发表竞争条件下的报酬规律（1926）时,斯拉伐认为，外部经济的概念与局部均衡不相容，报酬递增和报酬递减与完全竞争存在内在冲突，只有报酬不变才与完全竞争相一致。当时的主导思想是，为了处理报酬递增问题，有必要放弃完全竞争的假定，转向垄断竞争的厂商理论。,克拉彭（1922）认为外部经济不能归于任一产业，因而是一个空的“经济匣子”，奈特指出，一个产业的外部经济或许是（也许说必定是）另一产业的内部经济，后者就会走向垄断；前一产业作为后一产业的消费者也就不一定能分享这种经济。,针对经济理论日益忽视分工、报酬递增与增长问题的倾向，杨格强调指出，斯密定理是“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 .为了发展斯密的思想，杨格从庞巴维克那里借用了迂回生产这个概念，但与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不同，杨格的迂回生产不是取于利率水平，而是取决于市场规模的大小，这仍是期密定理的思想，但杨格提出的迂回生产理论把分工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一点也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价值理论的基础，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