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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解读琵琶行近年来，许多文章在重新解读琵琶行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语文学习2004年第11期刊发了周良华的解读须有历史背景知识,指出：“白居易并不认为像琵琶女这样做倡伎是被损害的、被侮辱的，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琵琶女自己也不这么看自己，否则这天涯沦落人之恨就不成立了。”周老师在分析了历史背景后还说：“为倡并不是不光彩之事。”并引用高罗佩的话“每个城市都以它的艺妓为荣，她们经常出现在一切公开的庆祝活动中”为证。阅读与鉴赏（教研）2007年第03期也刊登了管素莉、邓维策的的文化意识分析,文中提到：“（琵琶女）毕竟没有受人欺凌、侮辱，夜深忽梦少年事，她对少年生活仍然深深地留恋，琵琶女对这一时期的生活并
2、没有所谓不幸的意识。”“白居易也是眠花卧柳、游治放荡，他怎么会把歌妓看作是被摧残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呢？”笔者认为，解读文学作品，不仅要有历史背景知识，还要全面分析历史背景,不仅历史地看，还要社会地看，更要文学地亦即人学地看，做到求真、求美、求善。上述新说失之偏颇，很难让人赞同。第一,唐代倡女虽色艺双绝，但社会地位低下,是上流社会的附庸和点缀。琵琶女“本长安倡女”，说文解字曰：“倡，乐也。”意指从事音乐歌舞的乐工艺人。廖美云在唐伎研究中认为，及至唐代，人们多以“倡”、“娼”、“妓”、“伎”等字去称谓善于歌舞的女子。（参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张国刚中国社历史评论第五辑，刘健明唐代妇女面面观唐代妇
3、女史中文专著研究述评）倡女即伎女，合称倡伎，她们主要以歌舞表演、歌舞侍宴和诗文助兴为生。从琵琶女“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的叙述中便可管窥一斑。许多倡伎还被官僚贵族当作工具使用，被称之为“暖手”、“妓围”、“肉台盘”，当然也可以像工具一样出卖，送人，交换其它物品。（参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一些倡伎由于年轻貌美，技艺精湛而被买来卖去，直到年老色衰被遗弃，落到“愁脸无红衣满尘，千家万户不容身”（长孙佐辅伤故人歌伎）的地步。有些倡伎为逃避遭玩弄的命运，不得不出家为尼，卢纶过玉贞公主影殿诗云：“君看白发诵经者，半是宫中歌舞人。”第二，世俗
4、社会也并不认为为倡就是光彩之事。唐代许多倡伎来源于买卖，误堕风尘，罪人家小籍没，这可是社会上引以为耻的事。唐末五代作家王仁裕玉堂闲话：“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令咏蔷薇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参见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据全唐诗薜涛诗集：“涛八九岁知声律。一日，其父郧指井梧曰：庭院一古桐，耸干入云中。涛应声云云（即“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笔者注）。父愀然久之。后果入乐籍。”也许正因为倡伎中才艺出众者多，以致社会上视工于诗文乃不良女子所为，造成“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刘健明在唐代妇女面面观唐代妇女
5、史中文专著研究述评）中说道：“我们切不能因为少数几段士妓爱恋，而过分渲染夸大唐代的士妓关系。因为平心而论，自古迄今，人们对妓女这一阶层女性的观感并无太大改变，即使时而会有“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异象，但那也只在经济消费上的情形如此，并不代表妓女在社会地位已提升至与一般妇女无异的程度。”（参见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张国刚中国社历史评论第五辑）我们不否认白居易“也是眠花卧柳，游治放荡”，但那是时尚使然。北宋张端义贵耳集说：“唐人尚文好狎。”一些官僚士大夫之家，大都蓄倡养伎，并以此炫耀自己的豪富：“两家合奏洞房夜，八月连阴秋雨时。歌脸有情凝睇久，舞腰无力转裙迟。”（白居易与牛家伎乐雨夜合宴）不少诗人，还
6、携伎游山玩水。元稹诗云：“各携红粉伎，俱伴紫微郎。”就连质朴的杜甫，也参过狎伎活动。他的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伎纳凉晚际遇雨二首有句云：“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参见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82年第10期：肖文苑唐诗与倡伎）。白居易自中书舍人任杭州刺史，曾携伎泛舟太湖五昼夜。清代赵翼就此作诗曰：“想见当时疏禁网，尚无官吏宿娼条。”唐无禁倡之律，反有探花之规。唐代进士初及第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曲江宴会，带着一群倡伎，尽情欢狎，不拘礼节，旁若无人。但就是连“眠花卧柳，游治放荡”的白居易，也曾向社会大声疾呼：“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太行路）“
7、须知妇人苦，从此莫相轻。”（妇人苦）“少亦苦，老少苦，少苦老苦两如何？”（上阳白发人）反映出作者同情，怜惜女性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于作者本人的行为，是受历史的局限而不可超脱，在其意识深层中仍然藏有士大夫的优越感，他没有要求自己不去狎伎，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种状况，对此我们亦不能苛求古人。第三，“每个城市都以它的艺妓为荣”并不意味着每个艺妓都以自己的职业为荣，除少数“今朝有酒今朝醉”，只图一时享乐者外，“万里碧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柳永迷仙引）是大多数倡伎向往的归宿。琵琶女在“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中不就流露出一种过普通女子那样正常家庭生活的微弱而渺
8、茫的憧憬与渴望吗？然而，“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鱼玄机赠邻女），倡伎中能像名伎董小宛那样找到真心相爱的冒襄的，毕竟不多，更多的是“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薛涛春望四首其二）。“妾本倡家，自知非匹”（唐传奇霍小玉传）是她们心中永远的自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严蕊卜算子），即使是一些名妓，在表面风光奢华的背后，也掩藏着无尽的辛酸。她们虽过着贵如王侯的生活，却深知自己处境卑贱。正如敦煌词望江南所唱：“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池边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思爱一时间。”许多倡女并不沉迷于灯红酒绿的生活，而羡慕平民女子的自由之身，甚至为不能做一个三从四德的“好女人”而
9、悲叹。名伎徐月英的叙怀就表达了她那哀怨之情：“为失三从泣泪频，此身何处用人伦。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而白居易也用“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的音乐描写，让我们了解到琵琶女不得志的一生。倡女能极好地控制自己手中的乐器，甚至能用色艺极好地控制男人的情绪，却始终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琵琶女年轻时色艺双绝，名噪教坊，“五陵年少争缠头”，生活中也就有了“少小时欢乐事”。但这样的欢乐是用色艺换来的，未尝不含着悲苦。“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所谓“荡子”，不一定是现在所说的浪荡之人，而是指那种经常在外游荡，很少回家的人。琵琶女脱离欢场泪歌的羁绊，在“年长色衰”之时“
10、委身贾人妇”。唐代从事商贾业的人日见增多，而作为他们的妻妾却独守空房，自身寂寞无法排遣，难免会产生怨恨之情：“嫁与商人头欲白，未曾一日得双行。”（唐刘得仁贾妇怨）甚至喊出“莫作商人妇，金钗当卜钱”（唐刘采春罗贡曲）的怨言。和其他商妇一样，琵琶女也是“嫁郎如未嫁，长是凄凉夜”（江开商妇怨）。她的商人丈夫就“重利轻别离”，分别已达两个月之久，“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比翼连理、相厮相守、共伴人生的愿望落空，自身寂寞无法排遣，在孤独、凄清、冷落的生活中，琵琶女“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并非就是对少年生活的留恋，更多的是对逝去的青
11、春年华的痛惜，是一种自我价值被忽略的痛苦，也是一种心理平衡的追求。正所谓“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李益江南曲）美人迟暮，知音难觅，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物质与精神的矛盾，便是琵琶女的“沦落之恨”。遭君王贬谪的白居易与遭丈夫冷落的琵琶女具备了类比的条件,由此不难理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感叹了。因此，就算诗人夜遇琵琶女真如洪迈所说的纯属虚构，是诗人用来抒发他自己的“天涯沦落之恨”，但这个有血有肉的“喻体”却具有高度的典型性，概括了她所代表的那个特殊群体的共性。“通过这个典型形象，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中被侮辱、被损害的乐伎们、艺人们的悲惨命运。”(唐诗鉴赏辞典第882页)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而当前所谓新解，被历史的表象所惑，将倡伎的地位提高到与一般妇女无异，甚至“作一个不是很恰当的类比，唐代的琵琶女相当于当今社会的明星大腕”，进而认为没有琵琶女昔日的风光奢华就没有前后的巨大落差，也就没有琵琶女的“天涯沦落之恨”。这未免忽略了文学作品中人物性格所具有的丰富性和深刻性，也忽略了琵琶女这个典型人物所生存的典型环境，甚至忽略了她作为一个女性角色的存在，只将其当作一个历史符号进行强行解读，从而得出似是而非的判断。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