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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家与巴金的寻根历程小鸟怀着热烈的希望展翅想向天空飞去，但是一下子就碰着铁丝网落了下来。这时我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在自由的天空下面，却被人关在一个铁丝笼里。家庭如今换上了一个面目，它就是阻碍我飞翔的囚笼。巴金：（我的幼年） 这是青年巴金回忆儿时家庭生活的表白。 这位杰出的文学巨匠，也许是现代作家中对老中国“家”文化体认最深的一个。在他众多的作品中，那一部最具光彩、最享声誉、堪称中国新文学扛鼎之作的长篇，也是中国青春文学的第一块里程碑和不朽典范的作品，恰恰被命名为“家”。由家起始的激流三部曲，以史诗的气度写尽了一个旧式家庭在新时代里的悲欢离合。它的原型，就是位于成都北门正通顺街的李家公馆，巴金曾生活
2、了19年的家。 但和其他一些20世纪作家（萧红、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特别是台湾的乡愁作家们）相比他似乎远远够不上“家”情结最深厚的一个。他19岁从家出走的时候，他27 岁写作家的时候，他对家的态度从来都不是缱绻，不是依恋，不是眷顾；相反，是一种逃出囚笼的庆幸，是一种前脚跨出家门后脚就不准备再回来的决绝。除了“囚笼”，巴金常常用以形容家的意象还有：梦魇、阴影、魔爪、坟墓、监牢 家在“换了一个面目”之前也曾是孩子的乐园。在家中我们却嗅不到丝毫“乐园”的气息。从什么时候起，“囚笼”成了记忆的全部？是什么契机，成就了巴金这样一个决绝的家族叛逆者的姿态？ 有一个人最不能忽略：巴金的大哥李尧枚。 家的主
3、人公之一、逆来顺受的大家庭长子觉新是作为封建文化受害人角色被着力塑造的。现实生活中的大哥李尧枚也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之所以不可忽略，原因在于：家写作的初衷本来就是为了规劝李尧枚。说来有意思，巴金与长兄的关系始终情同手足，但他们对家的态度又是那样的不同。没有这个不同，也许就没有家这部杰作李尧枚越是对家庭意志委屈顺从，越是助长着巴金对家的逆反；他越是同情大哥，就越恨他，最终直接导致巴金写家劝谕大哥。 1923年，渴望自由飞翔的巴金在早就有去家之意的二哥李尧林的鼓动下决定出走。他们争取到当时已放弃个人梦想、安心主持家政的大哥李尧枚的同意，赴上海求学。行前，李尧枚殷殷嘱托：“希望你们学业完成，就回家来
4、，帮我重振家业。”他还希望巴金能考取工程系，做工程师，将来回家用得上。殊不知，小小的“家”根本羁不住巴金那急欲投身社会洪流的炽热理想。 1926年秋，离家3年的巴金不仅略无归意，他还想走得更远准备出国留学。他给大哥写信要路费。此时一方面成都的家庭陷入困顿，尧枚很犯难；另一方面在大哥看来对于家庭建设来说出国留学似无必要，所以他委婉表示了反对。后来在尧林的劝说之下，大哥终于放行，但条件是巴金到法国读工科大学，学到专长，好回成都“兴家立业”。此时的巴金已是一个热情而执着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正为建设一个那样的理想社会的伟大梦想所鼓舞。他去国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当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
5、，我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它我准备献出我的一切。”而他之所以选择法国，则是因为“法国是很多被放逐者的庇护所，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来到法国生活”（巴金答法国世界报记者问）。“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吟哦着旧俄时代这著名的诗句，巴金登上了开往法国的邮船。1928年，正在法国沙多吉里小城沉浸于左拉小说的巴金收到大哥从老家寄来的一封深情而伤感的信。他又一次意识到大哥与自己的距离。大家庭已陷入了空前的困顿，尧枚本人也厌倦了这个家，但他依旧忍辱负重地行使着自己当家人的责任。大哥仍然希望巴金和自己一样，把维持大家庭的担子共同负起来，“兴家立业”，以慰父母与祖父母在天之灵。巴金于是决定写一本有情节有思
6、想的小说给大哥看，以使他了解自己为什么不能走大哥那样的路。随后他写了灭亡他创作生涯中的第一部小说。 1929年7月，尧枚到上海看望刚回国的巴金。阔别6年的兄弟俩彻夜长谈，可一谈到家，巴金就沉默了。大哥仍然希望巴金和二哥尧林回到成都“兴家立业，共度艰难”。可那是怎样一个家呵，内囊空虚，人心险诈。大哥多病辞了工作，还要撑持着大家庭，无奈之际卖掉田产，像走钢丝一样硬撑着去做投机生意巴金静静地听着大哥凄楚的讲述，旧家生活的一幕幕奔来眼底。他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总有一天，我会把我们家的事情写成小说。”大哥对巴金拒绝跟他回成都“兴家”略感失望，但对弟弟的写作计划却极表赞同，他说：“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
7、切家族的历史”，从而热情鼓励巴金即刻动笔，而且帮他一起回忆往事，提供素材。 1931年春，巴金开始了春梦（后改名激流）的创作。巴金后来称这部家史题材作品的写作是“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觉新是焦点人物之一。巴金几乎把“家”对尧枚的戕害原封不动地搬进小说里。他还严肃地批评了觉新虽接受了新思想却坦然忍受着“暮气十足的少爷”的旧式生活。他希望以此引起大哥的警觉，有朝一日脱离这样的生活轨道。 可命运捉弄了他。作品前六章写完并于当年4月17日开始在报上连载，第二天，巴金却收到电报：李尧枚服毒自杀。曾为弟弟的写作计划“欢喜得了不得”的大哥最后竟然连一个字都没看到就匆匆而去。巴金痛苦他一个人做了家的牺牲品，痛
8、悔自己没及早动笔把大哥从深渊里挽救过来。 但就算尧枚有幸读到了家，一部小说真的能挽救一个人吗？多日后从遗书中知道大哥艰难撑持家庭的苦况，更加印证了巴金的想法：不反抗家，就得被它害死，悲剧归宿是必然要到来的。尧枚的死无疑大大增强了巴金“我控诉”的激情与力度。当家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的“家”，而成为没落文化的一个缩影，成为青春、自由的绊脚石时，纯粹“家”概念所包含的“乐园”、“亲情”等意义就被暂时遮蔽了。“家”被朦朦胧胧地视为封建文化的替身。既然封建文化一无是处，家也即乏善可陈。家里的家到处散发这一股腐朽的气息。透过年轻一代的眼光，我们感受不到丝毫值得留恋之处。家的开头结尾都有关于家的意味深长的描写。
9、第1章热血青年们在冬夜演戏回来： 有着黑漆大门的公馆静寂地并排立在寒风里。两个永远沉默的石狮子蹲在门口。门开着，好象一只怪兽的大口。里面是一个黑洞，这里面有什么东西，谁也望不见。 第40章觉慧乘上离家的船： 他清清楚楚地知道他离开家了。他的眼前是连接不断的绿水。这水只是不停地向前面流去，它会把他载到一个未知的大城市去。在那里新的一切正在生长前面的幻景迷住了他的眼睛，使他再没有时间去悲惜被他抛在后面的过去十八年的生活了。他最后一次把眼睛掉向后面看，轻轻地说了一声“再见”，仍旧回过头去看永远向前流去没有一刻停留的绿水了。 显然，巴金与大哥在家文化上的观念对立贯穿了家从孕育到问世的整个历程。正是这种
10、对立不断强化并最终完善了巴金的叛家人格。又由于家的意识形态暗合时代新潮，它问世后，很快就广为传布。借助着家的畅行，巴金本人作为“旧家庭的坚定叛逆者”的作者形象也牢牢地扎根在无数读者的心中。 也许倒是写作家5年之后的巴金回忆起“家”来更客观公正。我的幼年里就流露出了在记忆深层“家”留给巴金的温馨印迹： 是什么把我养育大的？我常常拿这个问题问我自己。当我这样问的时候，最先在我的脑子里浮动的就是一个“爱”字。父母的爱，骨肉的爱，人间的爱，家庭生活的温暖，我的确又是一个被人爱着的孩子。 巴金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所写的一系列回忆文章里都洋溢着对早年家庭生活的向往。许是因为惟有在童稚的孩子眼里，家才是没
11、有杂质的纯粹的家，它只是天真烂漫的童年天地，一个激烈的叛逆者即使有过这样的真实体验，也会有意无意地把它压进记忆的盲区。时过境迁，青春的火气已降温，怀旧的心绪潜滋暗长。他能深情款款地述说童年，这本身就在证明着心态的转变导致“乐园”意识的苏醒。家终于不再只是恐怖无情的“囚笼”。 1937年，家印行第10版，巴金在代序里谈到他对旧家庭的态度时，更正了过去说过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他坦承自己其实不能忘怀故家，他把这归因于“理智和感情的距离”。“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情，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任是怎样磨洗，也会留下一点痕迹。我想忘掉他们，我觉得应该忘掉他们，事
12、实上却又不能够。”证之以我的幼年的温情回忆，也可以看出：对“囚笼”意义上的家的激烈愤恨与批判并不曾将“乐园”意义上的家所带来的好感泯灭掉。 学者陈思和、李辉曾指出，巴金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在20世纪40年代发生了一次转变：由批判变为捍卫。（参见巴金论稿）“家”意识无疑是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巴金对家的态度在40年代前后发生微妙的变化，也属题中应有之义。我的幼年等30年代后期那些深情的回忆散文是一个预兆；40年代的作品里更是超越了对“家”的单纯的排斥，而是交织着复杂难言的情绪。1941年，流寓西南的巴金在阔别18年后终于回到了成都。正通顺街的老公馆早已几经易手，原住于此的李姓大家族已分崩离析，
13、散居各处。巴金特意到老宅寻故，“我被一种奇异的感情抓住了，我仿佛要在这里看出过去的19个年头，不，我仿佛要在这里寻找18年以前的遥远的旧梦”。阴森威严的旧宅陌生又熟悉，他一面生出许多“亲密的回忆”，一面又想起家里的亲人的遭遇，而许多新的人还继续扮演着悲剧，遂“增加了心头的黑暗”。他明白“用留恋的眼光看我出生的房屋，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我所要的东西绝不会在那里找到”。“这就是家！甜蜜的家！这不是我该来的地方。”（爱尔克的灯光）他高兴而来，痛苦而去。不管怎么说，战乱流离中的这次短暂归家，亲朋故旧的情谊一定给予了巴金一些慰藉。他在成都逗留了50天，而且仅仅1年以后他再次归乡，这次住了3个月。或许是自
14、信新的社会制度根本革除了使家成为“囚笼”的那些因素，虽然1942年巴金第一次返乡在旧宅前曾默念“这应该是最后的一次了”，但事实上解放后巴金每次返成都都没有放过到公馆旧址访旧的机会。 1956年年底，巴金奉命作为人大代表视察四川文化工作。这是一次开心之旅，身份和地位使他被热闹所包围。在市长李宗林的安排下特意到了旧宅。整个大宅基本保持原来的格局。他在每一间房子里找寻旧迹，拍照留念，“仿佛做了一场大梦”，直到天黑，还意犹未尽。这次他想的是“以后我还会再来”。 他果然又来了，而且很频繁。算起来，整个50年代后半期，他每隔一年就回来一次1958年年底和1960年，他都曾在成都小住写作。前一次他修改了40
15、年代写的著名小说、也是他所喜爱的作品寒夜；后一次他遍访亲友，观名胜，听川戏，吃川菜，实实地过了一把乡瘾。只是这次写作并不顺利，四个月里他写了五篇小说，都是他不情愿写的、配合形势的应景之作。他久已想写的群始终没能动笔，这使他不十分愉快。全国上下闹饥荒，巴金虽有特供及亲友馈赠，能吃上美味佳肴，可远在上海的妻儿却已“三月不知肉味”，甚至处于半饥饿状态，这也使巴金忧虑难过。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每到饭桌，就想到能分大半给你们吃就好了。”还有一点也令巴金惆怅：正通顺街的老宅永远消失了。废墟上建起了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的宿舍。他再也没有机会重温旧梦了。“梦里每迷还乡路，愈知晚途念桑梓。”（孙犁）从“文革”
16、噩梦醒来的巴金重又做起他的归乡之梦。“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愿化泥土）1987年，已是耄耋之年的巴金最后一次回四川。这是惟一一次有影像记录的回乡之旅，摄影机为后人提供了许多令人动容的珍贵镜头。有两个镜头令人过目难忘。一个是他看荒诞川剧潘金莲，在观众席上凝神倾听、拊掌大笑；一个是他在老宅旧址的双眼井口久久驻足、深情俯视。那亲切的乡音一定牵出了老人心底的关于家园的丝丝缕缕？从那“硕果仅存”的井口一定依稀映出了少年巴金那欢快的面容、清脆的笑声？无论如何，在那些瞬间，他不会再想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