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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之关系 内容摘要：史家四长已经成为判断史家和史学著作的标准体系，包含才、学、识、德四个方面的内容，近人梁启超在刘知几、章学诚提出史家四长的基础之上，曲解古人之意，定要给四长排个顺序，但经过仔细理解古人之意，史家四长是没有主次先后之分的，四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 关键词：史家四长 关系 作为历史这门学科的初学者，不敢说自己有独到的见解，但学术贵在讨论，方可见真理，绝不是什么问题都等着名家大师来说了算，那还有什么研究的意义呢？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必须应该具备一些素质才行，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所谓史家“四长”。大家都知道这四长的重要性，由古到
2、今，也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峨所有的讨论都只是强调了这四长的必要，附会了古人的说法而已。后生在阅读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的“史家的四长”之后，发现了这样一个不被人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前辈提出了自己关于四长的顺序的见解，我们来看： “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元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法，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 我们从史家四长这个论点最初提出的出处来看一下，是否是这样，首先是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 “礼部尚书郑樵忠尝问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顺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
3、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夹有学而无才，亦犹良田而顷，黄金满赢，而使愚都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宝者矣。” “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实，善恶必书，便骄君贼臣知棋，此无可加者。” 两段话出处不同，意思大体相近，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对史家素质的四长理论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可谓？著书
4、者之心术也，所患夹心术者，谓真君子之心，而所养本底于粹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辩心术以仪史德，乌乎可哉。”由此可见，从刘知几到章学诚，到梁启超，都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史家必备的素质：史家四长，而也正如梁启超所言，前人所表述的四长顺序有所不同，那么是否正如梁先生说的这四长要按照“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这样的顺序来分个先后主次呢？如果不是，那又该怎样排？四者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我们先来剖析一下史家四长的含义：前文中章学诚说到“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去断以为识也”“德者诃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对于这四者的含义，是没有多大争议的，顶多是增加完善一些具体内涵。当代史家仓修良也说：“刘知几
5、所说的史才，是指史书的表达形式包括文字表达和史书编纂形成以及选择，组织史料的能力，文字表达即文采。所谓史学，指的是史事，即材料，所谓史识，是指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简单地说，史学指的是历史学家应掌握的历史知识，史料等；史识指的是见识，即对历史的见解认识能力，观点；史才指的是对历史著作的表述水平，写作能力，文采；史德指的是史书撰写者的态度和心术。这四者共同构成了判断史家是否是真正的史家，史书是否是良史的一个科学判断标准，这四者各有各的专指方面，相互依托，相互渗透，既分工又合作，缺一不可，是一个整体，就像人的左手右手，就像人的五官，无所谓主次先后，是并列的、共同发挥作用的四个部分。“史家四长”的
6、一个发展，并不是首创“史德”，因为史德的基本内容在刘知几所论的“史识”中已经具备，章学诚专门作史德来证明自己与刘先生的不同认识，只是一种误解。刘知几在“史识论”中提到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即是史德的内容，也是历史本和央的基本功能之一。刘知几还说到：“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也提出了史德的要求：秉笔直书。那么史德到底是不是应该位居才、学、识三都之上呢？章学诚曾说：“夫秽书者所以自秽，谚书者所以自谚，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意思是说那些被称为秽史，谤史的史书都是由于作都心术不正，没有史德造成的恶果，而文辞 法等其他方面都不重要于影响是否是良史、
7、信史，这种说法可能也是梁启超认定史德重于才、学、识的理由吧，但是我们知道司马迁的史记被鲁讯赞为“千古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仅仅是因为司马迁具备史德吗？史德固。刘知几的史家三长在最初提出之际，散见于史通的直言曲笔辨职等篇，“三长”是后人它集中起来说的，而旧唐书中的记载只是后人根据这个意识总结出来的，因此我们看不出“三长”的顺序，即使按“才、学、识”来理解，“才”为先，如梁启超所言，然而余观其原文“夫有才无学”又“有学无学”，很明显，辩证法思想，二者不可或缺，没有任何表明“才”重于“学”的言辞，因此在他的初衷里就没有这样一个排序的观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史德。几乎大家都认同史德是由章学诚所提出，史德就
8、是著述者的心术，被放到了四长之后。观章氏原文，人家也没有说把史德置于才、学、识之后啊，而是说“竞言才、学、识而不辨心术之仪史德，乌乎可哉”，从行文上看，只是因为时间先后，逻辑原因而后出口，愿意反倒可以理解为史德乃著史之前提，不能不着重提出，因此梁启超先生恐怕是有一点误解或武断吧。实际上，史德的提出，仅仅是对刘知几“三然重要，才、学、识也重要。有了史德、秉笔直书，忠于历史原貌，彰善惩恶，可以是信史，但要成为良史，史家还必须得具备优秀的史才、史学和史识。只有掌握丰富、全面而又真实的资料（史学），运用巧妙的布局结构和优美的文辞表达（史才），并通过洞察史实，提出科学的富有见地的观点（史识），在这个过程
9、进行的同时，又有一个公正的、正确的心述（史德）贯穿始终地指导著述，所著之史才能被称作信史、良史而流传于世。通过前面的分析，刘知几将史德包含在史识之中，没有明确提出这个概念，而章学诚把史德以刘知几的意思中分离出来，也具有他的必要和必然，因为在史德这个问题上，太多人容易犯错误。比如中国历史上各朝代修前朝史的时候，为了维护本朝统治，多有包庇本朝，丑化前朝之处，还有其他个人、单位作史以个人好恶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被讥为秽史。后人只有通过读史书来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不是每个读者都有能力或功夫去考证史书的真伪，因此史家的责任非常的重大，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史家易在史德上犯的错误有夸大、附会、
10、武断三个方面，读者不妨可以读一下染启超的这篇文章，对于理解史家为什么必须具备史德这个问题，还是很有价值的。柳治征在国史要义中提出了“历史是培养人类道德修养的源泉”，“以史为工具，求成其道”。钱穆说：“史德：有了史才与史识，又更须有史德”，一个“更”字，似乎体现了史德不同于其他三长的地位。其实，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根本目的是求真和研究历史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指导现实中人们的生产生活，它所运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所需要的史家素质，即所谓的“四长”，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有轻重之分，不能有任何偏见，在不同的场合下，四者运用的着力点也有所变化，如冯友兰所说：“着小史者，意在通俗，
11、不易展其学，而其识其才，较之学术巨著尤为需要”。强调了史识、史才在史学巨著中的重要作用。还如：“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也凭者，文也”，也表明了一部史学著作所体现出的不同方面的功用、特点，而史家四长也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缺一不可的整体。由此可见，梁启超自成一家之言，指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非对四长的认识有所创新，把史德置于才、学、识之前的做法既是妄然，也是多余，犯了其自己说的“武断”之谬。而现在又有人说“尽管刘知几史通中的直书曲笔等篇中包含了史德的内容，但像章学诚这样以心术论史德，无疑又具理论上的一个发展，“近人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有“史家的四长”一章，是结合刘、章的理论加
12、以发挥的，这个发挥，并未尽刘、章之意，但他把四长排了一个新的顺序，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还是有认识上的价值的”这个廉洁赞赏了古人，肯定了“四长”的顺序排列问题，无疑又有梁启超所说的“附会”的嫌疑。才、学、识、德是对史学工作者的最高要求，本来“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而且在当今社会现实，物欲横流，人们急功近利，学风浮躁，要潜心于史学研究更是一件十分难得和困难的事，那么，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史家呢？庞单恒主编的史学概论提出了这几点非常中肯的见解：1、不断充实和完善研究历史的理论、方法、知识结构。这里包含了才、学、识的部分内容，也是我们认识和判断历史应具备的最基本条件。当代史家
13、将大椿说：“有些史学工作者掌握了相当丰富的历史资料，却苦于提不出问题，而另外一些同志，在掌握资料后，即能敏锐地发现和提出问题，写出水平较高的论著，这里的一个重原因，就在于史识的高低之别。”（11）其实这里的史识的意思恐怕已经扩展，包含了更多的内容了吧。2、积极投身社会实践，锤炼和增强对历史的洞察力。这里着重强调了史识的问题，梁启超说：“对历史的洞察力”即是史识，为什么要有洞察力？法国史学家布洛赫这样说：“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通过现在来理解过去”，如果缺乏社会实践，就缺乏洞察力，就不能达到研究历史的目的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3、树立正确的治史态度，陶铸崇高的献身精神。这里主要讲的是“史德”的问题，
14、也是解决当前术界急功近利心态的办法。汤因此在临死前还说：“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一如既往，殚精竭虑，继续求索，而决不中辍”。且看司马迁受尽苦难作史记，班固文子兄妹相继40年终成汉书等等，没有吃苦受穷的勇气和献身精神，恐怕难于真正的人类作出贡献。综上所述，优秀的历史工作者需要具备十分完备的史学修养，这修养的内容从刘知几提出的“三长”到章学诚提出的“四长”，再到梁启超的阐发，已经形成了一个几乎所有史学工作者认同的一个标准判断体系，至于梁启超先生提出的顺序问题，实属妄然和多余，而“四长”的关系，却是一个平等地位的，相互依存，不可或缺的整体，无主次先后之分，这就是本文的观点，而史家素质要求的各个细小部分
15、，可操作性条理，以及历史学研究的更高目的，已有成果，现状及未来等问题，本文不具。注释：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摘自中国历史研究法（外二种）P130，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第2版。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二刘子玄新唐书列传第五十七刘子玄章学成史学通义内篇三史德篇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刘知几史通直书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一讲如何研究通史六三联书店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P30、中华书局蒋大椿略谈史识的形成选自唯物史观与史学P73，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第一版雅克勤戈夫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P16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张广智：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中的西方史学P243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