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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约束与信贷挤压高善文 郭友 莫倩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银行体系在资本充足率约束下被迫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以及这种调整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影响。我们分析了美国1989-1992年和中国1996-1998年间的信贷挤压过程在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的表现,并结合对当前中国经济的周期状况和走向的判断预测,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从2007年起进入经济低增长和通货紧缩状态,并维持较长时间。关键词 信贷挤压 资本充足率 资本约束 引言今年年初以来,信贷增长率连续下滑,并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引发了人们对于资本充足率约束可能导致信贷过度萎缩的担心。在当前经济周期即将回落的前景下,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对中长期经济前景的影响值得深
2、入分析。本文主要关注的问题如下:在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下,商业银行体系将如何调整?更进一步,如果商业银行体系确实发生调整,那么这种调整会对实体经济部门产生何种影响?货币政策又应该如何应对?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回顾了相关的文献;第二部分介绍了美国1989-1992年期间资本约束和信贷挤压的历史经验;第三部分讨论了中国1996-1998年间的信贷挤压过程在金融和实体经济部门的表现;第四部分讨论了信贷挤压情况下货币政策的选择以及信贷挤压对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了全文。一、 文献回顾从目前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对于本文关注的第一个问题,绝大多数文献研究表明资本充足率的达标要求确实迫使商业银行
3、调整了资产结构,即降低高风险资产,增持低风险资产。例如,Keeton(1994)的研究表明在1989-1992年美国信贷挤压期间,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调整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政府债券持有增加不能被暂时性的因素所解释。此外,Berger和Udell(1994),Furlong(1992),Hall(1993), Hancock和Wilcox(1993,1994a,b),Haubrich和Wachtel(1993)以及Shrieves和Dahl(1995)等学者也估计了美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影响 对于这方面更为详细的证据,我们报告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导
4、致美国的商业银行增持政府债券,减少贷款投放。从国际经验来看,Wagster(1999)研究了加拿大、德国、日本、英国、美国的情况。研究的结果显示,从1990到1992年,由于资本充足率的约束或者更高的监管要求等因素,加拿大、英国等国 对于德国的银行来说,由于它们的监管要求较巴塞尔协议更为严厉,因此,巴塞尔委员并不坚持德国正式实施巴塞尔协议;而日本的银行由于“lantent capital”的存在,因此它们在1988年时并不存在资本充足率达标要求的压力;换言之,在Wagster(1999)的样本中,在1988-1992年间存在资本充足率达标要求的国家是加拿大、英国和美国。银行的资产结构经历了与它
5、们美国同行们类似的调整,即在显著降低贷款持有的同时剧烈增持债券。对于本文关注的第二个问题,即资本充足率要求带来的银行贷款下降是否会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绝大部分的文献研究认为难以在宏观总量层面寻找到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部分究认为资本充足率要求带来的银行贷款的下降至少打击了经济体中严重依赖于银行贷款的部门(房地产部门和中小企业部门)。总量层面数据研究的困难可能部分在于目前计量技术的局限性。但是,总量层面数据研究的困难更大的可能在于:如果资本充足率要求带来的贷款减少影响了实体经济活动,这必然要求银行贷款减少的影响不能完全被其它金融方式所弥补。而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假设似乎不能被满足。例如,Bern
6、anke 和Lown(1991)基于美国各州的横截面数据估计了银行资本充足率对贷款增速以及就业增长(衡量了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在1990-1991美国经济衰退阶段,当银行资本比例下降时,银行的贷款增长相应放缓;但银行贷款对州就业增速的关系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两位作者认为之所以银行贷款并没有显著影响到就业可能是因为银行贷款的收缩可能并没有影响到总的信用供给,换言之,其它金融中介的存在可能对冲了银行贷款下降的影响。基于总量层面数据来检验银行资本变化和宏观经济影响的困难还可能在于:宏观总量层面的数据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资本在不同银行之间分配的重要影响。举个简单但较为极端的例子,在总的
7、银行贷款可能不变或者甚至上升的情况下,一些银行资本金的显著下降可能会影响对这些银行严重依赖的借款人的经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基于总量数据做计量检验,那么我们甚至可能观察到银行资本冲击对银行借贷活动和投资活动关系与我们预期的恰恰相反,但显然我们难以就此认为资本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小心地绕开了检验宏观总量层面数据可能遇到的困难,他们采用的办法是研究银行资本的变化与那些严重依赖银行贷款部门经济活动的关系。正如我们已在前文中提到的,这些学者的研究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要求迫使银行调整了资产结构,并显著影响了这些部门经济活动。例如,Hancock
8、和Wilcox研究了信贷挤压对于房地产部门和中小企业部门 在美国,房地产和中小企业两个部门被认为严重依赖于银行贷款。贷款调整以及该部门经济活动的影响。在1997年的文章中,Hancock和Wilcox基于1986-1992年间美国47个州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州的房地产贷款的增长(包括单一家庭住宅贷款以及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和该州银行的资本比例、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指标以及州的经济状况指标等参数的关系。检验的结果显示,第一,银行资本的变化显著影响了美国房地产业的经济活动(无论商用房产还是民用房产);第二,由于住房抵押贷款市场更好的流动性,那么,相对于民用房贷而言,商业性房贷更容易受到资本冲击的负面影响尽
9、管巴塞尔协议规定的民用不动产贷款相对于商用房贷更低风险权重也会影响该结果,但该文并没有检验这一假设。在1998年的文章中,基于美国1989-1992年间47个州的面板数据,这两位学者估计了银行资本变化以及其他的一些总量经济指标(比如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对银行贷款以及小企业部门经济活动的影响。Hancock和Wilcox检验了以上因素与小企业部门就业、工资、企业数目以及州产出的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相对于大银行来说,小银行(总资产小于300万美元)贷款减少的影响被大商业银行的贷款供给增加所部分对冲。更进一步,这两位作者的研究还发现,在美国1990-1991年信贷挤压阶段,相对于大银行,小银行资本
10、金变化的影响对州经济活动(州的生产总值、就业和工资)的影响更大。在这两位学者之外,Peek和Rosengren(1994,1995a,b)等学者也研究了资本充足率要求对实体经济活动特别是房地产部门可能的影响。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更为精巧。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分析特别是对于经验性的研究来说,识别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冲击尤为重要,验证资本充足率要求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关系也并不例外。实际上,绝大多数对于这个问题的实证研究倾向于采用横截面或者面板数据控制需求层面的冲击来解决该问题。Hancock和Wilcox(1997,1998)的文章采用的正是这一方法。但是,Peek和Rosengren(1997a,b)则
11、直接引入外生的供给冲击精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他们的方法如下:考虑到日本商用房地产价格1988-1995年间的大幅回落外生于美国的信用市场,则日本商业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者分支机构的资本变化要求外生于美国的房地产需求,这样Peek和Rosengren检验了对银行贷款供给的冲击对于3个不同地区(加利福利亚、纽约和伊利诺伊)的商用房地产部门的影响。尽管这些地区在同一时期的市场条件存在显著的差异,但检验的结果显示日本商业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和分支机构的不良贷款越高,则它们在该地区的商用房地产贷款就越少。这一结果表明是资本约束而不是贷款需求的下降或者借款人可信度的下降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Peek和Ros
12、engren(1997b)还提供证据表明日本的银行在美国的分行或者分支机构的房地产贷款的减少导致了美国房地产建筑活动在1990年代的下降。他们检验了这些分行或者分支机构的金融状况、日本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美国商用房产活动的需求等因素和上述3地商用房地产活动的关系。检验的结果与Hancock和Wilcox在1997年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银行资本的变化确实显著影响了房地产活动。以上的研究表明,尽管基于各州的面板数据并不能充分证明银行资本分配的影响,但是Hancock和Wilcox关于资本约束对中小企业经济活动的研究以及Peek和Rosengren关于日本母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变化对美国房地产活动的研
13、究结果表明资本在不同银行的重新分配,不仅仅是经济中总的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于宏观经济活动有着显著影响,这同我们之前的分析 参见基于宏观总量层面数据做计量检验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一致的。上述研究也显示,当贷款的减少并不能完全被其他渠道的融资完全替代的情况下,银行贷款的变化确实影响到了宏观经济的表现;换言之,在资本充足率的约束导致了银行的信贷显著放缓时,被认为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一些部门(例如房地产部门和中小企业部门)的经济活动也经历了严重的困境,这表明银行的资产结构调整确实能够影响在广义上影响投资和宏观经济活动。当然,更广义地理解银行资本的变化和宏观经济的关系会涉及到对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的讨论。
14、关于这方面的讨论,Bernanke和Blinder(1988,1992),Romer和Romer(1990),以及Kashyap、Stein和Wilcox(1991)等人做过详细的理论讨论和实证研究,本文不再赘述,因为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是否有实证性的证据表明对银行资本要求的约束确实导致了产出的下降。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文献表明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确实影响了银行的资产结构;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在美国1990年代的早些时候,可能主要因为其它渠道的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贷款下降的影响,因此在实证方面缺乏资本充足率对总量层面宏观经济影响的有力证据,但仍有少数文献的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的确
15、打击了一些特定的部门(房地产和中小企业部门)。从长期来看,资本充足率可能会通过提升金融稳定性从而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此方面的研究更多地来自案例研究,目前尚未有确切的证据表明资本充足率要求确实提升了银行的竞争力。当然,此部分中回顾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美国1988-1992年信贷挤压对银行信贷活动以及实体经济活动的影响。关于中国信贷挤压发展对实体经济可能的影响,据我们所知,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见。而本文的一个主要贡献在于回顾了1996-1998年间中国信贷挤压对实体经济影响的历史经验,并估计了资本充足率约束对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可能的影响。我们的基本结论是,考虑到中国银行体系相对于美国更低的起始资本充足率水
16、平,考虑到中国企业外部融资中约90%的融资来源于银行贷款,我们认为如果目前的状况不能得到有效调整,那么中国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会中国宏观经济造成的打击要较美国1989-1992年间严重得多。二、 美国1989-1992年期间信贷挤压经历的简短回顾在本部分中,我们回顾了美国在1988-1992年期间信贷挤压的影响。1980年代后期,美国银行监管当局开始要求商业银行执行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并针对资本的计算提出和实施了更严格的会计标准。此前后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及其与8%最低标准的对比报告在以下的图1中。图1:1988-1996年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变化(%) 数据来源:BIS 光大证券研究所从图1可以看到,由于资本监管的原因,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资本充足率从1988年6.8%的水平提高到1993年12.1%的水平,并在随后大致稳定在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