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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读琵琶行近年来,许多文章在重新解读琵琶行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语文学习2004年第11期刊发了周良华的解读须有历史背景知识,指出:“白居易并不认为像琵琶女这样做倡伎是被损害的、被侮辱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琵琶女自己也不这么看自己,否则这天涯沦落人之恨就不成立了。”周老师在分析了历史背景后还说:“为倡并不是不光彩之事。”并引用高罗佩的话“每个城市都以它的艺妓为荣,她们经常出现在一切公开的庆祝活动中”为证。阅读与鉴赏(教研)2007年第03期也刊登了管素莉、邓维策的的文化意识分析,文中提到:“(琵琶女)毕竟没有受人欺凌、侮辱,夜深忽梦少年事,她对少年生活仍然深深地留恋,琵琶女对这一时期的生活并
2、没有所谓不幸的意识。”“白居易也是眠花卧柳、游治放荡,他怎么会把歌妓看作是被摧残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呢?”笔者认为,解读文学作品,不仅要有历史背景知识,还要全面分析历史背景,不仅历史地看,还要社会地看,更要文学地亦即人学地看,做到求真、求美、求善。上述新说失之偏颇,很难让人赞同。第一,唐代倡女虽色艺双绝,但社会地位低下,是上流社会的附庸和点缀。琵琶女“本长安倡女”,说文解字曰:“倡,乐也。”意指从事音乐歌舞的乐工艺人。廖美云在唐伎研究中认为,及至唐代,人们多以“倡”、“娼”、“妓”、“伎”等字去称谓善于歌舞的女子。(参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张国刚中国社历史评论第五辑,刘健明唐代妇女面面观唐代妇
3、女史中文专著研究述评)倡女即伎女,合称倡伎,她们主要以歌舞表演、歌舞侍宴和诗文助兴为生。从琵琶女“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叙述中便可管窥一斑。许多倡伎还被官僚贵族当作工具使用,被称之为“暖手”、“妓围”、“肉台盘”,当然也可以像工具一样出卖,送人,交换其它物品。(参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一些倡伎由于年轻貌美,技艺精湛而被买来卖去,直到年老色衰被遗弃,落到“愁脸无红衣满尘,千家万户不容身”(长孙佐辅伤故人歌伎)的地步。有些倡伎为逃避遭玩弄的命运,不得不出家为尼,卢纶过玉贞公主影殿诗云:“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第二,世俗
4、社会也并不认为为倡就是光彩之事。唐代许多倡伎来源于买卖,误堕风尘,罪人家小籍没,这可是社会上引以为耻的事。唐末五代作家王仁裕玉堂闲话:“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令咏蔷薇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参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据全唐诗薜涛诗集:“涛八九岁知声律。一日,其父郧指井梧曰:庭院一古桐,耸干入云中。涛应声云云(即“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笔者注)。父愀然久之。后果入乐籍。”也许正因为倡伎中才艺出众者多,以致社会上视工于诗文乃不良女子所为,造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刘健明在唐代妇女面面观唐代妇女
5、史中文专著研究述评)中说道:“我们切不能因为少数几段士妓爱恋,而过分渲染夸大唐代的士妓关系。因为平心而论,自古迄今,人们对妓女这一阶层女性的观感并无太大改变,即使时而会有“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异象,但那也只在经济消费上的情形如此,并不代表妓女在社会地位已提升至与一般妇女无异的程度。”(参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张国刚中国社历史评论第五辑)我们不否认白居易“也是眠花卧柳,游治放荡”,但那是时尚使然。北宋张端义贵耳集说:“唐人尚文好狎。”一些官僚士大夫之家,大都蓄倡养伎,并以此炫耀自己的豪富:“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白居易与牛家伎乐雨夜合宴)不少诗人,还
6、携伎游山玩水。元稹诗云:“各携红粉伎,俱伴紫微郎。”就连质朴的杜甫,也参过狎伎活动。他的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伎纳凉晚际遇雨二首有句云:“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参见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2年第10期:肖文苑唐诗与倡伎)。白居易自中书舍人任杭州刺史,曾携伎泛舟太湖五昼夜。清代赵翼就此作诗曰:“想见当时疏禁网,尚无官吏宿娼条。”唐无禁倡之律,反有探花之规。唐代进士初及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曲江宴会,带着一群倡伎,尽情欢狎,不拘礼节,旁若无人。但就是连“眠花卧柳,游治放荡”的白居易,也曾向社会大声疾呼:“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太行路)“
7、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妇人苦)“少亦苦,老少苦,少苦老苦两如何?”(上阳白发人)反映出作者同情,怜惜女性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于作者本人的行为,是受历史的局限而不可超脱,在其意识深层中仍然藏有士大夫的优越感,他没有要求自己不去狎伎,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状况,对此我们亦不能苛求古人。第三,“每个城市都以它的艺妓为荣”并不意味着每个艺妓都以自己的职业为荣,除少数“今朝有酒今朝醉”,只图一时享乐者外,“万里碧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柳永迷仙引)是大多数倡伎向往的归宿。琵琶女在“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中不就流露出一种过普通女子那样正常家庭生活的微弱而渺
8、茫的憧憬与渴望吗?然而,“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鱼玄机赠邻女),倡伎中能像名伎董小宛那样找到真心相爱的冒襄的,毕竟不多,更多的是“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薛涛春望四首其二)。“妾本倡家,自知非匹”(唐传奇霍小玉传)是她们心中永远的自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严蕊卜算子),即使是一些名妓,在表面风光奢华的背后,也掩藏着无尽的辛酸。她们虽过着贵如王侯的生活,却深知自己处境卑贱。正如敦煌词望江南所唱:“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池边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思爱一时间。”许多倡女并不沉迷于灯红酒绿的生活,而羡慕平民女子的自由之身,甚至为不能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好女人”而
9、悲叹。名伎徐月英的叙怀就表达了她那哀怨之情:“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处用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而白居易也用“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的音乐描写,让我们了解到琵琶女不得志的一生。倡女能极好地控制自己手中的乐器,甚至能用色艺极好地控制男人的情绪,却始终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琵琶女年轻时色艺双绝,名噪教坊,“五陵年少争缠头”,生活中也就有了“少小时欢乐事”。但这样的欢乐是用色艺换来的,未尝不含着悲苦。“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所谓“荡子”,不一定是现在所说的浪荡之人,而是指那种经常在外游荡,很少回家的人。琵琶女脱离欢场泪歌的羁绊,在“年长色衰”之时“
10、委身贾人妇”。唐代从事商贾业的人日见增多,而作为他们的妻妾却独守空房,自身寂寞无法排遣,难免会产生怨恨之情:“嫁与商人头欲白,未曾一日得双行。”(唐刘得仁贾妇怨)甚至喊出“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唐刘采春罗贡曲)的怨言。和其他商妇一样,琵琶女也是“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江开商妇怨)。她的商人丈夫就“重利轻别离”,分别已达两个月之久,“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比翼连理、相厮相守、共伴人生的愿望落空,自身寂寞无法排遣,在孤独、凄清、冷落的生活中,琵琶女“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并非就是对少年生活的留恋,更多的是对逝去的青
11、春年华的痛惜,是一种自我价值被忽略的痛苦,也是一种心理平衡的追求。正所谓“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李益江南曲)美人迟暮,知音难觅,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物质与精神的矛盾,便是琵琶女的“沦落之恨”。遭君王贬谪的白居易与遭丈夫冷落的琵琶女具备了类比的条件,由此不难理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了。因此,就算诗人夜遇琵琶女真如洪迈所说的纯属虚构,是诗人用来抒发他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但这个有血有肉的“喻体”却具有高度的典型性,概括了她所代表的那个特殊群体的共性。“通过这个典型形象,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们、艺人们的悲惨命运。”(唐诗鉴赏辞典第882页)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而当前所谓新解,被历史的表象所惑,将倡伎的地位提高到与一般妇女无异,甚至“作一个不是很恰当的类比,唐代的琵琶女相当于当今社会的明星大腕”,进而认为没有琵琶女昔日的风光奢华就没有前后的巨大落差,也就没有琵琶女的“天涯沦落之恨”。这未免忽略了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所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也忽略了琵琶女这个典型人物所生存的典型环境,甚至忽略了她作为一个女性角色的存在,只将其当作一个历史符号进行强行解读,从而得出似是而非的判断。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