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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造社研究chuangzaosheyanjiu,主讲林荣松,创造社与创造社作家的创作郭沫若的新诗和史剧创作郁达夫及其小说创作郁达夫的编辑实践,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一、关于创造社中国新文学影响最大的社团之一20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与代表以风格独特在五四文坛“异军突起”,起迄时间：1921年6月在东京成立，1929年2月为国民党政府查封。主要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基本倾向：为艺术(前期)，革命文学(后期)主要特点：主观抒情、浪漫、激进、情绪化刊物：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半月刊；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前期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
2、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以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工作，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8年，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
3、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文学和鲁迅等作家，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成仿吾(1891984)湖南省新化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等人建立了著名的创造社。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北公学校长。1939年奔赴敌后创建华北联合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名誉校长，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中央党校顾问。成仿吾精通德、英、日、法、俄五种语言，三次翻译共产党宣言，
4、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要贡献。,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张资平（18931959）1911年赴日留学。1921年参与组织创造社。早期小说多取材于留日生活，带有自叙传色彩。处女作约檀河之水（1920）写留日学生韦与日本姑娘芳妹的恋爱，但芳妹的母亲强行拆散了他们。韦无法弥合破碎的心灵，只好向基督忏悔。作品以哀苦之笔抒发了争取自由婚姻不得的愤懑，但在皈依宗教的过程中又削弱了社会批判的锋芒。1922年的冲积期化石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主人公韦鹤鸣也有作家自我的浓重投影。不过后来逐渐转向专写多角恋爱的性爱小说。,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郑伯奇(18951979)抗争集的小说和剧作有
5、一定社会意义。最初之课借一个留日学生在第一堂课上的遭遇和感受，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侵略性质，能激发起读者爱国感情(参阅闻一多1922年7月29日给友人的信)。虽然只是速写，但出现在反帝作品还不多的1922年颇为可贵。独幕剧抗争写热血青年同企图侮辱中国妇女的帝国主义士兵进行搏斗，表现了“五卅”以后人民群众高涨的反帝爱国热情。后来还写有短篇集打火机，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社会面貌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痛苦。郑伯奇作品大多切实朴素，在创造社成员中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色调。,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淦女士（19001974）河南唐河人，本名冯沅君。1923年秋开始以淦女士笔名，在创造季刊等刊物发表隔绝
6、、旅行、慈母、隔绝之后等“自我小说”，1926年结集为卷葹。展示了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对爱情幸福和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女主人公隽华“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的誓言鲜明地传达出五四时代觉醒的呼声。集名“卷葹”“拔心不死”的草暗示了这个题旨。鲁迅:“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王以仁（19021926）浙江天台人。本是文学研究会成员，却自觉学习郁达夫风格。代表作是8万字的孤雁，由6篇书信组成，分开来每一封信都是一个独立的短篇，合起来又是前后连贯的中篇。以第一人称“我”的叙述
7、形式，倾诉一个失业青年落魄、流浪、还乡、沉湎、最终死去的艰辛生活和心路历程。其坦率的自我暴露、病态心理的描写、直抒胸臆的自我表白、感伤颓废的格调都可以看成是郁达夫的“直接传代者”。倪贻德玄武湖之秋。叶灵凤女娲氏遗孽。,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二、生命体验与创造社小说的价值取向1、感伤:创造社小说的基本色调多愁善感的创造社作家大都命运多蹇。独特的生命体验，深深影响着他们的小说创作，思考感伤与表现感伤，成为创造社小说引人注目的现象。五四是狂飚突进的时代，也是感伤的时代。其时已经觉醒而又脆弱的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的历史嬗变中，在“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幻灭中，渲泻着自己郁积。“在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笼罩
8、于整个文坛的空气主要是感伤的。”(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而最充分体现这种倾向的，当属创造社小说。,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2、创造社小说“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创造社作家多写“生的苦闷”与“性的苦闷”，诉说着无告又无望的“青春期的感伤”。“食、色，性也。”创造社小说人物既有无以为生、难以度日的窘迫，又有有爱不得相爱、无爱不得不爱的痛苦。“名誉，金钱，妇女，我如今有一点什么？什么也没有。我我只有我这一个将死的身体。”“将亡未亡的中国，将灭未灭的人类，茫茫的长夜，耿耿秋星，都是伤心的种子。”这是郁达夫南迁和茫茫夜中人物的内心独白，反映了创造社小说人物的处境与心态。,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
9、3、创造社小说对死亡的描写中国是个重生的国度。儒学家派对死亡采取回避言死的态度，孔子认定“不知生，焉知死？”拒绝回答弟子对死亡的询问。老子所创的道家学说为国人提供了求生避死的生命哲学，认为若要避免死亡只能上溯本源返朴归真。庄子继承这一生命哲学，向往进入“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境界。生与死原本就是对立统一的，古代圣贤们这样强调，无非想表明人应该摆脱死亡的困扰而达到旷世的永恒。,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创造社小说直接写死的就有郁达夫的银灰色的死、沉沦、薄奠、微雪的早晨、清冷的午后、唯命论者，郭沫若的落叶，陶晶荪的木犀、倪贻德的穷途、周金平的邹夏千的死、注定的死、中秋月、圣诞之夜等，作品的主
10、人公都死得很凄惨也很无奈。另一些作品则渲染别无选择的求死心理。如郁达夫的茑萝行、青烟，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周金平的爱与血的交流、王以仁的孤雁、流浪等。,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创造社小说充满生命的不安和生存的危机。那些“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们，常常因生命欲望与客观环境的冲突而带来各种苦闷，又因苦闷而导致失落与空虚，最终只得以死亡或求死作为了结。郁达夫在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中表白说：“世人若骂我以死为招牌，我肯承认的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的内心苦闷就对了。”,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文艺不是以人生态度对待死亡，而是以审美
11、态度对待死亡;文艺作品中的死亡，不是一种生命存在的界线，而是一种生命存在的境界。文学作品描写死亡的审美价值，取决于死亡意识的觉醒程度和死亡体验的指向性。创造社作家不是简单地将死亡当作个体生命的终结，也不仅仅局限于审视个体面对死亡的心态。创造社小说人物面对死亡的心灵战栗，从死亡意识上看不是沉睡的浑浑噩噩的，而显得相当清醒自觉，旨在激发人争取更高的人格取项，追求更大的生命价值；从死亡体验指向性上看，既是个体的具体感悟，又具超个人的强度，对生命和人生有着更普遍更深邃的警示作用和观照意义。,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4、创造社小说的生命宇宙化倾向尼采的“艺术生理学”首先将肉体的生命引进现代中国诗学的理论
12、视域，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则使现代中国作家明白了生命意志是一个巨大的活力冲动，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将这一生命冲动的内涵界定在生命遭遇压抑的痛苦及其能量的爆发与转化上。宇宙时空的无限性与人类生存的现实时空的有限性形成极大反差，使现实时空中的人对无限的宇宙时空充满着憧憬。在现实时空中，生命终究是有限的。在常人看来，生命的有限难免会造成生命自由的有限。要使生命获得无限性的自由，就要让生命超离现实时空的制约，进入到周而复始、永无穷尽的宇宙时空中去。,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创造社小说以突出自我意识为表征，以扩展生命时空为策略，以强化主体精神为目标，总是将个体生命置放在宇宙这个宽阔的时空中，去展现其存
13、在、追求以及价值，构成鲜明的生命宇宙化倾向。在创造社作家那里，生命宇宙化是基于人性本能的生命呐喊，是生命本体的“主观的燃烧”。无论是张扬自我解放还是倾诉心灵焦虑，无论是讲述生存困窘还是感喟生命凋零，都是创造社作家生存困境与心理危机的曲折反映，同时彰显了个体生命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超越时空的精神。,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5、创造社作家的生命体验与审美追求A生命体验怎样的情绪最有资格进入创造社作家的期待视野？郭沫若认为“宇宙的核心是悲哀，是寂寞”。(创造季刊第1卷“曼衍言”)郁达夫认为人生本身即是苦，“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茑萝集自序)周全平眼中“现实的路是布满荊棘
14、的，是难遇光明的；吃的是悲哀，饮的是忧愁”(苦笑背后的冷笑)倪贻德自比是“藏在败叶之中待毙的秋蝉”，借人物之口哀叹“沦落在愁云惨雾的里面而不能自振”。(玄武湖之秋),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感伤与激昂的起伏消长、交互补，是创造社作家精神意蕴上的突出特征。在寒灰集自序中郁达夫说：“我只希望读我此集的诸君，读后能够昂然兴起”郁达夫不止一次阐述过自己的文学伦理价值观，一再赋予笔下不幸的人物善性和美德，为了弥补小说之不足，在一次演讲中还专门以青年的出路与做人为题，语重心长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郭沫若以从未衰减的社会政治热情，使小说敏锐地把握了时代脉脉搏。在文艺之社会使命中他说；“艺术可以统一人们的感情并
15、引导着趋向同一目的去行动”甚至高呼：“反抗精神，革命，无论如何，是一切艺术之母。”,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B审美追求郁达夫有个重要的美学见解：“悲哀之词易工”，“悲哀之感染，比快乐当然来得速而且切。”郭沫若坦言“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文学是苦闷的象征”，“无论表现个人也好，描写社会也好，替全人类代白也好，主要的眼目，总要在苦闷的重围中。”倪贻德承认“自从执笔以来，感觉便一天天的敏锐起来，思想便一天天的沉郁下去，每好作牢骚幽怨之语，发伤春悲秋之辞。”,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小说的现代化一开始便显现出两大体征：一方面是小说之于社会历史地位的价值确认，即从视小说为“街谈巷议”的“残丛小语”
16、，转而当作“维新”、“群治”的法宝和“为人生”、“改良这人生”的利器；另一方面是小说对于主体审美表现的功能寻证，即从视小说只能“叙述杂事”，转而确认表现人的内心要求与情绪体验。创造社的浪漫抒情小说为实现上述两大目标尽到了自己的责任，突出显示着小说现代化的美学品格。创造社作家的文化心态，是以生命感受为轴心和统摄的。在他们，生命体验跃居到第一位，文化选择退居为第二位。,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三、“杂异”：创造社小说文体的审美形态1、文体的“杂异”是文学史上一种常见的现象。中国古代文学中，稗与史的亲和，诗与画的互通，唐人的以赋为诗，宋人的以诗为词等等，都表现出这种审美理想与追求。艺术本来就讲融会贯通，利用其他文体之长，来丰富小说的表现手段，未始不是大胆创造。“杂异”是文体生长过程中一种必不可免的现象，虽则“它的本身是不调和，或者是不统一，有些迂回出乎常线，从文体向上向前的过程上看，不能不认它的本身便有当时不上不前的纯正文体以上的价值。”(陈望道:谈杂异体和大众化),第六讲创造社作家的创作,“文莫贵于精能变化”。(清刘熙载:艺概文概)文学样式假若定型，就不会有多样化的发展；一种体裁假若一
